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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中开文献邦，姚江人物甲天下。余姚是一个拥有古老丰厚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且魅力独具的城市，具有璀璨的文化，史称“文献名邦”、“东南最名邑”，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积聚了七千年文化底蕴的余姚是虞舜遗墟，素有“舜耕历山”、“禹藏密图”的传说。境内地域面积仅占全国万分之一点五，先民在七千年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使百里姚江成为长江流域文明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人才体现为一种文化，自汉、唐以来，名人辈出，出过进士684 人，状元5人，在朝廷及各地为官的多达1500余人，列入《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因而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誉，影响遍及海内外。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培育了一个又一个的杰出人物像东汉高士严子陵，晋代天文学家虞喜，唐代政治家、书法家虞世南，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明末清初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朱舜水，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余姚四贤。余姚四贤即是东汉高士严子陵、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明末清初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朱舜水和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

系列四个人物，一共八集，简介如下。

1、严子陵  山高水长（上）

严光（前37--43） 又名严遵，字子陵，原姓庄，年轻时就很有名望，游学长安时，曾与侯霸和刘秀同学。公元8年王莽称帝，吏治腐败，民怨沸腾，为笼络人心，广招天下才士。严子陵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均不为所动，隐名换姓，避居富春江畔。

　　公元25年，刘秀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东汉王朝，想到他的贤能，下令全国查访。后来在齐国发现他披着羊皮衣在水边钓鱼，便派人三次相请。

　　刘秀请他至宫后，谈论旧事，晚上同榻而卧。在睡梦中，严光把脚搁到他的肚皮上，也毫不介意。第二天太史官上奏，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刘秀听后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他见洛阳小人倾轧，官场险恶，最终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

严光（前37--43） 又名严遵，字子陵，原姓庄，因避东汉明帝刘庄名讳改作姓严，是境内最早出现的名人。汉元帝建昭二年八月十二日出生于姚北黄清堰村，今慈溪市横河镇子陵村（原陈山村）人。他年轻时就很有名望，后来游学长安时，曾与侯霸和后来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不慕富贵，不贪名利。他擅长书法和文学，现在虽没有可靠的资料可寻，但从光武帝的文章中仍然可以显现出他的才华和深度。

　　公元8年，王莽称帝，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王莽为笼络人心，曾广招天下才士。侯霸趁机出来做官，刘秀却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决心推翻王莽政权。严子陵当时也多次接到王莽的邀聘，但他均不为所动，最后索性隐名换姓，避居今浙江杭州桐庐富春江畔，彻底摆脱了王莽的羁绊。

　　公元25年，刘秀终于击败王莽，在洛阳建立起东汉王朝，当上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光武帝。他登基后，思贤若渴，到处寻找严子陵。到了光武帝即位，便改换了姓名，隐居起来不再出现。光武帝想到他的贤能，就下令按照严光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后来齐国上报说：“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衣在水边钓鱼。”光武帝怀疑那就是严光，便准备了小车和礼物，派人去请他。请了三次才到，安排在京师护卫军营住下，供给床褥等用具，宫中管膳食的官每天早晚供给酒食。

　　司徒侯霸与严光是老相识，派人送信给严光。送信的人便对严光说：“侯公听说先生到了，一心想立刻就来拜访，限于朝廷的有关制度不便，所以不能来。希望能在天黑后，亲自来向你表达歉意。”严光不说话，将书简扔给送信的人。口授说：“君房先生：官位到了三公，很好。怀着仁心辅助仁义天下都高兴，拍马屁看人脸色这些东西你可全掌握了。”侯霸收到信看过，封好了再上给光武帝。光武帝笑着说：“这狂家伙还是老样子。”当天就亲自来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睡着不起来，光武帝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呀严子陵，就不能相帮着做点事吗？”严光又睡着不讲话，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看了好一会，说：“过去唐尧那样显着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说：“严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上车，叹息着离开了。

　　后来又请严光到宫里去，谈说过去的交往旧事，两人在一起相处好多天。有次光武帝随意地问严光：“我比过去怎么样？”严光回答说：“陛下比过去稍稍有点变化。”说完话便睡在一起。严光睡熟了把脚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告，说是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想以此引起光武帝对严子陵的猜忌。光武帝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

　　然而严子陵却料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小人的倾轧，官场的险恶，便执意不肯再在洛阳留下去了。当刘秀还想要他做谏议大夫时，他终于不辞而行，悄然离去，隐居于富春山下。那里有个“严陵濑”，据说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

2、严子陵  山高水长（下）

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回到故里陈山隐居，没过几年，便老死这里。无双谱赞曰“虽有那，富春烟雨，一蓑一笠人归隐。”

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桐庐富春江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南宋嘉定年间，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今均早已湮没，只剩下一块墓碑，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而余姚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其中一条路命名为“子陵路”。至今，这条路仍然存在。

富春江的风景依然美丽如故，严子陵钓台却已无人垂钓，那个“高风亮节”的身影早已渐行渐远，遥远成一道苍凉的背景。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曾再一次征召严子陵，严子陵也再一次地拒绝了，并索性回到故里陈山隐居起来，没过几年，便老死在这里，享年80。无双谱赞曰"虽有那，富春烟雨，一蓑一笠人归隐。"

　　几人无故上云台，心事含羞未许猜。名利当头叹归隐，清风拂水报招徕。

　　同眠卧榻真天子，六合难搜高士才。不过茫然寰宇下，容他独自发闲呆。

严子陵去世后，墓葬于余姚城东十华里的陈山，唐、宋、元、明历代都加修茸，现已毁。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将陈山易名为客星山。余姚现存的两处纪念性建筑，一是低塘镇黄清堰村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高风千古”石碑坊，二是龙泉山上的“严子陵故里碑亭”和“子陵亭”。　　

杨万里在《读严子陵传》中写道：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范成大《酹江月 严子陵钓台》

浮生有几，叹欢娱常少，忧愁相属。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燕蝠尘中，鸡虫影里，见了还追逐。山间林下，几人真个幽独。

谁似当日严君，故人龙衮，独抱羊裘宿。试把渔竿都掉了，百种千般拘束。两岸烟林，半溪山影，此处无荣辱。荒台遗像，至今嗟咏不足。

严子陵的人品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桐庐富春江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子陵才以“高风亮节”闻于天下。而“严子陵钓台”经过历朝历代修复和完善，因风景秀丽，山水如画。如今业已成为杭州地区着名旅游景点之一。南宋嘉定年间，陈山严子陵墓旁也建起了高风阁，后来还办了个高节书院，今均早已湮没，只剩下一块墓碑，还保存在峙山公园里。而余姚人们为了纪念他，将其中一条路命名为“子陵路”。至今，这条路仍然存在。

曾经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曾经有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曾经也有严子陵“心远忘九州”。

   数十米钓台上，披一羊裘，执一钓竿的严子陵悠雅的忘却了名利，忘却了尘世，忘却了纷纷扰扰。

   对他，是满怀崇敬的。可以无视皇权，无视取不尽的锱铢，安于自己的小天地，思考自己的哲学；对他，是满怀不解的。不是我金钱至上，不是我伏倒在权欲下，而是可惜他一身文才，却不思以报国，只是在小小的桐庐县了却一生，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以传世。

   对印刻进历史人物，我自问没什么资格去说他的不是。时代不同，熏陶的不同导致思想的不同。但不可质疑的是他成功的流传百世了。

   他没有屈服于山风的怒吼，走进遮风挡雨的殿堂；没有屈服于贫穷的叫嚣，接受所谓的皇恩浩荡。他只注重自己的“心”，他尊重自己的选择。既然决定了，就没什么好悔的。

   历史人物的意义在于对当代人的教诲。这样的时代，正是需要严先生的品质。

无论如何，严子陵毕竟做了真正的隐居者了，而且直到他老死田园都没有再出仕，就这一点，已经比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出名的原因很多，文才，做官，武功都可以，严子陵出名只是因为他不做官，这样的人历史上还真不好找。

陆游曾作一篇《鹊桥仙》来写钓台精神——“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夫。”正如李白诗中描绘的“钓台碧云中，邈于苍山对”，钓台共有两处，右边称为东台，左边称为西台，所以这风景点又有个名字叫“双台垂钓”，两台各高近70米，有蹬道可上。东台为严子陵垂钓处，西台为南宋谢翱哭祭文天祥处，还有严先生祠、客星亭、清风轩、静庐等景观。

　　钓台近旁有“天下十九泉”遗址，传说唐代陆羽曾以此泉煮茶水，品定为天下十九泉，民国期间临近江边处，建有“天下十九泉”亭，后毁。

富春江的风景依然美丽如故，严子陵钓台却只是空留虚名，无人垂钓，那个“高风亮节”的身影早已渐行渐远，遥远成一道苍凉的背景。人间能淡泊名利的人极少，想必严子陵在另一个世界也是孤独的。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李白这首诗和他其余的诗相比不算出名，但也写得不错，或许在一些课本里都能找到。

有其族有后人作一篇《吊始祖子陵公》写道：风雨独钓富春江，岸上炊烟唤陵郎，玉马金车空载月，长天阔水两相望，家道壁立藏诸子，焙酒对弈论沧桑，锦帛如云心如雪，秉诗解颜是故乡。

3、王守仁  三真不朽（上）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成化八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从小以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明弘治十二年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

正德元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在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他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着名的“龙场悟道”。

　　刘瑾倒台后，王守仁受到同僚推荐，开始担任一些重要职务。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顺江而下，势如破竹。时任赣南巡抚的他奉命阻击，大战于鄱阳湖上。这一战，他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智斗叛军，使其军心哗变。在短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在谈笑之间灰飞烟灭，他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成化八年（1472）出生于城内的瑞云楼，是杰出的心学大师，着名的教育家、军事家、书法家。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以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兴趣广泛，不仅诗文出众，还热衷于骑射兵法。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突出的是创建了“致良知”为中心的“心学”体系，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姚江学派”，传至日本形成了“阳明学”，直至近现代回响不绝，隆盛至今。有《王文成公全书》38卷，是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

王阳明天生聪颖，勤奋好学，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龙场驿丞、卢陵知县、江西两广巡抚，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明史》载， 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但五岁不能说话。一位高僧告诉王华，要他给儿子改名为王守仁。王华照做了，王守仁这才说话。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自幼聪明，非常好学，但不只限于四书五经，而且也很喜欢其他书籍。思想也比较怪癖，一直很多私塾先生都不能理解他。有一首他做的打油诗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思想：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

　　据考证，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首诗叫《蔽月山房》，是王守仁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他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当驿丞。他来到中国西南山区，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心即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在龙场这既安静又困难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里，他忽然有了顿悟，这就是着名的“龙场悟道”。

　　他在这段时期写了“训龙场诸生”。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他自己于7年后对这次略带传奇色彩的悟道叙述说：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

王守仁（王阳明）是一位屡次平定战乱的保国功臣，也是一位历经仕途坎坷的“心学”宗师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但他的一生，又坎坷波折，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病老等人生中的不幸。

阳明在做官时，可谓足智多谋屡立奇功。虽然在正德初年，因冒言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到任不久，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正德五年（1510年）大宦官刘瑾倒台后，王阳明受到同僚推荐，又开始担任一些重要职务。1516年，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作为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担负镇压农民起义的重任。王阳明上任后，针对农民起义的烈火愈烧愈烈的形势，便四处散布消息说，官兵不堪防守，准备全面撤退，等待时日再来剿杀；而暗中却集中优势兵力加紧训练。一个月后的深夜，王阳明发动突然袭击，重创农民起义军。

为了在地方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王阳明改革兵制，对军队重新编组，以提高战斗力。在农村，他还推行“十家牌法”，即十家一牌，互相监督、互为担保，一家犯法，其他九家一同连累受罪。他还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王阳明也因为平定叛乱有功，加官晋爵。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蓄谋已久的宁王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他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接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宁王首尾无法兼顾，只好回师救援，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上。期间，王阳明下令将写有“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字样的免死牌，扔入鄱阳湖中。到后来，叛军几乎人手一块，军心哗变。朱宸濠仰天长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就这样，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几乎是在王阳明的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百金，负伤千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4、王守仁  三真不朽（下）

王守仁是一位屡次平定战乱的保国功臣，也是一位历经仕途坎坷的“心学”宗师。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突出的是创建了“致良知”为中心的“心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

他强调个人的能动性，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他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他曾在余姚城内龙泉山中天阁讲学，留下大量的活动史迹。

王阳明尽管屡立战功，政治声望不断升高，但是仕途却日趋坎坷。由于他忠诚直柬，招来了正德皇帝厌恶，加之刘瑾等小人在皇帝身边挑拨。王阳明最终被谪迁至贵州龙场，作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尽管这样，刘瑾仍不想放过王阳明，他暗中派人尾随王阳明，准备将他在途中害死。

虽然在仕途却日趋坎坷，但在心学上却有着非凡的成就。他总结并完成了宋明以来的心学思想体系，被学术界奉为“心学大师”。他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是反对把孔、孟的儒家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戒律，反对盲目地服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强调个人的能动性，提出“致良知”的哲学命题和“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具有要求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呼吁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意义。王阳明广收门徒，宣传他的思想主张，史称“阳明学派”，由于他出生余姚所在地有大批门生学子，故又称“姚江学派”，他的着作有《王成文公全书》三十八卷行世，学术界评价是中国封建中世纪社会后期出现的最早的启蒙哲学。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他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天理即是人欲”；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后行”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他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他的弟子与心学影响了很多人：徐阶，张居正，海瑞，陶行知等，名扬海外！

     王阳明热爱故乡,多次回姚省亲,祭扫祖墓,并在城内龙泉山中天阁讲学,培养了钱德洪等一批王学的优秀人材,在余姚留下大量的活动史迹。至尽保留的古建筑有当年讲学处“中天阁”、他亲笔题字的“祭忠台”、“理学旧居”等,纪念性建筑有“故里碑亭”和“阳明亭”等。

5、朱舜水  胜国宾师（上）

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号舜水，从小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已对四书、五经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崇祯末和南明朝弘光年间，几次下诏征他去做官，他都因“世道日坏，国事日非”坚辞不就。

1644年清军入关后，长驱南下。为匡复社稷，他投入到风险极大的抗清复明斗争中。清兵占领浙江后，王翊于四明山结寨抗清，朱舜水奔走各地，联络义军。1651年农历八月十四，王翊不屈而死，朱舜水闻知后于八月十五设祭，终身废中秋赏月。后参加郑成功、张煌言的北伐，往返于两军，亲历战阵。

清兵攻克舟山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怀抱孤愤，前往日本。在日本，他自号“舜水”，“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

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号舜水，出生于县城，是我国明清之际的着名学者，教育家，中日文化交流先驱。明代崇祯推荐为“开国以来第一人才”，明亡奔波海上，与郑成功结下情谊，后居日本长崎，后半生一直在日本讲学，传播中华文化，卒后葬日本常陆太田市墓今存，其“实学”一直影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尊为“日本的孔夫子”。着有《舜水遗书》29卷、《朱舜水集》22卷，后出版《朱舜水集补遗》5卷。

朱之瑜（1600年-1682年），字鲁玙，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浙江余姚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朱曾参加抗清活动，南明灭亡后，不愿降清，东渡日本。于日本和水户光国接触，其遗臣性格与儒家思想让水户光国深感未有异姓革命的日本方是中华思想的正统继承者，遂发奋编纂大日本史，以扬正统，导致尊王攘夷思想之催生。朱舜水更对水户学拥有不可磨灭之影响。着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纪事》、《阳久述略》、《释奠仪注》等等。朱舜水出身望族，自幼博闻强记，精研史、书、六经。

在中国明清知识阶层，朱舜水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乡儒，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潇洒的行止和浪漫故事。但当清兵长驱南下之际，他一介儒生，不惮奔走，欲挽狂澜。这种沉静而非消极的生活态度，藏蕴着韧劲和内敛的光芒，在明清时代彰显了异乎寻常的力量。

横刀大海夜漫漫

       朱舜水出身望族，其父正，字存之，号定寰，为总督漕运军门。朱舜水自幼博闻强记，精研史、书、六经。20岁后，因“世道日坏，国事日非”，绝意仕进。他洞悉官场丑恶，明崇祯末两举征辟，均不就；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朱舜水是一个深藏若虚、不好交际的人物。比如，据专家考证，朱舜水与黄宗羲曾同在舟山一年，但双方似并不熟识，朱舜水与其他东南学者也少有交往。

崇祯末和南明朝弘光年间，几次下诏征他去做官，他都因“世道日坏，国事日非”坚辞不就。明亡后，清兵长驱南下，他就投入缺清复明斗争，与浙东抗清义师首领王翊相佐，图据舟山为抗清根据地。失败后亡命日本，辗转于安南、交趾、罗等地，历尽艰辛，意欲借兵，以资恢复。他常秘密深入内地，与抗清名将郑成功、张煌言等一起，北伐长江，往返于两军之间，亲历战阵，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兵败后，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怀抱孤愤，于1659年复至日本，开始他二十四年审日讲学生涯。

1644年清军入关后，长驱南下。为匡复社稷，朱舜水这位年轻的隐士投入到风险极大的抗清复明斗争中，与浙东抗清义师首领王翊相佐，以舟山为抗清根据地。清兵占领浙江后，王翊于四明山结寨抗清，朱舜水奔走各地，联络义军援翊。

       1651年农历八月十四，王翊不屈而死，朱舜水闻知后于八月十五设祭，终身废中秋赏月。他参加了郑成功、张煌言的北伐，往返于两军，亲历战阵。

       1657年，暂居越南的朱舜水想回国支持郑成功抗清。恰巧，越南国王征召识字者做文官，有人举荐了朱舜水。朱舜水回国受阻，被带进了越南王宫。在异国国王面前，朱舜水誓死不肯跪拜。差官写了一个“拜”字命他拜，朱舜水却大笔一挥，在“拜”字上添了一个“不”字，就是不肯拜。差官又牵着他的袖子、按着他，想强迫他跪拜，却被他奋力挣脱。越南国王大怒，扬言要杀他。朱舜水却说，“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死而无憾。我死后，如可收尸，请题‘明征君朱某之墓’。”此举赢得了越南国王的尊重，终于放他回国。

朱舜水即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生于余姚城内清初着名学者，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舜水从小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已对四书、五经和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但他看到朝廷黑暗，吏治腐败，所以一直轻视功名。清兵入关之际曾投身抗清的军事行动。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逃亡日本、安南(越南)、暹罗(泰国)，最后定居日本。他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侨居国外并对侨居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

     朱舜水到日本后，初寓长畸，以他的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的礼遇和尊敬。日本着名学者安东守约，素来仰慕朱舜水，他敬事师礼，苦心恳留。许多日本学者也纷纷慕名而来，投奔门下，争当学生。朱舜水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在长畸住了九年。在朱舜水定居期间，勉励门生“潜心好学，不荒于嬉”；倡导读书“三到。当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德川家康的直系子孙――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国认为，朱舜水“学贯古今”，“真希世人”，诚邀他前往水户藩讲学，并参与主编《日本史》。朱舜水不仅强调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知，还大力倡导读书，留下了许多启发后人的见解。

6、朱舜水  胜国宾师（下）

    朱舜水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的礼遇和尊敬，无论官民，都尊称他作“朱夫子”，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寓日讲学生涯。

他在讲学时摒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发扬实理实学，其教育理论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强调国运兴衰与教育兴废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朱舜水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并以“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自勉。他常常面朝西方，遥望流泪。生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朱舜水，对大明王朝至诚无息，对日本人民谆谆教诲。

1659年，清兵攻克舟山，朱舜水见大势已去，复明无望，怀抱孤愤，前往日本。当时清政府力行“留发不留头”，朱舜水誓死不剃发，于是留在日本断绝了归路。在日本，他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他自号“舜水”，“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国故土之情。就这样，他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寓日讲学生涯。

此后，他怀抱孤愤，寓日讲学二十余载，培育了无数精英。当后世的人们谈论中日文化交流，不能不提及朱舜水这位有着重大影响的明末清初的余姚人——他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可以说，流传日本的朱子学、古学和水户学，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响，在他的倡导下，形成了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

朱舜水到日本后，初寓长畸，以他的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的礼遇和尊敬。日本着名学者安东守约，素来仰慕朱舜水，他敬事师礼，苦心恳留；知朱舜水长期飘零，囊空如洗，便拿出自己一半俸禄供朱舜水使用。许多日本学者也纷纷慕名而来，投奔门下，争当学生。朱舜水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在长畸住了九年。当年日本执政的首相叫德川光国。他握有国家大权，但比较开明。他想培养人才，但缺少师资。当听说德高才埔的朱舜水时，如获至宝，派了使臣，备了厚礼，聘朱舜水为师。于是，朱舜水就从长畸来一江户（今东京），德川对朱舜水待以宾师之礼，受业弟子，非常敬重。在朱舜水七十诞辰时，德川特地为朱舜水造了一座庭院，取名“后乐园”，为朱舜水祝寿。日本一些学者称朱舜水为“泰山北斗”。朱舜水讲学时，许多年老的日本人都扶着拐杖前去听讲。 朱舜水和黄宗仪、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一起，被人称为明末我国五大学者。他在日本抑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以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通过讲学，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在哲学上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针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学、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说：“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他重视史学研究，认为“经得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而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听他讲学的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朱舜水在讲学的同时，还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传授给日本民众，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朱舜水还根据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特色，替德川光国设计了为他祝寿的园林“后乐园”，还以他设计的《学宫图说》，建造了东京的“圣堂”。朱舜水以自己的崇高品格和渊博常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力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朱舜水在日本念念不忘故国，以“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自勉。身居异域，依旧身着明服，常常面朝西方，遥望流泪。他写的《避地日本感赋》二首，抒发了他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家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园。 廿年家园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 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 他常寄信给国内子孙，教诲他们“农圃渔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艺，亦自不妨，惟有虏官决不为耳。” 朱舜水在日本讲学二十余年，栽培了众多有识之士，对日本的教育作出过很大贡献。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四月十七日，病逝日本，享年82 岁。日本学者私谥他为“文恭先生”，按明朝仪式为他建坟立碑，题曰：“明徵君子朱子墓”，安葬于日本常陆久慈郡大田乡的瑞龙山麓，德川光国率诸朝士临其葬，坟墓至今犹荐。

朱舜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受到广泛的敬重，无论官民，都尊称他作“朱夫子”。 他在讲学时摒弃了儒家学说中的空洞说教，发扬实理实学，联系实际的传统，促进了日本儒学的发展。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人民。以舜水学说为宗旨的“江户学派”一直影响到“明治维新”为日本的繁荣与进步作出了贡献。同时他认为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知识应从生活实践中求得；重视史学，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则史近"，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其教育理论除一般儒者所谈"性"、"经世致用"外，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强调国运兴衰与教育兴废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

朱舜水寄寓日本二十多年，仍着明朝衣冠，追念故国。并以“单身寄孤岛，抱节比田横”自勉。他常常面朝西方，遥望流泪。他写的《避地日本感赋》二首，抒发了他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

      家冠虽有先朝制，东海幡然认故园。

1682年朱舜水在日本逝世后，日本学者将他谥为“文恭先生”。一般情况下，只有皇帝才具备为死去的人定“谥”的资格，故而日本学者们议定的这个“文恭先生”，被视作非正式的“私谥”。朱舜水死后，日本人民遵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常陆久慈郡太田乡瑞龙山麓，他讲学的书札和问答由德川光国父子刊印成《朱舜水文集》二十八卷。在朱舜水逝世三百周年之际，日本朱舜水先生纪念会，日中文化协会在他故乡－余姚城内龙泉山上建树了“朱舜水先生纪念碑”，实现了他生前希望的“中国日本千年之好”的遗愿。今余姚龙泉山南坡有朱舜水先生故里碑亭。

普通的人，到了急难的时候，就去求神、拜佛、向上帝祷告。所谓："垂老投僧，临时抱佛。"这就说人平日自以为很伟大，但一遇到大困难，或极度危险，就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无助，完全丧失自信心--"天呀！神呀！你要救我呀！"倘使这时仍能保持一分自信心，就需要高度的修养。这里我们说到历史上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朱舜水，明亡以后，他流亡到日本去，本想向日本求救兵企图复国的。船航行太平洋中，遇到大台风，全船的人都喊救命，朱舜水端坐船中不动。据说当时船上的人都看到海上有两盏红灯，对着船来。古代的迷信，说这是海神来接的讯号，全船的人都将会死亡，所有的船员都跪下了。朱舜水就问："真有这回事吗？有没有其他挽救的办法？"船员说除非是有道的人跪下来求，或者还有希望。朱舜水说，他们拿纸笔来，我烧一张符下去，大概就可以退掉。朱舜水是道地的儒家，哪里会画符搞道家的东西，这不奇怪吗？结果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敬"字。烧了以后，台风停了，船也稳了，风气浪静就到了日本。你说朱舜水这一套有本事吧！简直比诸葛亮更厉害，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岂不应该带兵打仗，将明朝复国了？这件事绝对有，但若深入研究，那就成为另外一门学问了。现在的科学叫做精神学，又叫灵魂学。精神与灵魂的解析，人的精神力量与宇宙是否相通，这是另一个问题。朱舜水到日本后，刚开始住在长崎，以他的才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的礼遇和尊敬。日本着名学者安东守约素来仰慕朱舜水，他敬事师礼，苦心恳留；因日本幕府禁止外国人居留，安东守约四处求人，最终使日本当局为朱舜水而破了40年不留外国人的禁令。安东守约深知朱舜水长期飘零，囊空如洗，便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供朱舜水使用。这份情意被传为佳话。许多日本学者也纷纷慕名而来，投奔门下，争当学生。1663年，朱舜水的住所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只能寄居于皓墓寺的屋檐下。安东守约闻讯后急切万分，撇下病危的妹妹赶往长崎，为老师另建新居。朱舜水对这位异域弟子感激不已，将不轻易给人的“知己”二字相赠。1665年，朱舜水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德川光国打算为他建新居，他四次力辞，说：“吾藉上公眷顾，孤踪海外，得养志守节，而保明室衣冠，感莫大焉！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

       流亡海外的朱舜水受到了日本文化界的敬重。他在东洋讲学二十余载，培育了无数精英，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朱舜水的弟子除安东守约外，还有德川光国、伊藤维桢、山鹿素行和大儒安积觉等。可以说，流传日本的朱子学、古学和水户学，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响，形成了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着日本社会的进步。日本学者诚恳地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

       朱舜水在日本不仅高扬儒学、标示道德，还传去了中国的服饰、建筑、饮食等方面的技艺。比如日本初造学宫，绘画图纸，度量尺寸，他亲临施工现场指导，事后撰《学宫图说》。又造古祭器簋、笾等，率学生习释奠礼，改定仪注详明礼节。现在诸多领域的人士在从事学术研究时，都能从朱舜水那里获得书面借鉴。无怪乎，历史向朱舜水颁发了“中日文化交流先驱”的荣誉称号。他坚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求前来探望的孙儿必须是中华炎黄子孙形象。他常寄信给国内子孙，教诲他们“农圃渔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艺，亦自不妨，惟有虏官决不为耳。”

       1682年4月17日，8２岁的朱舜水客死于日本江户，首相德川光国用厚礼将他葬于日本茨城县常陆太田市的瑞龙山德川诸侯家族墓地。作为惟一的族外人士，朱舜水先生的墓地被安排在山地的中央位置，可见他所受的尊敬。墓碑由德川光国亲笔用隶书体题写“明征君子朱子墓”。日本学者谥他为“文恭先生”，取古言“德道博闻曰文，执事坚固曰恭”之意。

       朱舜水的遗书万古流芳，他留下的话语掷地有声：“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

       生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朱舜水，对大明王朝至诚无息，对日本人民谆谆教诲。

       一江终古属先生

       从余姚龙泉山公园的南大门拾级而上，进入“见贤思齐”月洞门，便可看见四先贤故里碑亭。这是余姚人为纪念汉代严子陵、明代王阳明、明清之际朱舜水、黄宗羲而立。严子陵碑和王阳明碑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朱舜水和黄宗羲碑均建于清末。朱舜水碑亭额是“胜国宾师”，赞颂朱舜水以明朝遗民受到异邦君臣尊重的德行。联是“东海蹈曾甘，家耄逊荒，千载斯文归后死；南天擎独苦，臣心如水，一江终古属先生”，大意是：他毅然东渡日本，甘愿流落异邦，贫贱守志，却同孔子一样肩负着保存华夏文化的重任；他像南明擎天的柱石，维护气节的心迹像水一样明澈可鉴，崇高的品格如江河行地，万古长存。如此评价，朱舜水当之无愧。

7、黄宗羲  名邦献遗（上）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山人，明万历三十八年，生于余姚东郊。从小怀建功立业之壮志，14岁时考中秀才。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正直官吏，是有名的“东林党人”，被当朝太监魏忠贤陷害而死。事后他拜当时着名的儒学大师刘宗周为师，发奋读书，决心继承父志，作一番事业。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把当地青壮年组织起来，号称“世忠营”，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着书立说。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尊称梨洲先生。出生于今黎洲街道黄竹浦，是明末清初着名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学问家。“浙东史学”开创者，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与顾炎武、王夫子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着有《明儒学案》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精辟评价“黄宗羲定律”，是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之一。

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生于余姚东郊黄竹浦，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清初着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天启三年（1623）补仁和（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课余好读野史、小说。

    黄梨洲从小怀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一位比较正直的官吏，被当朝太监魏忠贤陷害而死。事后他拜当时着名的儒学大师刘宗周为师，发奋读书，决心继承父志，作一番事业。清兵南下以后，黄梨洲变卖家产，把当地青壮年组织起来，号称“世忠营”，拥戴鲁王，参加抗清斗争。直到南明政权瓦解后，才回到故乡，隐居着述。

从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杜会内部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万隆午间，这种现象已很明显。这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产生是有巨大影响的。黄梨洲的思想，正是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黄梨洲的治学，博大精深，在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文学、艺术、宗教、文字等领域都有独到研究。顺治十年九月，始着书讲学，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语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今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版《黄宗羲全集》行世，代表作有《明儒学案》、《南雷文定》、《四明山志》等。

8、黄宗羲  名邦献遗（下）

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黄梨洲深刻的认识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动荡不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他在其政治着作《明夷待访录》中发出了“天下的大害，就是君主”的呼喊，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尖锐批判封建现状，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这本《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影响清末维新变法运动，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等爱国志士。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

经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黄梨洲深刻的认识到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动荡不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他在其政治着作《明夷待访录》中发出了“天下的大害，就是君主”的呼喊。其史学成就、开创的浙东史学派及学派姚籍代表人物详见《学术文献编》专章。黄梨洲晚年致力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他的着述共有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内容涉及史学、政治、哲学、经学、地理、天文、音乐、诗文等许多方面，称得上是位着述大师。今余姚城区有故里碑亭、梨洲亭、梨洲文献馆、南雷路等纪念物。

黄梨洲死后安葬在姚南陆埠化安山。他的故居几经战乱，已不复存在。惟镌刻着“黄家竹桥”四字小石桥仍屹立在村东头。城内龙泉山上有纪念性建筑“故里碑亭”和“梨洲亭”，中天阁还保存着他大部分着作和一部《竹桥黄氏宗谱》。

明末清初，有位伟大的思想家说：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他主张“无君”。这就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另一部《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黄宗羲发挥了孟子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很明显他并未有跳出圣君贤相这种儒家理想的道德政治的窠臼。他所提出的种种设想，目的止于限制君权，而并无提出主权在民和政治须由公意所决定，其实这才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须条件。从根本上来说：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掘墓人”；他的政治哲学仍然是服务于传统王权的儒家正统政治哲学。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

　　当洋务运动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后，人们开始关注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及其思想，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其政治思想也随之转向维新。郑观应撰写了《原君》、《学校》、《阉宦》、《建都》等文（均收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都是《明夷待访录》原有的篇目名称。尽管这些文章内容均已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无法否定它们受到黄宗羲明显启发和深刻影响的事实。

2022-12-09 21:4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