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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国总统者，唯袁世凯、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凯不知者少，徐世昌则鲜为人知。盖袁为窃国大盗，祸国殃民，故而臭名昭着；而徐世昌一生则力主和平。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

　　 徐世昌，１８５５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存，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 徐世昌远祖由浙江迁直隶，后移居河南。日后发达，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称同乡；徐之善于拉关系、交朋友，于此可见一斑。

　　 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１６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１７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１８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２４岁为准宁县知事治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 

　　 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多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 

　　 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然而世昌在翰光一住９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但他并不急功近利，而是积极结交，疏通上下，同时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

　　 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

　　 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

　　 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 6 2l+ 
　　 徐与袁一样，即有政治野心、也有爱国热情，（袁至少在青年时代不失为一个爱国者）徐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经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

　　 徐履东之初，财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兴办实业为中心，与列强进行商战，富省、强兵、御侮的思路，政弦更张，推行新财政政策，概括为：设立银行，多开商埠，聘用洋员，引进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在农业方面，鼓励利用“地势广衍、土脉膏腴、雨量充足”之优越自然条件，发展粮食畜牧业。

　　 徐氏赴东北之前，当地因气候偏寒，农民尚不知种植小麦。经过考察，徐世昌积极倡导种麦，并向种植者提供国内及日、美良种，复“首弛粮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后，东北遍地皆麦，自给而外，兼资运营。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为麦之先农”。他还从澳洲引进良种羊和拖拉机，对促进东北农牧业近代化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徐世昌还积极发展工商业，重视科、教。为改造满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专门设厂办校以“化其气质”，使“八旗人才不可胜用且不必再为筹出路也”。他还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垦，筹边安氏，修铁路，通电话……都是功德无量之举。

　　 徐世昌督东北仅两年，东北面貌焕然一新，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东北三省新政为“徐世昌新政”，徐亦为此而自豪。

　　 在应对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设定的外交方针，一是“以保卫主权为第一急务”；二是“在具体交涉时，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的，在次要问题上让步也许会复得必要”。

　　 徐世昌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反击：“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后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后人不欺。”在卫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一次，日人在图门至六道沟９０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任用与日交涉“着为功劳”的吴禄贞为解决“界务问题”督办，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蚕食中国边境领土的阴谋及“满州政策”的推行。

　　 徐世昌在与沙俄侵略方针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同样取得了“已无余憾，为之欣慰”的结果。

　　 徐世昌在东北实施近代化建设，使东北开改革之先河，在推进全国近代化进程方面，确实功莫大焉。

　　 徐世昌还与袁世凯共同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巡警制度，对巩固国本、防止外患、民安其业所起的积极作用，亦应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邮传部尚书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为中国铁路、电力、邮政、航运等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一年余，即１９０９年８月，政任协办大学士，补援军机大臣；一月后又援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还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便未雨绸缪，预谋转中退路。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今日重掌枢要铺平道路。看来，“中庸之道”确是在官场上保身保位的灵丹妙药，徐世昌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徐世昌重掌中枢，欲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并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义旗高举，清廷欲调北洋新军镇压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启用袁世凯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北洋六镇，从将到兵，一直听命于袁；即使袁回河南闲居，仍在暗中联络，遥控指挥。

　　 满人陆军大臣荫昌，指挥不灵，清廷亲贵慌了手脚，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项“出山”条件，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各路军以皆归其节制，南下镇压革命。徐世昌终于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任务。

　　 徐、袁重新联手，袁开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先排挤掉唯一的绊脚石--摄政王兼陆海军大元帅载涛--袁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线便吓得打了退休报告。清廷此时认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随即加封徐太傅太保，无非要鞠躬尽瘁，效忠清廷。

         这时的徐世昌，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其指导思想与袁一样，逐渐由君主专政--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对革命党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抚，由抚和而。他们不愿与革命党的对阵，主张采用和平方式，赶清帝下台，这就避免了一场大内战，最终达到了推翻满清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目的，这个决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

　　 为何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据说还是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６４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由张骞主稿的清廷诏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文件！）稿：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一诏书标志着大清王朝寿终正寝，但行文却十分得体，给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

　　 据说最后一句是徐世昌塞进去的“私货”，几乎肯定了清廷亡后便是袁世凯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谋略之远，令人咋舌。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进、导演都是徐世昌。

　　 袁世凯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议和之举，且挟北洋雄师之势--南方只有把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老袁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

　　 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将这匹野马给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宝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时却激流勇退了。

　　 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现在还是“护帝太保”；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还是先“过渡”一下，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哩。再则目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长谈，袁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１９１２、１９１３两年内两次敦请徐“出山”相助，徐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的亲密关系（似已非君臣或主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 

　　 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所请，仍进居幕后；直到１９１４年袁取得镇压“二月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出山，任国务卿之职。

　　 徐开始动心。在启程赴京时，其弟世光向他递经陈辞：

　　 大哥，你意忘了清室于你可谓皇恩浩荡？前年你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义正而辞严，大哥无言以对。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遗留的寂寞，不愿就此沉沦，终老林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务卿之显赫，其诱惑力可谓大矣。何况自谓一旦任职，“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不也抵得过“不忠”之谤？

　　 徐世昌遂于１９１５年５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此时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过一天皇帝瘾，死也无憾”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真正老谋深算。

         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或许从此产生。

　　 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即出于此。

　　 袁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

　　 徐在日记中大发感慨：

　　 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

　　 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看来这个主子当年的爱国之心早已荡然无存，只知全力经营他的袁家天下。此时再不分道杨镖，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好。

　　 徐世昌在袁称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瘾过不长，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不然，身为老大哥还得去给兄弟皇上下跪，别提有多别扭和难受。

　　 后人曾提出疑问：以徐之才干与声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统兵与南方周旋？其清廷信任（超过信袁），绝对会让徐总统北方兵马；其二，徐在北洋诸将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与首是瞻；其三，不难与南方组成联合政府。如此，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则非徐莫属，以后也不政出现南北纷争、复辟倒退之局。 

　　 然而，徐世昌毕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愿将千载良机拱手让人，甘为人后，一定也经过深思熟虑。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出此举，由自己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撇开老袁，是为不义；知而为之，是为不智。再则徐生性稳重，当条件基本具备时，方能放手一博，为在东三省时；风险太大之高则宁可观望，他绝不是那种“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之人；他的人生信条恰恰相袁相反。故而政见一致时，能刚柔相济，优势之补，相得盖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脸皮，便只能自谋后路，明哲保身了。

　　 老袁一死，徐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段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

　　 张勋复辟时，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１９１８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 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够累。

　　 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１９２２年终于暴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４０余年的历程。

　　 徐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２０８卷，并创作诗词５０００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１９３３年，日寇欲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断然拒绝。

　　 １９３９年春，徐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坚持不去，遂病逝。终年８５岁。

　　 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

　　 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徐世昌有“总统诗人”之美称，终身作请不缀，１９１８年辑印《水竹村人诗集》１２卷，１９２４年刊行《归云楼题画诗》６卷，至１９３３年刊行《拣珠录》，共刊行８集７６卷，洋洋大观。

　　 徐诗“优浙而闲适，简洁而清远，抒写性情，旷然无身世之累”，时间跨度大，内容宏阔。  

编者 2010-07-15 08: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