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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与文化-三国智谋精粹（二）

四、外交：三极外交的启示

　　三国鼎立时期，虽只有魏、蜀、吴三国，但彼此之间，外交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而巧妙的。探讨这三极外交，对于今天还是有所启示的。

　　利害决定外交的趋向

　　国与国的关系，利害关系是主要的，其他关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则合，有害则分，而外交关系的趋向也决定于利害关系。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如此。

　　当曹操大军南下，降刘琮，灭荆州，矛头直指向孙、刘时，孙、刘只有如下选择，一是投降，一是联合抗操，别无他途，在当时，曹操最强，孙权和刘备任何一方，凭已之力，都难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图存并有希望取胜。因此，当曹操南征时，孔明和鲁肃不约而同提出“刘、孙联合抗操”

　　的决策，它完全符合双方的利益，故刘备和孙权都乐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战以后，由于刘、孙之间存在荆州问题未解决，彼此必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荆州在东吴上游，威胁到东吴安全，孙权为踞江自保，水索还荆州不可，荆州是“用武之国”，是进攻曹魏的战略要地，刘备为北图中原，决不会将之奉还孙权。刘备和孙权的共同弱点是：着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计较荆州的得失，忽视了他们的天然的、共同的敌人——曹魏。因此，孙权和刘备都先后只能诉诸武力解决。曹操则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拉拢。

　　曹、刘之间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孙权方面着手，他以许割江南封权为诱饵，暗使孙权袭击正在胜利进军樊城的关羽，自己则坐山观虎斗，曹操的阴谋终于得逞，曾一度促进孙、刘联盟瓦解。荆州被袭，刘备伐吴惨败后，刘、孙出于抗曹图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旧盟。蜀、吴从联盟变成敌国，又从敌国恢复旧盟，以及东吴从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实充分说明：没有永远的盟国，也没有永远的敌国，一切都以各国的利害为转移。

　　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

　　有两种外交使者：一是诚实型，一是狡诈型，这两种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当不了使者。因为外交是错综复杂的，一不小心或无知，就会上当，使国家遭受损失。说诚实型和狡诈型谁优？这很难一概而论，对于敌国，彼此斗争是你死我活，无诚实可言，只能以狡诈对狡诈，对于盟国，或与合作的国家，就要讲诚实，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难于合作。

　　蜀吴后来的分裂，这是原因之一。

　　鲁肃谨厚、诚实的性格，在他处理对外关系上有着充分的表现。促使刘、孙联盟抗曹后，在任何情况下，鲁肃都坚持这一对外政策，至死不渝。鲁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具有战略的眼光，他认为只有巩固蜀、吴联盟，东吴才能鼎足江东以图天下，而吴、蜀之间的关系有如唇齿，唇亡则齿寒。正是从这个战略观点出发，在对待孔明和解决荆州问题的态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护；周瑜要用武力解决荆州问题，他坚持主张协商解决。鲁肃在世时，尽管孙、刘为争荆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鲁肃从中调停，烈方联盟仍能保持，这对于蜀、吴都是有利的。有人认为鲁肃和孔明打交道时，孔明才智过人，处处取胜；鲁肃老实人，实是笨仔，次次吃亏，孔明胜鲁肃多矣。表面看来，似是如此， 《三国演义》也是 这样写了。为索回荆州，鲁肃三次前往与谈判：南阳被孔明用计夺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准备起兵与刘备、孔明一决雌雄，鲁肃坚决反对说，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自动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说不通，动兵不迟。在谈判中，孔明提出：荆州原是刘表基业，应由其子刘琦占据，若刘琦不在，别有商议。鲁肃见刘琦病入膏肓，不过半年必死，便同意达成协议：若刘琦不在，荆州归还东吴。刘琦病逝，鲁肃以吊丧为名前往索取荆州，孔明又赖账，说暂借荆州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还荆州。鲁肃为顾全大局，只得听从。他回见周瑜，周瑜一针见血地指出：“名为借地，实是混赖。”鲁肃却认为：“恐刘备不负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画一老实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说：“刘备枭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刘备、孔明又混赖了这时鲁肃己去世，不能对孙权施加影响，孙权终于用武力夺取荆州，蜀、吴联盟终告决裂。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伺机以图天下，是鲁肃为孙权制定的国策，但为巩固蜀、吴联盟，他主张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荆州问题，故一再让步。而孔明却使乖弄巧，一再混赖。乍看，鲁肃似有点愚鲁，其实是大智若愚，而孔明虽乖巧，却是狡诈。孔明这样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国的，不仅使双方矛盾得不到解决，且日益加深，结果是“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实非明智之举。在处理盟国之间的关系上，是狡诈还是诚实可取？显然是后者，故鲁肃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使者形象显得更高大！从总的说，孔明跟鲁肃一样，是蜀吴同盟的倡导者和坚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辉煌的。正当刘备处于危急之秋，他请命赴吴，以一介之使，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孙权，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纵横捭阖的手腕折服吴人，共同联盟，打败曹操，正因此，导致刘备取荆益两州，称帝西蜀。吴、蜀同盟被破坏后，孔明派邓芝赴吴。陈说利害，蜀、吴又重申旧盟。

　　这是蜀吴能与曹魏鼎立达近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因。

　　两种态度 两种效果

　　《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两种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为一个使者，切忌自卑和骄傲，自卑则被人看不起，骄傲则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应具有的正确的态度。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两种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国演义》都有生动的对比描述。趁刘备逝世之机，魏主曹丕兴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东吴之兵。东吴观望，迟不发兵。孔明设计退四路兵后，派邓芝往结东吴，反敌为友，共同伐魏。孙权知邓芝来，与群臣商议，张昭认为是孔明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建议休等此人下说词，设油鼎以待，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看其人如何对答。权从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到殿，乃召邓芝入见。邓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镬内热油正沸，两行武士杀气腾腾，全无惊色。近臣引到帘前，邓芝长揖不拜。权强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吓，邓芝终不屈膝，当面严斥孙权：“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

　　乃设兵陈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请邓芝上殿，赐坐交谈。邓芝乃为乞陈说绝魏联蜀的好处，孙权才决心与蜀联和，并派张温随邓芝入蜀通好。张温到蜀，孔明设宴相待，张温自以为得志，言谈之间，态度傲慢。次日，后主设宴相送。席间，秦澎乘醉入座，张温怪之，看不起秦宓，为显示已才，陆续以“天有头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无有姓乎？“等怪题相难，秦宓不加思索， 答问如流，且有根有据，满座皆惊。当秦宓以天理反问时，张温无言可对，羞愧难当，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谢说：“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又如赵咨和邢贞，也是这样两个不同类型的使者。刘备伐吴，孙权求和不许，赵咨自请前往说魏主曹丕，使袭汉中，夹击蜀兵。孙权大喜，即写表称臣，命赵咨为使。君主称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处理不当，易失国体。但赵咨却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会见曹丕时，丕问他：“吴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说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释其意时对“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说也，就把孙权称臣之耻轻轻地掩盖过去了。丕接着问：“肤欲伐吴，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说：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兵之策。”丕又问：“吴畏魏乎？”咨毅然答 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丕叹说：“‘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丕虽接纳孙权臣属，却没有发兵，坐山观虎斗；只封权为吴王，加九锡，派邢贞同赵咨捧执册锡。邢贞到吴，孙权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贞自持上国天使，妄自尊大，入门不下车，被张昭厉声严斥：“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尊大，岂江南无方寸之刃耶？”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以上的故事，把邓芝、赵咨的不卑不亢和张温、邢贞的妄自尊大，刻画得很形象。而邓芝、赵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张温、邢贞傲慢碰壁，狼狈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贵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受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一个执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爱之则少见；执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无怨者罕见，而严于执法的诸葛亮，却能使人畏而爱之，受刑而无怨，陈寿说是因“其用心平而劝戒明”。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他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废法

　　诸葛亮不因情废法，斩马谡是个典型例子，马谡是他义弟或系戚马良之弟，一开始两人关系便异于常人。诸葛亮南征途中，马谡奉天子命来劳军，因诸葛亮服其才，马谡虽是后辈，他还是虚心请教：“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

　　但　　　 班师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纳其策，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故终亮之世，南人不复叛，使蜀汉从此无后顾之忧，对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马谡确是有智计，诸葛亮对他“深加器异”不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刘备对马谡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临死前特别对诸葛亮谈及马谡，他问诸葛亮：“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

　　诸葛亮说：“此亦当世之英才也，”刘备说：“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刘备在临危前特别向托孤大臣诸葛亮叮嘱这些话，说明刘备把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诸葛亮非常重视马谡，必将大用之，大用必将误大事。刘备看出“马谡言过其实”，认为“不可大用”，而诸葛亮日与马谡共事而未发现他这个严重的缺点，却非常重视他，这是什么原因？这和诸葛亮与刘备的经历以及其两人对马谡的情感深浅有关。刘备一生血战沙场，其才智都是在实战中得到的，他听到马谡死啃兵书的空谈，与实战不符，就发现其“言过其实”。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参与决策和主管内政，实战经验还不太丰富，放一时难看出马谡夸夸其谈。在情感方面，刘备与马谡关系浅，对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约；诸葛亮与马谡则“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对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当时可以说他是把马谡当作其继承人来培养的。情感好像白内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对方的真实面貌，他委马谡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为奇了。马谡与司马懿战于街亭，因其缺乏实战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兵书，舍水上山，王平苦谏不听，终被司马懿所破，大败而逃；亮进无所据，被迫布置撤军，讵料司马懿大军突然拥至，如不用“空城计”几乎被擒。这时，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迟了。这 次出祁山，蜀军先声夺人，旗开得胜，连取三郡，很有战胜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汉中外，别无出路。街亭之失，诸葛亮错在用了纸上谈兵的马谡，而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此，不处理马谡则无以服人，难于治军，这对于诸葛亮是个很伤感情的事。对诸葛亮斩马谡，蒋琬反对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马谡被斩后，诸葛亮大哭不已，亲自临祭；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诸葛亮也不宽恕自己，他上表请自贬三等说：“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铖，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虑事多暗，春秋责备，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执法不忘情

　　诸葛亮对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动之以情，即执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无怨。

　　李严 （后改名李平）是刘璋旧部，刘备入蜀时归降，后因平叛乱有功， 被授尚书令之职，刘备临危遗诏托诸葛亮与李严辅后 主。为团结对敌，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严为人图谋私利，喜要两面手法，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出军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事，因运粮不济，怕诸葛亮见罪，便慌报军情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要诸葛亮回师。为了遮饰已过，又妄奏后主说：“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厦，乃上表废为庶人。历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间发生内讧，势败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诸葛亮却仍让李严过着富裕的生活，留其子丰在丞相府任中郎参军，并谆谆教诲。他在处分李严后致丰教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获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获，勤追前阙。令员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获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对一个犯严重错误的人，犹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宽慰，使其改过自新；对其子则力加勉励，使其奋发向上，其意诚，其情切，李严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为人高傲，自谓才智宜为诸葛亮之贰，而竟位在李严等人之下，故很不满，于是常发牢骚，口出怨谤，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诸葛亮认为“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便废廖立为民。但廖立甚敬佩诸葛亮其人，对已受到处分并无怨言。他闻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说：“吾终为左衽矣！”李严闻此噩耗，纵声大哭，因激动过度，病发而死。盖李严、廖立都相信诸葛亮能复收己，使能以补前过，度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严于执法的人，使受处分者毫无怨恨是很难的，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严伤心致死，这不仅是没有怨恨，而是对诸葛亮非常爱戴了。

　　治国不能不讲法，诸葛亮治乱国用重刑，纠正了刘璋治蜀时的混乱状态，使“军民安靖”。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法严而民无怨，民畏而爱之。我们知道法治的主旨是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纪，保证国泰民安，在这方面，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伟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诸葛亮能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这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最高超的艺术，是实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学的珍贵遗产

　　三国人才之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纵横捭阖，权谋干略，出类拔萃，堪称当世英雄。孔明、荀或、鲁肃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绘三国宏图，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称三国时代杰出的三大战略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则有周瑜、陆逊、郭嘉、程昱、司马懿、庞统、徐庶等辈；勇而有谋，武功显赫，则有关羽、张飞、黄忠、赵云、张辽、徐晃、徐盛、朱桓之流；两才相当，棋逢放手，则有姜维、邓艾和羊祜、陆抗之徒。勇冠三军，骁锐莫当，蜀有马超、魏延，魏有许褚、典韦，吴有甘宁、太史慈。不辱君命，邓芝、赵咨可谓善于外交。文采风流，蔡邕、王粲、祢衡，曹植、杨修亦一时之绝。三国人才济济，不胜枚举。读 《三国演义》宛 如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总馆，历代各种人才，在此莫不具备。不禁令人惊叹：

　　三国何其多才！

　　人才济济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国人才如此众多，而一些朝代却廖廖无几，是否“造物者”偏爱于三国？其实，“天涯何处无芳草”。西晋文学家左思《咏史》诗中则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意即哪个朝代没有奇才，只不过是被埋没罢了。

　　为何被埋没？或因无机遇，或因君主不会用才。人才之涌现，多在乱世或盛世，在腐败的朝代人才是难于发挥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换地，没有众多治世之才是难于出现盛世的。乱世，是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变的时期，旧的统治者已不能再统治下去了，它统治的基础——皇亲国戚、各级官吏等已腐朽不堪，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无所作为，他们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也无本事独树一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这时草泽英雄纷纷崛起，逐鹿中原。要图天下，必须有人才，故独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礼贤下士，千方百计搜罗人才，所以说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良机。三国历史正好证明乱世出英雄这个真理。如非乱世，织草履出身的刘备何能称帝西蜀？如非乱世，宦官之孙曹操何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若非乱世，一县吏之孙孙权何以威镇江东？

　　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7次分裂时代，为何人才以三国最多，最引人注目？这是因三国之主曹操、刘备、孙权都善于用人。他们在其割据的地区竭力发掘人才，可说是搜罗将尽，被埋没的不多。因此，涌现众多人才的时代，一是机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国人才最引人注目.与《三国演义》作者生花妙笔的描述也有关系。

　　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

　　三国用人艺术，是我国古代人才学的珍贵遗产。认真进行研究，对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国用人艺术，要从正确评价人才入手，因为能正确评价人始能正确用人。而要正确评价人才，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刘备用孔明，可说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确是当世奇才个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实现其北伐宏图，人们颇多异议。有的说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过三郡，劳而无功，说明他非大才：有的说蜀国人才短缺，致使“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见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国的关键人物，他辅佐刘备开始是谋主后当丞相，刘备逝世后他是实际的执政者，蜀国强弱跟孔明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能以成败来衡量孔明，把他的优点说成缺点，从而否定这个杰出的战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陈寿说，“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许靖是大名士，但没有多大实际能力，刘备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许靖海内知名，用他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劝刘备任用，刘备乃拜年已70的许靖为司徒。魏延、杨仪两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杨仪“性狷狭”，两人都不能团结人，他虽依靠这一武一文为军中左右手，却没有任为继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务都委托德才兼备的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蒋琬、费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敌人不敢窥视西蜀，边境无虞达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的原因。当时魏国兵力、人力都比局国多3倍以上，经济力量也比蜀国雄厚得多，其统帅又都足智多谋。战争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较量，而魏、蜀两国人力、物力如此悬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国是不存在取胜的客观形势的。但是孔明以5万兵力能采取攻势，使魏国驻守秦川前线的20多万大军只能坚守，其主将司马懿不得不忍耻接受巾帼妇人之衣，如果孔明没有超人的军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正确认识孔明这个奇才的。其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决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对于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从其人道德品质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曹操是一个十分残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过也有功，对社会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过人之处。他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因而过去的仇人与敌营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为他献智效劳，终于统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计较个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则不能圆结更多的人为己用，也许他将变成孤家寡人，一事无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诈，连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为邪恶，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确评价人才，要对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决不能用一个框框来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没有万才具备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孙权未见出奇谋，但能任贤举能，集“众智”、“众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虽不冲锋陷阵，但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被誉为英明的统帅。马谡任主将不行，却是个有智计的谋士。马超不善谋略，却是骁锐莫当的勇将。故用人要量才录用，不要强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关国家兴亡

能否用人，对国家之兴亡至为重要。三国之兴，与曹操、刘备、孙权善于用人大有关系。刘备”三顾草庐”，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决策，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变强，称帝西蜀；孙权善于用“众智”、“众力”，听从鲁肃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东；曹操虚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济天下”、“坚守官渡待变”之策，方能称雄北方。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为何只存下三国，而其他人都被消灭了，不善于用人是个重要的原因。袁绍雄踞四洲，兵多粮足，谋士如云。官渡之战，他的兵力比曹操强得多，胜利本应属于他，因他既不听田丰、沮授之谏，又不从许攸之策，疑其所不当疑，决其所不当决，于是贻误军机，被动挨打，以失败告终。

　　刘表居用武之国，拥九洲之众，因其“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又无宏图大志，满足于现状，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荆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吕布被称为无故将军，效忠于他的陈宫，为他尽智献谋，他当耳边风，对面谀而通敌图他的陈珪父子，却言计听从。在被曹操围困的危急关头，他不依靠张辽等猛将以摆脱险境，而是想凭他的方天画戟和赤兔马以保妻子安全，结果还不是被曹操所擒，脑袋搬了家。后来三国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刘禅宠信黄皓、曹魏重用曹爽、孙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吴的灭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纵观三国历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举”实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如荀彧、郭嘉、贾诩原是曹操敌人的谋士，张辽、徐晃是亡虏，于禁、乐进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罗，加以提拔重用，才得显姓扬名。孙权用人也如此。他不仅重用吴郡人顾雍等，对于避乱江东的广陵人张纮、琅邪阳都人诸葛瑾等，也都重任。刘备取蜀后，除以随之入蜀的荆州人士为骨干外，对于原有益州、东州人士，即便是刘璋的亲疏，都量才录用。孔明在团结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团结在刘备的周围，拧成一股力量，对巩固蜀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计恩仇，是曹操、刘备、孙权的共同点。东汉末年，群雄对立，或友或敌，很难固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如果以恩仇做为用人的界线，决不能团结更多的人，也对事业不利。因此，曹、刘、孙用人，对事业有利的，虽仇也用。张绣曾杀曹操长子、侄儿、爱将，后他再降，操也纳之。刘巴为刘备宿怨，他取蜀时为团结益州人士，也不计较其既往而用之。甘宁曾结怨于孙权，后他来降，权不咎其过去，甘宁因此拼力很效，屡立奇勋，成为东吴猛将。

　　用人唯亲的恶果

　　用人唯亲的恶果，在《三国演义》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谓“亲”无非有二，一是认为是“心腹”，二是亲属。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谓“心腹”，大多是佞巨，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办事，为达到个人私利，往往瞒上欺下，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享有余，东汉末朝桓、灵二帝，宠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带关系而成为权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常见的事。这些人大多不学无术，是碌碌无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进原是屠尸，因妹妹贵为皇后面被封为大将军，正是在这个双料草包的手里，使汉朝名存实亡。用人唯亲即使是曹操、刘备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渊丢了汉中，刘备用关羽失了荆州，这对于曹操、刘备虽是个别的事件，但也足见完全摆脱用人唯亲也殊不易。

　　树立朋党之害

　　树立朋党之害给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党，必有另一朋党与之对立。朋党之争，或一败，或两败俱伤，对国家、对事业都有害无益。当然用人必须依靠骨干，不过这与树立朋党是两码事。因依靠骨干是为更好团结大多数，而树立朋党是为捧一派打击一派，袁绍因宠爱幼子袁尚，对其党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党。拥长子袁谭派也就成立一朋党与之对抗。

　　因朋党对立，内部力量大为削弱，终被曹操所灭。刘表因爱妻而让妻党掌握军权，妻党必然拥护其妻所生的幼子刘琮，一朋党于是产生。长子刘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继承权，求助于刘备，这又立了一朋党。曹操南征，继位的刘琼不与其兄刘畸协力抗曹，而是为保位投降了曹操，结果不仅丢了荆州，连命也保不了。

　　知人、荐贤是用人先决条件

　　知人、荐贤是用人的先决条件。知人才能用人得当，荐贤才能广招人才。

　　《三国演义》有不少知人美谈和用人轶事，如曹操、刘备、孔明、孙权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吴贤士都能辗转相荐，这是三国人才济济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知人、荐人的经验，值得用人者借鉴。 

2022-12-08 19: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