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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其实是我以前采访中国青年党的一篇老文，刊登朋友投稿的《第三党抗战》，顺便提供给大家分享，但略作了一些修改，并不代表最近两年的情况。我估计该党目前的情况更加凋零，连曾经的官网都不见了。

文/段宇宏

你可能想不到，台湾云林县斗六市文化路61号2楼，这是昔日中国第三大党“中国青年党”的中央总部，掐指一算，它今年是创党第92年。

“青年党”党主席吴文舟年过花甲。办公室里，“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中国青年党的四色党旗分列办公桌后，四色党旗为两条黄杠夹着青白红三条杠，黄色意为“炎黄子孙”，青白红是“中华民国国旗”的三种颜色。墙上挂着“心怀大陆”、“身安台湾”两块字幅。

中国青年党早已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在政党林立的台湾只不过是二百多个小党中的一员。不过它的特殊历史渊源，使它在众小党中格外有点独特，经常受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

忆往昔，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层多为中国近现代的风云人物，却与共产党众多领导人从“少年中国学会”中裂变为二，分道扬镳。最终因抱持“最坚定反G”态度，与政敌国民党合作，迁台后在党Jin之下沦为无法施展抱负的“摆设党”。

更悲惨的状况来自台湾解严后，中国青年党不断四分五裂，党势急剧衰微。老一辈领导层去世，出现青黄不接的状况，整个党除了偶尔痛斥一下国民党和民进党外，无所作为。

2010年吴文舟接任党主席，与一帮壮心未已的同志大张旗鼓整顿党务，号称要吸纳新鲜血液，加强宣传力度，参与大陆台盟和世博活动，沉寂多年的青年党才貌似又活跃起来。青年党一度联合岛内各小党筹办“台湾政 协”，寻求小党联合，凸显“团结力量”影响台湾政治，强化与大陆沟通，追求“最终统一”，第三届会议将在不久后召开。这群热血老兵，似乎想在创党88周年之际，迎来一次涅磐。

长期以来，中国青年党一直被“内乱”所困扰。台湾戒严时期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Zhu社会党(也称“国社党”)是除执政党之外的仅有两个合法政党，怀有其它政治理念的人经常借助这两党的平台从事政治活动，这也给它在解严后的大分裂埋下伏笔。

党Jin解除后，中国青年党一下分裂出去“青年中国党、中国民Zhu青年党、中国民Zhu正Yi党、中国统一党、中国铁卫党”等十余个小政党。创党领袖李璜在1980年代末想进行党的改造，但遭到内部各派反对，加之年事已高，未抓住解除党Jin之初进行整合的大好时机。李璜去世后，党内再也没有具备他这样资历和声望的人来统合，继任者完全不适应日新月益的民Zhu化社会发展，采取消积在野态度，党势日衰。

2001－2009年，简吉元连续担任该党第十六和十七届党主席。这一届党中央班子下，党务完全废弛，在简任职末期，闹出“青年党三大案”，把这个本已衰弱不堪的政党进一步弄得内乱四起。
     
贪污腐化显然并不只是执政党的“专利”。青年党第一案是简吉元把青年党在台北市新生南路11楼的大楼党产变卖，约得1300多万元新台币，然后以300万元新台币在台北县买下另一幢办公大楼，这些财产又被简吉元过户到其子账户下。党内成员激愤之下，把简告上法庭，简被拘留四个多月。

第二案是该党组织组主任蔡宝满与简吉元策划另外成立“台中市党部”，然后大肆对外募款，所获款项又未上缴，被侵吞挪用。第三案则是该党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碧唐长期滞留大陆，以该党名义从事各种不端行为，并向大陆政协推销假药，破坏青年党形象。

三案再次引爆青年党内部危机，正值此时，简吉元身体恶化，入院开刀。结果，多人以中央党部的名义发出“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知，不过，“正统” 一派于2008年10月30底在南投竹山召开中常会，把主度职务交予林汉苍代理，免除此前两名自任的党主席和秘书长，并决定筹备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

为摆平各种纷争，直到2009年3月14日，来自全台各县市的83位代表才在竹山正式召开了“十Ba大”，改选15位中央常委、20席中执委、5席中评委，中央常务委员会投票选举吴文舟为主席。

当年9月，青年党又在竹山召开中常会，祭出严厉党纪，把简吉元、刘碧唐二人开除党籍，蔡宝满解除职务。从简吉元那里追缴回96万元新台币之外，在台北县另置的党产，被吴文舟提议将之再次出卖，所得款项除偿还债务外，作为该党基金。

吴文舟热衷茶艺，曾创办台湾冻顶茶陆羽奖，任《国民天地》杂志社社长，平时酷爱吟诗作赋。但接任党主席后，一扫闲淡作风，立即把中央党部从台北市搬到云林县，果断清理门户。
　　　　　　　　　　　　
从“十Ba大”闭幕以后，以吴主席为核心的青年党中央，首项工作是大搞基层党建。吴文舟认为，过去地方党部常有依赖中央带动的观念，这是落伍的，今后要以地方党部为动力。

第二项工作是加大宣传，效法国民党、民进党架设全球资讯网，筹建党史馆，出版《中国青年党简史》。青年党在发展新党员时，与绝大多数台湾政党不同的是，有上百年的故事可讲。

第三项工作是修改党章，重定义党的宗旨和主义。最为有趣的是，2010年3月28日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废除反G主张”之决议文。中国青年党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抗俄反G”，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反对“阶级革命”，提倡“全民革命”，“反G”态度之坚决，在民国政党中首屈一指。
     
对于放弃这一抱持近百年的主张，青年党的解释是：这一主张有其历史背景，而今天大陆通过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中共已放弃了“原教旨主义”；另外，连国共两党都共倡和平，握手言欢，共产党在台湾早已成合法政党，以前的主张早已过时。

青年党的政治主张由此更改为“爱国、民Zhu、反独、促统”，不过从创党那天即奉为党主义的“国家主义”却被坚持下来。所谓“国家主义”，即国家至上，把国家利益视为神圣本位，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观念下，抑制小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自由、繁荣和强盛奋斗，使其免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压迫。
   
国家主义这一思潮曾在全球产生过重大影响，也引起多颇多争议，曾经是中国最强势思潮之一。其崇奉者往往认为它超越了“民族主义”，克服了民族主义弊病，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不过从实际运行看，其内核中“民族主义”成分仍占极大比例，在多民族国家，则容易用来包裹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

中国青年党的党旗。

人们的印象中，“台湾本省人会偏绿”，实际上，台省籍人占九成的中国青年党至今比国民党还蓝，吴文舟在新党员的培训会上，曾作《咏中华》一诗与学员们共勉，其间对国家与民族之热爱，跃然纸上：

“百回笑、千回哭，人生总难诉，成居皇宫相府、败恐荒野曝尸，花开、花谢、有生、有死，回首中华五千年往事，皇帝奠根初，尧舜贤相扶，商纣淫无道、周礼出孔子，长城论秦皇、韩信斩柴夫、三国忆孔明、大唐李白诗，太祖回马得宋室、蒙古慓悍欧亚服，丐帮称帝掌明朝、十三皇位清终止，恍眼皆云烟、历历犹在目，风华五千年、感怀青衫湿，一杯茅台尽、或能添虚无、唯有空名留、谁怜墓草枯，今朝思中华、两岸还起伏，何日望明月、京城再会师？”

青年党第三项工作很惹争议，岛内有人厌弃有人激动亦有人愤恨，这就是筹办“台湾政协”，这也是该党今后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所谓台湾政协，即在岛内整合所有在野小党力量，成立“全国性政党和团体联盟”，集合各种有志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党团，施加政治影响力，密切与大陆的经贸和文化关系。
 
2010年6月20日，第一次“台湾政协”筹备会在台北市国军英雄馆召开，共有57个政党和3个政治团体派代表到会。一个月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吴文舟称，反应不错，响应者甚众。

台湾原本有梅峰领导的“政团联盟”，有70余个政党参加，为岛内最大的政党结盟团体，青年党本身是其中一员。该联盟对青年党的“台湾政协”热情响应。青年党的政协两次筹备大会开完后，“台湾民主共产党”总书记、陈水扁的堂弟陈天福也来拜访青年党。

“台湾政协”与其他政党联盟相较，可能更凸显“推动两系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特色。青年党的台湾政协筹委会决定成立“大陆同胞服务处”，因鉴于两岸关系推进，赴台的大陆学生和游客日益暴增，这个服务处为他们提供接待服务、纠分调处、法律援助、人道关怀，救困急助等工作。

不过这些项目急需巨额经费，在台湾所有政党都缺钱的今日，青年党亦为钱所困，要想落到实处，还得展开大量募捐活动。 因青年党积极在南部地区发展组织，串连各在野党筹建政协，自然引起另一些力量的憎恶，网站一度遭到黑客攻击而瘫痪。

2010年底，大陆的台盟北京市委邀请青年党、亲民党和中华统一促进会进京参加京台交流会，该党秘书长蔡庆敦率团前往，并在会上发表《中国青年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与《台湾政协的意义与功能》两篇论文，对于党务废驰二十年，反G近百年的青年党来说，颇具划时代意义。

中国青年党的内部纷争似乎没有终结，2013年底，又闹出“代理主席”的双包案，秘书长的石大哉与主席吴文舟互批对方不合法、是“伪中央党部”，石控诉吴文舟涉嫌侵占、伪造文书等罪，吴也痛骂石恶意中伤、恣意霸占主席职位。

石大哉说，他由18次全代会推举出任“代理主席”，2013年9月将中央党部从云林县斗六市迁回台北市，并于11月25日在台中举办党庆活动。吴文舟对此说相当不满，令“代理主席”林意珊署名发表声明，指石已于当年10月被开除党籍，但仍以党的名义举办党庆活动。石大哉说，吴任期到去年6月届满，未依党规改选，仅由少数人“集会拍照”后，径送“内政部”登录续任，经他检举，吴才指定林意珊为代理主席。吴文舟则辩解说，他获公开推举续任为主席，整个过程合法，林意珊代理主席是由中常会决议，合法性无庸置疑。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哪怕这个江湖很小！

1918年7月，李大钊、曾琦、周太玄等七人在北京创立“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就是中国青年党前身之一部分。学会效法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意大利统一建国三杰之一，另两位是加富尔和加里波第）的“少年意大利”，故取此名。

看看学会的部分成员名单，即可知它对后来历史演进颇有影响：张申府、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田汉、朱自清、左舜生、陈启天、李璜、彭云生……该学会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关心时局、欲救亡图存的知识青年社团。“五四”期间，学会成为发起运动的核心团体之一。

后来，随国际时局与思潮变化，该学会成员渐分成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科教实业救国三大路线，用今天的网络话语来映射，差不多就是“自干五”、“带路党”、“工业党”。
   
大量成员赴法留学，学会组织亦延伸至巴黎。曾琦、李璜深感“国家主义无严密组织不能应付共产党的长期进攻”，遂于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玫瑰村创建中国青年党，后来加上左舜生，成为青年党三巨头。因此，可以说，青年党和中共的创始成员多数来自少年中国学会。
   
建党会上，确定党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具体到意识和行动目标上，则是将矛头对准共产党，把苏俄与第三国际定性为对中国有野心的“外国强权”、“赤色帝国主义”，同时亦把英美德日等定性为“白色帝国主义”，强烈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专Zheng”。

   
青年党的建党宣言和所谓“十种国贼”列举中，中共成为其火力焦点，被其谩骂为“奸党”和“假借外力，争夺Zheng权之政党”的“国贼”。
 
1924年，曾李等人返国发展组织，组织的初名叫“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直到1929年才公开声称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创建后在旅法华人各团体中发起了对中共的批判讨伐，周恩来、邓小平等与之进行过多次交锋。因以“爱国主义”为号召，鼓吹国家至上，青年党支持者甚众，势头压过中共，在德国、比利时、法国多处建立支部。
 
曾李二人返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听说因为周恩来奉命回国，他们决定“跟踪追击”，誓与“国内外G产势力”奋战到底，向广大中国青年传播国家主义学说。回国以后，曾李联合以前在国内意识相似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发展组织，创办《醒狮周报》，总部也从巴黎搬到上海。

时逢孙中山准备“联俄容共”，青年党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批评活动。在现实力量对比下，青年党选择了支持北洋政府。青年党当时的组织严密程度超过国民党，仅次于中共，为中国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加之其口号甚能招揽青年人，先后在两湖、云贵川、江浙、山东等十几省建立了几十个团体和支部，党员数量激增。其领袖多为四川人,在四川组织根基尤为雄厚。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青年党被视为国民党之外的中国第二大党，其旗下的党报影响巨大，连国民党也望尘莫及。

清末民初，仅有国民党一个革命党，至上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三大党“竞相革命”的激烈态势：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中共的“阶级革命”。

因为天天痛批苏俄和中共，并将“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也骂得体无完肤，国共两党此时皆把青年党视为大敌，与之展开骂战。

在法国时，该党曾拟刺杀共产党重要成员，只是该党成员不过是一群激愤的书生，没有真正玩过刀枪，最后刺客擦枪走火反伤到自己。北伐前，该党也拟刺杀蒋介石，不过计划流产。后来国民党“清党”，与苏俄断交，两党关系才有所改善。不过青年党的舆论攻势对推动国民党“清党”有着较大影响。

1929年，该党在上海创办“行知学院”，算是自己的党校，因其抱持不与任何外国联合的思想，自办实体，既宣传国家主义又募集资金，拥有上海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国魂书店，重庆肇文书店，沈阳长城书店等众多阵地。梁实秋、闻一多同期加入青年党，在美国发起“大江会”、鼓吹“大江的国家主义”运动。

“九一八”事变，青年党较早提出“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展开了抗战活动。东北军入关后，成为各派力量明争暗夺的目标，既有少量将领倒向中共，更有大量官兵成为青年党党员，如天津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

“一·二八”淞沪抗战，青年党组织“青年铁血军”，由戴天人率领开赴前线参加战斗，交给同为青年党党员的十九路军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指挥。1932年4月，李璜受遣携捐款14万元赴北方，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支援张学良以前的秘书王捷侠等3位青年党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党员苗可秀当大队长，率队开往东北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苗可秀负伤被俘，不愿投降而就义。青年党开赴东北抗战的党员约2000余人，多数成为义勇军中坚力量之一，牺牲的党员即达700余人。

因为这种特殊影响力，加之在国难当头之际，无政治目的、专心于抗战，因此青年党与蒋介石的关系愈发改善。早在西安事变前，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员军员即写信告知总部中共在东北军中的活动，曾琦得报后曾赴洛阳劝阻蒋介石的西安之行。从1934年开始，青年党的抗战行为逐渐纳入国民政府体系，不再单独扯出自己的旗帜。

在日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青年党把外抗强权的目标暂从苏俄改为日本，并削弱了对中共的批评，从蒋介石推行“容共抗日”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青年党对中共基本采用了团结而非攻击态度。抗战中，青年党从人才财力上，基本是竭尽所能了。

后来的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战后推动宪政，皆有青年党的重要身影，它与国社党及其他党派构成了“民主同盟”的“三党三派”。青年党三巨头之一左舜生亦是民盟发起人之一，与张澜、罗隆基等在民盟任领导职务。1946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前，中国青年党退出了民盟。后来的政协会议，国民党有8席，民盟有9席，青年党有5席，中共有7席，无党派人士9席。

青年党一直赞成政治民主化、军队Guo家化，但又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势力，因而在政协中与其他党派和国民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与“中和性”。所以国民党有时觉得它“爱捣乱”，中共亦认为它“太反动”。当时作为“第三大党”，青年党势力不可小觑，在欧美诸国、中国各省和香港，皆有支部，并拥有大量报纸。

内战爆发后，中国青年党站到了国民党一边，与国社党一道参与了“制宪国大”和“国大选举”。140余人当选国大代表(百余人后赴台)，16人当选立法委员(13人后赴台)，11人当选监察院监察委员(7人后赴台)。

曾琦曾担任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李璜入阁后被指派为农林部部长，但未就任，左舜生担任农林部部长。随着内战将近尾声，三巨头和众多青年党党员不是赴台即奔走海外。

外界长期评说中国青年党在戒严时代只是国民党的“花瓶政党”，这不完全符合事实，此说主要来自大陆和激独人士，似乎只要不采用最暴烈手段反对执政党，即可归为“花瓶”。

1951年曾琦在美国去逝，青年党群龙无首，党内高层陈启天最早赴台，代理主席一职，但该党即陷入了长期激烈内斗之中，分成两派，既针砭时弊，指责国民党，也互相批评，各自成立中央，均遥奉在港不愿赴台的李璜与左舜生为首。当然，国民党当时应也乐见这种情况。

直到1968年和1969年，左舜生和李璜受蒋介石之邀，才先后赴台定居，接手党务。在对国民党的态度上，只有“反G复国”等领域才可说是他们“真诚无私”的合作，政见方面青年党照样自行其便。青年党诸多人士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自you中国”运动；1979年召开“十三大”，制定过政纲，通过党章修正，发表时局主张和大会宣言，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在政纲中照样提到“历行民Zhu宪Zheng，政党地位平等”。

而该党的涣散与分裂，即使在左李二人赴台后出现过一丝回光返照，也从未根本解决。何况二人先后被蒋介石和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涣散的青年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不过民进党后来的名人，如洪月娇和游锡等人，都借助青年党的身份，当选过省议员。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陆8个“民主党派”中有个“民革”，其实当年亦曾有过“青革”。在解放军入川后，四川作为青年党的大本营，一部分青年党员在战斗中牺牲，一部分外逃，一部分退出政治，还有30多名青年党员在受中共地下党的策反，在成都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党革命同志会”，分化瓦解了青年党在四川的力量，推动新政权加快平川的速度。不过这个“青革”在完成使命后，便被解散，没有存活下来。

放眼今日，台湾有260余个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占据八九成江山，中国青年党只是其余数百个芝麻小党之一，要想脱颖而出有所作为，其难度似乎有点形同登天。

原文曾载于《凤凰周刊》

综合 2022-01-09 18:5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