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 日新之谓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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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不是消极维持旧貌,不是僵化,不是稳定压倒一切。它意味着生机焕发。和谐的不断实现必然是在动态之中的。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观点,就是世界既有不变(道不变),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古人谓之“生”,“日新”。《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不息,与时偕行,只有生,才能变而通,通而久,这叫“生生之谓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偕行、因时而变,蕴含有生机无限的意思。而和谐的本质,也恰恰在于使矛盾体中的无限生机得到保持和释放。 

民本思想基本上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始终。它萌芽于上古社会,在《尚书》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表述,其最经典的阐示,是这几句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篇》),“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虽然秦以后的各个专制朝代,尊君成为一个思想的主流,其统治者私下里多多少少有点法家反民本的念头,不过不大敢公开与民本思想叫号。种种前人的治乱兴衰的教训,使儒家的“得人心者得天下”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一直成为正统思想。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着朕之志焉耳。”(《资治通鉴(一)》,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目录前无页码)
 
当年的统治者和学者一再探讨这个问题,得出各种结论。不过在今天,在政治文化已经十分昌明的时代背景下,这已经不是什么深奥的难题,一言以蔽之:统治者的权力不受有效的限制。换言之,不民主,也没有三权分立。
 
韩非引用慎到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
 
即使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自觉的皇帝唐太宗,也做不到,或者开始时还能做到,后期就做不到。他的以敢谏着称的历史名臣魏征在一篇奏疏《十渐不克终疏》中,不但剀切直陈唐太宗十个不能善始善终的重大政治错误,并已经初步涉及了历朝历代的君主在励精图治方面“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奥秘,就是他们对于君德的遵守和治国的要义:“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制,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何故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法家虽然引导秦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但却二世而亡。后人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它过于崇拜强暴,不重民本,不讲道德,“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打天下可以用暴力,坐天下就不能纯用暴力。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把儒家思想拿来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并且延续2000年的原因。但是,吴思先生着名的“潜规则”即血酬定律的结论和某些史家对中国专制朝代统治思想的一个观察结论相同:儒表法里。统治者们打着儒家的旗号,奉行法家的理念与办法。
 
在宋明王朝的后期,中国的君主专制已经暴露出它的落后性,其表现就是这两个王朝都亡于异族,人民更是转于沟壑,死于兵燹,经济上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早在明末,黄宗羲等人就已经发现了专制的失败,试图以另外的力量对皇帝的权力进行某种制约,这种力量,一是官僚,二是法制,三是民众。方式一是主张用平等的君臣系来限制君主专制,所谓“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原臣》);二是立公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试图通过法治的巨大约束力,把君主制度纳入“公天下”的轨道;三是设立具有议会性质的学校来监督朝政,“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当然,黄宗羲的思想未能成为社会主流,他的政治设计也未尽合理。特别是满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倒退。
 
如前所述,专制也会造成统治者的昏庸和智力低下,“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也不可与语智。就如公然否认普世价值的行为,其无耻与滑稽,实在是让人无语。

我们总应该相信,这世上有些东西,是超越人情世故,是利益所无法抵至的。

纠缠不清的,才是爱情。

凡事天朝支持的,我们皆反对;凡事天朝反对的,我们皆支持。

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

记者问武大郎,最近你老婆被西门庆强占,有何评论?大郎说:自从娘子被霸占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众所周知,潘金莲自古以来就是我老婆,我对金莲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希望西门先生认清形势,不要做破坏武西双方世代友好的事情,尽快无条件释放我老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宁可亡国,不愿亡党

国事家事房事,事不过三
欢声笑声噤声,声须一律

梁启超说,过去已去、将来未来时,倒是人生最为狼狈不堪的时候。“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郤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

当年酒狂自负。 谓东君、以春相付

忘却这种精神,草率地作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像《格列弗游记》中的勒皮他那样,使科学变成政治的帮凶、真理的背叛者,因为民众的权利或利益常与求真的美德格格不入——吾闻穷巷多怪事,彼处哪有境界可言。

然而,在民族危机的阵阵紧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辛亥先驱们不可能等着这些条件全都成熟后再来革命,正如孙中山在1905年回答严复时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勇娃,给你的回复:其实佛教的诞生之初,是先度自我,后度他人,不过到了亚洲大陆东部,就变成了为我,不为他人。儒教嘛,老夫子当初更多侧重于自我的修炼,而不是治国平天下,后人拔高了。老夫子在地下被骂,应该气得翻了n个身了。至于中国古达的法家嘛,不是法治的法,而是惩罚的罚,实为刑家也。老夫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云:劳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首先从自己出发。基督云:象爱自己一样爱他人。

老婆,我渴望我们还能像婚前一样,心与心相通,心与心交流。我真的渴望我们能回到婚前,那时,每当我读到一本好书时,你会一同拊掌叫好;当我静夜抚琴时,你会为我侧耳凝听、击节和声;当我孤独时,有你清纯的笑声在淡淡的月色里环绕我的书桌;在我们相对的目光里,在清淡的茶香中,你会不经意的流露出温柔和关切……


网载 2012-04-21 01: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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