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辛亥革命 民主政治 政治体制改革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推翻了帝制，一是走民主政治之路。前一件事取得了成功，产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封建君主政体被扫进了垃圾堆;后一件事却没能完成，仍然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继续推进和实现民主政治。可以说，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也正在于此。

　　一、辛亥革命后为什么民主政治没能实行

　　辛亥革命之初，中国的民主政治得到快速的发展。当革命把皇帝拉下马，清廷宣布逊位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政治力量，积极从事民主政治建设，主张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并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年8月，经孙中山、黄兴同意，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己则代理理事长，全力投入了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开展的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此时，国内政治万象更新，民主空气日见浓厚，民主潮流空前高涨，民主宪政正在实验中，言论、结社完全自由。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临时参议院的存在，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议员中的大多数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进行着斗争，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政治力量推动下，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在萌发中，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悄然形成。

　　然而，1913年3月正当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却在上海车站横遭暴徒枪击，伤重逝世。宋教仁的遇刺，使全国舆论哗然，谴责袁世凯策划了暗杀事件。孙中山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袁世凯也筹措部署，准备进行武力镇压。6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发动了内战，国民党人也只好被迫应战。从此，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政治局面便戛然而止、不复存在了。

　　为什么辛亥革命后一度形成的民主政治会痛失好局呢?我们可以指责袁世凯的顽劣、僵化。但1927年当国民党基本上掌握了国家政权时，这个当初高喊“民主”、“宪政”的政党，同样不遗余力地推行起专制统治。甚至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仍是权力过度集中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这就是说，如果从主观方面找原因的话，不但是袁世凯，也包括在他之后的执政力量，都不愿意或事实上没有推进和实行民主政治。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采用了革命的手段，起事革命的一方打倒了在台上执政的一方后，由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其制约，自然而然地就很容易搞起新的专制统治了。这样的分析，也不尽然合理。革命不一定就会导致专制的。众所周知，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发生革命之后，并没有转入新一轮的专制独裁，而是按照革命之初提出来的民主口号、民主要求和民主目标，实行了民主政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观因素的重要。在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领袖人物和执政集团确实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追求，是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我们也不否认不同政治力量所起到的牵制和制衡的作用，这是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如果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也远未深刻。相比起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主观因素而言，其客观因素，也就是决定能否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则更显重要。辛亥革命后之所以民主政治没能够实行，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发育成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农业时代的自然经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候的发展是极端微弱的。”[①]

　　20世纪20年代后，在世界工业化背景之下，中国的近代工业虽然有了明显的发展，但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仍微乎其微。直到1936年，也就是辛亥革命25年之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只占10.8%。”[②]而就是在这10%左右的工业经济中，由于国民党的官商经营，真正按市场运作的经济成分还要大打折扣。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建设工业化国家而奋斗，经过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建设，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选择和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体制，有经济学家作过估计，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低得可怜，大致只在5%左右[③]。

　　上述分析表明，在工业化浪潮下，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执政者与执政党的民主实践意愿和决心，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作为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但这两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十分欠缺的。在两头缺的情况下，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

　　二、推进和实现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相互关系

　　从理论上说，推行和实现民主政治，需要执政者、执政党对民主的认同和市场化经济发育成熟这样的两个必备条件。但这不等于说，在现实中只有当两者同时具备了，民主政治才会翩翩而至。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走向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执政者及执政党与市场化经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发展都不是均衡的，由此构成一个三角，存在着以下复杂的五种相互关系，形成民主政治发展走向的五种模式。

　　图一

　　第一种，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顺向推动(见图一)。这一种模式，无论对于社会的经济还是对于国家的政治的现代化成长，都具有巨大的益处。历史上17、18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诸国就是如此。例如英国，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执政者运用掌握国家政权的强大优势，首先在政治上，开议会，推普选，实行言论自由，为英国的经济起飞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政治制度保证;然后在经济上，逐渐以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市场主义学说，取代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建立起了市场化经济体制，从而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使命。

　　图二

　　第二种，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双向逆向阻止(见图二)。这一种模式，无论对于社会的经济还是对于国家的政治的现代化成长，无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历史上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便是如此。例如苏联，1917年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民主的苏维埃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享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与此同时，大力倡导和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经济上，苏联在实行了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后，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加速工业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可惜的是，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彻底打断了这样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形成了政治上专制集权、经济上僵化保守的计划体制。

　　图三

　　第三种，执政者与执政党对政治民主化的顺向推动和对经济市场化的逆向阻止，即只搞政治民主化，不搞经济市场化(见图三)。这一种模式，也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成长，产生极大的震荡和破坏效应。80年代的苏联就是如此。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弃之一边，专事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先后提出了政治“加速战略”和“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等口号。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方针，促使1990年通过了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并开展了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戈尔巴乔夫的先动政治、不动经济的策略，给苏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过于迅猛，而经济体制则原封不动，不能给政治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最终导致了政局动乱、国家解体。

　　图四

　　第四种，执政者与执政党对经济市场化的顺向推动和对政治民主化的逆向阻止，即只搞经济市场化，不搞政治民主化(见图四)。这一种模式，固然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但对于国家的政治成长，却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多见。往往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满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了经济优先的战略，一切以经济发展为重，因而把政治民主推向遥远的未来。由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而经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客观上又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化，但执政者与执政党却不热衷于政治民主化，导致了政治民主化步履艰难、处处受掣，从长远说也难以给经济市场化的深层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最终将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图五

　　如果对以上执政者与执政党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之间的四种相互关系以及形成的相应模式进行分析，当然应以第一种为最佳。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且“双基”之间极不协调、极不均衡。在现阶段，中国欲实行第一种模式，是为可望不可及。比较现实的是对第四种模式进行改进，即在先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情况下，然后适时跟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民主化，从而形成第五种模式(见图五)。第五种模式和第一种模式的区别在哪里呢?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政治先行一步、经济再紧紧跟上，还是经济先行一步、政治再紧紧跟上。两种模式的顺序虽各自不同，但究其各自的步骤和效果而言，对于各自国情不同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可行和非常成功的。可以说，辛亥革命100年来，特别是最近30年来，中国所摸索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正应该是这样的发展模式。

　　三、现阶段中国应该怎样推进和实现民主政治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原来的5%左右向前快速发展。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作的《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增强，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了73.8%[④]。该报告主要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企业的市场化、劳动力流动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资本交易的市场化、土地交易的市场化、贸易的市场化等9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并参考欧美国家判断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标准，最后得出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具体数字。如果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在每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所作的划分来看：0～50%为受压制经济体，50%～60%为较不自由经济体，60%～70%为中等自由经济体，70%～80%为较自由经济体，80%～100%为自由经济体[⑤]，那么，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已达到较自由的经济体水平。当然，世界上并没有100%的经济市场化国家。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的测算，2007年美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为82%。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也只有80%～90%左右。

　　很显然，现在当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达到73.8%后，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了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后，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第五种模式的条件。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似乎还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国还没有到可以谈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时候。应该说，这是多么糊涂和站不住脚的观点。我们再没有必要去争论中国要不要搞民主政治的问题了。现阶段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但必须紧紧跟上，而且需要给予必要的提速了。

　　那么，现阶段中国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呢?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项原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和一切成果，都必须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同时，必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保障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现，要依靠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通过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致力于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深层次改革需要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最终要确立科学、民主、自由、文明、法治、充满活力、能使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政治理念。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理念变革、体制再造、机制创新、职能转变、方式优化、行为改进等方方面面，要有整体性思维，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零敲碎打，毫无章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有缜密的思考和安排，要从政治制度变迁、政治文化普及、政治社会动员三个层面展开。正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按照这样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顶层设计，强调整体主义战略、缜密的理性思维与坚决的执行力。

　　在具体的推进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进路上，在选择自上而下抑或从下至上的路径上，中国与欧美国家情况不同，我们不能走一条自上而下的进路，而要走一条从下至上的进路。要区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提到议程上来，先解决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就是，应该着手启动地方县以下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要把城乡社区建设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基层社会是重点。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不牢塌到底，只有建立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才能做到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打造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树立公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思想观念。

　　其次，进行县级政治体制改革。常言道，“县治则国治”，县治是我国在地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大一统局面的重要制度保证，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特点，决定了县(市)域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我国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县(市)域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乃至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都具有基础的和标本的意义。坦率地说，县以下的政改太小，现在已没有典型意义;县以上的政改现在贸然进行，又稍嫌规模偏大，一下子怕驾驭不住。

　　最后，选择县级政体改革试验点。地方县级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是全面铺开，全国共有2859个县级单位(其中包括市辖区856、县级市368、县1463、自治县117、旗49、自治旗3、特区2、林区1)、48000多个乡(镇)。应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选择一些县(市)、乡(镇)，作为地方县级政体改革试点单位，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开。经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努力，一定能完成此项基本任务。届时，我国政治民主化也一定能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