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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代政区地理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明白，选择东汉政区地理这样的研究课题，处境颇有点象宋人做诗。钱钟书先生曾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过：“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所谓幸，指的是有了一个好榜样，可以省去许多探索之苦；而所谓不幸，则是面临着前人辉煌成就的挑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做东汉政区地理，前面那座唐诗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西汉政区地理》是作者在谭其骧先生指导下于1983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历史政区地理的专业范围，它一直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技术标准：从事任一朝代的政区地理研究，都应该尽力做到像该书那样，在纵的方向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横的方向每个年份的政区状况都一目了然。但东、西汉的政区变化客观上存在不少差异。西汉的政区变化非常显着，从西汉初年到末叶，仅郡国级的政区数量就增加了一倍有奇。相比之下，东汉的政区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波澜不惊；汉末一段时间波澜是起来了，但却显得异常混沌，远不如西汉有序（当然这一有序是经周先生整理的结果）。况且，在资料方面，东、西汉也有重大的差异存在。这里面又有两点：一，《汉书·地理志》的政区资料断限在汉末元延绥和之际（公元8年前后），而《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大体在东汉中叶的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就是说，西汉的政区演变到《汉志》的时候，已经趋于相对稳定；而东汉在《续汉志》之后的80年政区演变方殷，却没有一份共时的政区资料以为参照。其二，对西汉的政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其演变最繁复的高帝末年十王国地区有一个钥匙。周振鹤先生在深刻理解“推恩令”的基础上，将《汉书·王子侯表》读成了一份西汉诸王国的“封域削地表”。由此，高帝十王国地区的政区演变得以精彩而圆满地解决，而这正是西汉一代政区演变过程的核心。有人曾对东汉的政区资料也进行过类似检讨，但却未能找到替代指标。

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应该说是做得令人满意的。在此可分三点言之：一，对东汉政区的复原堪称系统而完整。其时限上起新莽东汉易代之际，下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不仅完整地包括了东汉一代，而且还上承《西汉政区地理》，弥补了两汉之间的时间缺环，下含事实上已形成三国割据的20余年。这其间每个郡国级政区的首尾都有所考述，分辨率精确到年，达到了该领域的前沿水平。

由于复原得系统而完整，该书可以纠正不少对于东汉政区的传统误解。例如过去很多人以为东汉的政区基本上秉承西汉旧制，在中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少变化，现在通过该书可以看到，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各诸侯国领域曾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变动。这是共时性的。从历时性的角度而言，该书对于下邳王国领域的考证，修正了前人以为下邳国即临淮郡后身的说法，指出早在临淮郡存在之时，已经有一个下邳国存在。而从制度的方面来看，两汉更是有一些显着的差异，至少，不象以前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笔者想着重评说该书的分辨率问题，或许有些人不大明白“分辨率精确到年”的意义。对于现今的行政区划，一般人并不难理解其时效的价值，但对于历史上的政区，也许是时代悬隔的缘故，很多人对其时效便不甚措意。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中国人绘制的所有历史地图都是没有严格的时效观念的。就是在文革期间推出的该《图集》的内部发行本（1974年）中，也还出现了为显示唐朝的强盛而故意将其未曾同时拥有的东、西部疆域拼入同一图幅的局面。这可以反映中国人对于历史政区时效观念的整体水平。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由于忽略政区时效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例如，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地图出土之后，有位着名的历史地理学者为研究该图所牵涉的长沙国问题，竟直接利用《汉书·地理志》所载的长沙国为说，毫不介意图中所示为汉初情形而《志》中所载已在西汉末年，后者疆域不及前者之半。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犹有如此疏忽，其他人自是不必说起。

指出这一点笔者并非想责备前贤，恰恰相反，在此要说明的是，在以前那种研究条件下，即使有人具备对历史政区的时效观念，也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参考依据。我国的文献典籍十分丰富，但关键时候每每令人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慨。在二十四史中，有《地理志》的只有16史；照理这16部《地理志》是每部都该有一个时间断限的，但实际上断限很不严格，很多志的断限年代都不明确，有些志甚至根本找不到断限年代。清代以来出现了若干补志之作，这种工作带有研究或资料整理的性质，但在时效观念上较之16部正史《地理志》毫无进步。80年代后出现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该图集对政区的时效已十分严格，但每个朝代只给出一、两个标准年份，只能满足较简单的要求。因此有关的研究者如果在工作中对政区时效的要求稍为特殊，仍不得不自己动手去进行爬梳，往往须为此耗费不少时日，况且费力未必讨好。

自《西汉政区地理》问世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由专业的研究者将历代的政区变化制成年表，读者需要了解任一年份的政区状况或任一政区的来龙去脉都可以从表中一索而得，顶多去复核一下制表的依据是否充分——当然，与此相辅最好还绘制出具有精确时效的动态地图。由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以往那种通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模式成为过去，而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则以此作为准绳，不按这一要求去做便不得谓之及格。从这一要求来说，《东汉政区地理》已经达到了。

第二点，从论据方面看，该书对资料的利用是堪称充分的。其中虽然没有孤本秘笈，也没有域外奇货，但就现有资料而言，该利用的都已经利用到了。这一点，凡阅读原书都不难发现，在此且不多讲。

第三，作者在对各种史料的考证分析和运用组织的过程中，表现了足够的综合判断能力，即见识。自清代以来，对东汉政区多少作过考证的学者不知凡几，值得重视的至少有钱大昕、吴增仅、谢钟英、杨守敬、任乃强诸家。这些人的成绩都灿然可观，钱大昕尤为不世出之人物，但总体而言，前人的工作较之此书都已逊色。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学如积薪，此书奠基在前人所有工作的成绩之上。尤其周振鹤先生的工作出来之后，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今搞政区地理研究的人，不仅可以在理念上较之前人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且还可以借鉴周先生提出的一套可名为“总体考证”的研究方法。即，相互关联的若干事象有些表面上看来于史无征，零星地求证得不出解，如果采用整体观念进行系统分析，找出事象之间的联系，那么无解的地方往往可能有解——至少，可以排除一些别的可能性。用这一方法于无字处读书，境界较前人已日新月异。同时，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李晓杰具备了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能力，他能够准确地理解和借助这些新近的学术进展，在研究中对前人所做的各种零星工作重新审视，肯定其成绩，纠正其错误，从而建立自己的体系。

不妨举例说明。阜陵国的领域，自来是治东汉政区的一大难题。东汉在明、章二帝时曾两度设置阜陵国，其存在时间为公元73-76，87-145、147-206年，就是说，东汉大部分的时间里阜陵国都是存在的，但它在《续汉志》里却无载。既如此，它的领域也就成为一桩无头公案，以致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东汉图幅对它未予标示。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对《续汉志》以及对东汉政治制度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过去治后汉的人，对此问题都避而不谈（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仅钱大昕指出了问题而未予解决。李晓杰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分两个时期对阜陵国的领域进行了考证。在对公元73-76年的考证中，他先是证明了当时的阜陵县仍在今历阳以西的西汉故址，纠正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定点错误，然后根据《后汉书·阜陵质王延传》中“食二县”的记载，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出了阜陵之外的另一县当为浚遒。对公元87年之后的考证，更是显示了李晓杰于无字处读书的功力。他根据《阜陵质王延传》中“增封四县”以及“徙都寿春”的记载，通过对东汉诸侯王国设置规则的把握确定其中有寿春、阜陵二县，又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求得其余三县为成德、合肥、浚遒。这样，阜陵国的领域得到了一个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无疑，运用总体考证的方法特别需要审慎。这一方面该书同样地令人满意。该书有多处阙以存疑的处理。就是在对阜陵国的考证中，尽管论证已经那样地符合逻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史料记载，该书仍给出了一个存疑的另一说，即，或许《续汉志》时期的阜陵国所领并非五县而只阜陵一县，这一说同样有逻辑支持。史实究竟如何，我们只有期待将来有新的资料出土了。

要之，别人能够做到的成绩，此书已经做出来了；此书没有解决的问题，别人同样解决不来。 但该书也有一些不能令人满足之处：与以上三点构成的“腰板”相比，该书“头”、“尾”的功夫还有所欠缺。

所谓“头”指的是导论。笔者以为，该书的导论应该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政区地理的已有研究成果作一番中肯的评述，提出自己的理论预设。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意识是有的，其导论第一节“本书研究的对象”论述了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分别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西汉政区地理》为代表进行了分析，后面还提到了胡阿祥的《六朝的疆域与政区》、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唐代鼎盛时期的政区与人口》、靳润成的《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四本着作。但笔者觉得这些论述失之过简，尤其后面的四本书，仅以“皆在不同程度上添（按当作“填”）补了断代政区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一语带过，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里面，胡着尚未见，姑不论，翁、靳两位的三本着作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

靳着研究的明代总督巡抚辖区并非正式的行政区划，其意义很特别。该着以《明实录》的资料为骨架，结合其他大量文献，做得确实很出色。相比而言，另两本着作则很难给人以同样的感觉。翁先生将政区和人口这两个专业性都很强、而彼此联系却较弱——准确地讲是考证政区可以基本上不管人口、而研究人口则离不开政区——的两个问题同时进行讨论，却按时段的不同而写了两本，可见其观念中只注意到时间的一维，而对于政区的一维即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是注意不够的。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前一本书出来后曾有人发表书评，称其“潜研众书，发微钩沉，纠谬证实”，最终将《贞观十三年大簿》所载的358州、1551县“落实了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属县”，“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张泽咸、牛来颖《〈唐初政区与人口〉介评》，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第25-26页）。笔者认为，该书的成绩实际上恐怕还不好称作“突破”。在其之前，曾有人就《贞观十三年大簿》做过工作，只不过未讨论各州属县而已（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见所着《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69）；况且，该书所“落实”的“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属县”还有一些不能作数。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曾碰到岭南潘、牢、禺三州的问题，该书便未能解决（拙文《唐代岭南道政治地理二题》，载《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第290-300页）。笔者以为，还不如将唐初、唐朝鼎盛时期两本书的时段打通，按政区和人口各出一本，那样可能更有利于讨论的深入。

至于说“尾”，笔者觉得，该书还应该就相关的政治制度作一番探讨，并且与西汉进行比较。这样不仅可以锦上添花，还可以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帮助。这也是历史政区研究应该贡献于整个历史地理乃至于整个中国史领域的地方。该书在行文中就此类问题多所发明，如第221页讲到东汉设置诸侯王国的命名规则，第209页提及“犬牙交错”原则在政区划界中的运用，但未能辟为专篇，总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2000.2.1-2.10初稿/2.25.二稿/3.31三稿

2022-12-08 19: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