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放战争”五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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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所谓的解放战争，是名不符实的瞒天过海、欺世盗名的荒谬之谈。本文以充分的事实论证了这场战争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是一场内奸卖国的战争；是一场践踏举世公理和正义的战争；是一场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所左右的战争；是二战後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继续。

一，逆历史潮流而动

抗战胜利後至毛泽东建政，中共称其为解放战争时期。试问，这场战争要解放谁？又解放了谁？是解放中华民族还是全中国的人民？

中华民族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中已经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放了。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於华盛顿和陪都重庆签署“平等新约”，废除英美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签署後，其它国家亦予仿效，抗日战争为中华民国争得了国际平等地位，收复了台湾、金门、妈祖、澎湖列岛，建立了太平岛为主岛的南海疆域370平方海里，成为联合国的五大创始国之一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五大常务理事国之一，中华民族崛起了，在世界列强的眼里，她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以巨人的形象屹立在东方，她像东方雄狮觉醒了，在世界的地平线上站起来了。

所以说，这场战争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是不成立的。

这场战争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的人民吗？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领导下，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忘我的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保家卫国，浴血奋战了八年，抗战胜利後，他们正在欢欣鼓舞地庆祝抗战胜利，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他们庆祝中华民国地位的提高和民族的崛起，期盼着未来的幸福，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呼着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

抗战胜利後，中国人民正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按照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结束一党专制、实施军队国家化的和平建国方针，研究和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全国人民将超越亚洲任何其他国家而首先获得充分的民主与自由，这不是空话，更不是政府对人民的欺骗，而是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一切工作的延续，人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正是中国人民抗战八年，保家卫国之激情经久不衰的动力。又何须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解放”人民？

然而，抗战胜利後，一场新的、规模空前强大的、灭绝人性的残酷的战争确实爆发了，这是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之内奸毛泽东在帝国主义苏俄与德黑兰会议上出卖中国的二战盟友美英两国首脑的支持与援助下而发动的又一场背叛中华民族、将中国人民置於共产党专制独裁制度下充当奴隶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有四年之久，中国人民继日本侵略战争之後总共饱受了18年战争的杀戮和蹂躏之苦。战争结束後，中国失去了历史上属於中国的156万5000平方公里的外蒙古， 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图瓦（唐努乌梁海），7.64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及其周边群岛；中国大陆剩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成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後花园，中国大陆成了苏俄的附庸；中国被肢解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俄属图瓦苏维埃共和国，俄属库页岛及其周边群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大陆）和中华民国的台湾还有香港、澳门等政治信仰不同的两岸三地。中国人民从此在一党专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失去了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而被迫接受毛泽东独裁专制下的暴政。从此，大陆人民在战争、饥饿、死亡、红色恐怖的煎熬中痛苦挣扎。

所以说，毛泽东建政前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反民族、反民主、反自由、反进步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是一场反动的战争，一场使得中华民族的发展至少倒退百年以上的战争。

毛泽东与他的党称此战争为解放战争，称此时期为解放战争时期，不只是严重错误的提法，而是名不副实的欺骗和对於历史的亵渎。这是一场反动的、反人类的民主与自由、破坏人类的和平生活的法西斯战争。

二，内奸卖国

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之後，俄美英三国首脑在随後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制定了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斯大林选中了毛泽东作为与之配合的中国内奸。罗斯福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强行派出美国军事观察组（又称之为迪克西使团）【1】来延安考察毛泽东，决定了“助毛反蒋”的政策。迪克西使团向华盛顿发回考察报告，并与毛泽东、周恩来共同秘密策划并制定了一份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臭名昭着的“迪克西计划”，然此计划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截获，这个使团违反了国际惯例，违背了正常国家的外交准则，而遭到意外流产。

然而，迪克西使团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的，这个使团的使命当然也是按照罗斯福的意图执行的。迪克西使团颠覆中华民国的计划虽然意外流产了，罗斯福总统肢解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他的继任总统杜鲁门延续了罗斯福的既定方针，命令罗斯福的驻华特使赫尔利（後升任美国驻华大使）继续在中国为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当赫尔利识破了组建联合政府的阴谋之後，在愤怒中辞去了驻华大使职务。於是，杜鲁门总统又派出特使马歇尔来华，继续按照毛泽东与周恩来通过迪克西使团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与之合作的两个条件与斯大林共同推行“助毛反蒋”的政策，以达到肢解中国的目的。

正如美国空军援华飞虎队队长、第十四航空大队陈纳德将军批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说：

“蒋介石是当今世界二、三名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而蒋的苦处，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来自盟友。”

陈纳德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政府发动“缅北滇西会战”和派出“迪克西使团”与制定“迪克西计划”的本质：

“战日本不难，与中国人相处尤易；但整个战争中成天成夜为之烦恼的，却是来自华盛顿。美国强迫国军远征缅甸（指滇缅会战），其意图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不在抗日，而在倒蒋。乘其窘境，强迫交权，这仅是其一；更险恶之点是：要国军向南运动，使国府局促於边陲，孤悬一隅，而让它的政敌填补真空，广占国土——战区重心南移，以便於中国共产党控制华北，而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2】

向延安派驻迪克西使团，是罗斯福刻意安排的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之一部分，其成员多系美国共产党、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及其同情者混在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成员，其任务在於颠覆中华民国。

此团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集团的热烈欢迎，双方密谋策划、密切合作，迪克西使团亦向华盛顿频频发出调查报告，以及其大量的诬陷与诽谤之词证明了美国政府以毛泽东集团取代国民党主持的国民政府之必要性。随後，双方便开始策划了迪克西颠覆计划。

当时，美方对与中共的接触显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副代表威利斯•伯德中校飞到延安，开始代表美国战略情报局与毛泽东集团谈判，多项议题达成了共识【1】：

一、美军特别军事行动小组人员和他们的部队将被安排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主要摧毁日本的通讯设施、飞机场和碉堡，一般打了就跑。

二、美国战略情报局将会全面武装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要支持和掩护美国军队完成对日的破坏任务。

三、对日袭击的目标都由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选定。具体细节会与中共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共同制定。

四、美国战略情报局将为至少2.5万名游击队员提供除了食物和衣服的全部装备。

五、要专门建立学校，来培训如何使用美国武器、炸药及通讯设备。

六、用於与共产党合作的无线电情报网络也要建立起来。

七、民兵至少要配备10万套伍尔沃斯单发手枪。

八、魏德迈认为战略的需要共产党应当用他们全部的65万人部队和250万人民加以配合。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副代表威利斯•伯德在一个下午，就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与中共达成了这个共识的。随後，便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了。

於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德海，秘密会见了美国“迪克西使团”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中共方面向他转交了一封朱德给华盛顿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的信件。

1944年12月23日，赫伯特•希契抵达华盛顿，他向海军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汇报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在12月29日面见国务卿约翰•卡特•文森特，向他们两人递交这封来自毛泽东的信件。事後，美国军方还复制了这封信，让相关的人士传阅。

赫伯特•希契还告诉国务卿约翰•卡特•文森特，如果满足中共的两个条件，可以肯定，中共的部队是可以利用的。

所谓“中共的两个条件”，是指毛泽东与周恩来完全建立在谎话与讹诈的前提下而向美国提出的在二战结束後再度发动国内战争实现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所必需的道义与武器装备的需求：

一，他们需要爆破装置和重型军火武器（重开国内战争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共军队现在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小型武器（谎话）。

二，他们还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重开国内战争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谎话）。

赫伯特•希契还解释道：

“如果中共军队得到来自美国的持续支持的承诺，他们会加强对日军行动的力度。中共军队目前极缺军火，他们希望得到足够的支持，来控制他们所攻击的日本交通线沿线的战略要地。”

1945年1月6日，赫伯特•希契受到美军联席参谋长的接见，并正式邀请他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赫伯特•希契与二三十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会人员交谈了近25分钟。

美海军情报局为了鉴别赫伯特•希契报告的准确性，确定毛泽东是否有诚意，他们在会议上提出把希契送回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指令海军情报局驻重庆的人员先和中共取得联系，在联系之後，再让希契和一个海军陆战小分队乘一艘潜艇从山东半岛登陆。这一登陆地点定在长江以北，这里是美国人登陆的合适地点，他们计算，如果希契可以在那里登陆，那麽1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也可以随之登陆，然後这些人可以进入无线电通讯网，登陆以後，其他细节再做计划。

为了完成这一策划，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还包括与希契随行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的配备，以及到达山东半岛时，要划小艇抵达岸边等种种细节。不过，这个计划没有执行。

然而，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获悉中共与美军的秘密接触的情报。

与此同时，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莫克莱尔也准备了一份计划，详细说明了美国应当由四五千名受过良好训练的技师，组成空降部队前往中共控制的地区去摧毁、破坏日本的设备。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赞同这个计划。但莫克莱尔把计划提交给了国民党要员陈诚。

莫克莱尔还秘密派他的好朋友—当时在中国的包瑞德（“迪克西使团”团长）与中共对话。包瑞德在1944年12月27日，带着这份由莫克莱尔起草的合作计划进行了他的最後一次延安之行。

在这次延安之行中，包瑞德对延安方面透露，一个在欧洲服役的美国伞兵部队可能被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的最後打击。包瑞德问中共，他们是否可以在滩头阵地建立後，为一个师提供不包括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火的後勤给养，直到正规部队的补给程序开始运作。

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这次延安之行证明，他胜任这项艰难的使命，他又一次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将军和叶剑英将军会谈，再次申明一切都没有确定。中共似乎可以接受在他们统治的地区有大批美国军队的存在，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像包瑞德估计的那麽高兴。“他们（指中共）问，如果美国军队来了，他们是否可以参与协商美国军队的具体军事行动，并且确认在美国正规军补给机构提供给养之前，是不是要给美军提供补给。”

包瑞德在12月29日返回重庆，当晚参加了一个晚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出席了这个晚宴，但包瑞德并没有提及他最近的延安之行。

几天後，包瑞德就前往昆明去接受莫克莱尔领导之下的新开辟的中国战区指挥部的参谋长职位。

没过多久，赫尔利就得知在延安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向重庆方面汇报了他许诺给中共方面提供美国空降师的情报。

宋子文立即要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作出合理解释。赫尔利告诉宋子文，他根本不知道包瑞德的这次延安之行。

但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却说，他对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副代表威利斯•伯德的行动一无所知，直到1945年1月，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莫克莱尔告诉他，是他把威利斯•伯德派到延安去了。

在1月27日的报告中，魏德迈向马歇尔将军（美军陆军参谋长）报告了这件事。

这位战区指挥官（魏德迈）说，他已经通知了所有他统帅下的官员“我们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并且“如果没有蒋委员长的赞同和认可，绝不可能与中国的任何组织或个人谈判，或对他们提供援助”。

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小组（迪克西使团）遵照中共的嘱托，将中共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访美建议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翌日，周恩来又函告魏德迈嘱咐他务必不能让赫尔利知道这件事，因为中共对他持不信任态度。可事有不巧，恰逢魏德迈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又有代为拆信之约，这样，延安的建议还是落入了赫尔利的手中。

几天後，赫尔利电告罗斯福，再次大谈特谈他已反复向罗斯福灌输(包瑞德回忆录所称的)陈词滥调：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惟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他建议总统决不要与中共进行任何对话。

2月28日，赫尔利特意回国，争取取得罗斯福的支持。在他尚未跨入美国国界时，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的联名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先期到达华盛顿，再次呼吁政府认清中国局势，当机立断修改对华政策。

包瑞德在他的回忆中说：

“……可是赫尔利鼓起如簧之舌，把对中国情况不甚了解的罗斯福鼓噪得昏头昏脑，赫尔利还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共的政策，到4月底，他就可使中共屈服。於是，4月初，罗斯福作出决定，支持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从此中美关系走上了一段漫长的不愉快的道路。”

包瑞德还说：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有人不无理由地指出：假如当年毛泽东到过华盛顿，罗斯福或许会被说服，美国对华的政策或许能够实现，美国就不会卷入一场支持必败者的战争，也就不会与胜利者之间结下仇恨，甚至或许可以避免後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错误。”

不过，接替史迪威将军的魏特迈将军在回答美国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凯斯（Keith. E. Eiler）【3】的提问时则称：

“……共产党接手大陆绝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当然花了很多心血的，但这个树桩很大！试想，只是试想，1949以後如果还是一个与西方友好的中国，那世界历史进程会是什麽？有朝鲜战争？有越战?”

尽管如此，包瑞德对於迪克西计划未能实施感到非常遗憾。

无论是毛泽东与迪克西使团（美国军事观察组）策划的“迪克西颠覆计划”，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通过迪克西使团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两项肢解中国的合作条件，都是国际阴谋之一部分，都是为中国制造内战而设计、而提出。

这场规模空前的国内战争，是内奸毛泽东勾结外国势力，利用外国列强支持与援助实现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的战争，是内奸卖国的战争。

三，践踏公理与正义的战争

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後，罗斯福的肢解中国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也没有改变，而是由他的继任总统杜鲁门延续了他生前确定的既定方针，将肢解中国的阴谋计划具体实施了。

罗斯福派往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继续留在延安。毛泽东与周恩来所提出的与美国罗斯福政府合作的两个条件【1】继续有效：

一、他们需要爆破装置和重型军火武器，因为中共军队现在使用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小型武器。

二、他们还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条件的依据，尽管都是捏造的不堪一击的谎言，而且听起来十分可笑与荒唐。

然而，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则是他战胜蒋介石实现肢解中国的必要条件。

至於毛泽东向美国政府提出的第二条件，也就是毛泽东作为肢解中国的内奸的充分条件：

“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种所谓的“道义支持”，就是“要美国政府肯定他们（毛泽东集团及其党军）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发动内战唯一的一项从道义上可以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

可是，一名刻意对卢沟桥事件歪曲、夸大、煽动和制造民族对立情绪进而引发本可推迟和避免的中日全面战争的罪魁祸首【3】，在战争爆发後投靠日本人、利用日本人打击蒋介石的汉奸【4】【5】，一名坦言不怕当汉奸、不怕背叛中华民族的毛泽东【6】，居然“要美国政府肯定他们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不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不知廉耻、有悖公理、泯灭正义和良心的、令世人吐骂的天大笑话吗？

然而，不只是帝国主义苏俄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其继任杜鲁门，他们不顾世界公理与正义，也都全盘认可并照办了。

有了第一条，毛泽东就有了足以支持和发动内战的军火武器。

有了第二条，似乎就可以冲洗毛泽东制造国难以及抗战中又投靠日本人的一切罪恶。於是，他们就有了发动内战与内战胜利後建立毛政权的法理依据。

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与毛泽东狼狈为奸，公然亵渎了世界公理与正义的基准，默许了毛泽东的一切谎言和倒行逆施之行为，而在中国制造了历史上又一次规模空前的法西斯战争，其战争规模与激烈程度超出抗日战争最高年份的数倍。

毛泽东与周恩来向迪克西使团提出的两项条件为美国政府所接受，这就点燃了抗战胜利後爆发“国共内战”之导火索，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因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合法性而引发的战争。

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毛泽东集团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这是世人皆知。但是，他必须证明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才具备接受日本投降的资格。

所以，谢伟思向华盛顿提供的迪克西使团的延安报告中、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抗战胜利後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於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後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7】

毛泽东还说：

“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後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於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於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 ”【7】

於是，毛泽东在美国迪克西使团派到延安之後的七八月份，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前，分别於1945年4月24日和8月13日在他的讲话中不厌其烦地造谣，无中生有，拼命地标榜自己，诬陷与攻击国民党蒋介石，为他战後发动内战编造合法的理由。

毛泽东需要“一种持续的道义支持，也就是肯定他们在击败日本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就成了毛泽东发动内战唯一的理由，也是他将来摄取政权唯一的法理依据。否则，岂非永留骂名於後人的国际阴谋之内奸与窃国大盗？

毛泽东尽管自己不怕当民族的叛徒【6】，但是，毛泽东必须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为他的子孙後代留下好名声，这就是他与美国总统合作，当一名肢解中国之内奸的第二项条件，也是毛泽东发动内战而不留駡名於後世的充分条件。

罗斯福虽然去世，迪克西使团还在延安。迪克西颠覆计划虽然流产，然肢解中国的政策是罗斯福与斯大林共同制定，他们认为毛泽东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充当美俄内奸的两个条件并无难度。杜鲁门接任总统後，完全按照毛泽东的合作条件照办。於是，毛泽东与美俄合作项目成交。

所以说，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继任杜鲁门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这两个以谎话为基础的战争条件都给与了满足之後而发动的战争，是一场没有公理、没有正义可言的战争。

二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後，美俄分别暗中承认了毛泽东集团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

斯大林默许毛泽东的党军比国民政府军提前七个月进驻东北，这七个月内，毛泽东成立了他的党、政、军在东北的领导机构，将只有国民政府才可以接受的、从日本80万关东军投降缴获的军火、武器、兵工厂、武器弹药库交予了毛泽东的党军。

美国杜鲁门政府，满足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提出的第二条件，命令驻华空军飞机帮助中共运送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等20人从延安前往太行山受降区，在国军未及从南方、西南、东南边陲返回长江以北，毛泽东的党军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在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并接受了长江以北日军的所有军事装备。

1946年6月30日，美军派军舰将东江纵队（华南游击队）运往山东，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序列。

斯大林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他的继任者杜鲁门都暗中给与毛泽东发动内战的合法地位，默许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政府军发动军事进攻的权力和军事装备，为肢解中国的内战爆发创造了条件。

於是，毛泽东有恃无恐，从日本投降签字的9月2日之前，8月30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刘伯承对接受日本投降的国民政府军发动了“上党战役”。

10月15日，毛泽东指示他的党军阻止国军沿津浦路北上受降，发动了“津浦战役”。

10月18 日，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接受日军投降，毛泽东命令他的党军对其发动了“平绥战役”。

10月24日，国军沿平汉路北上接受日军投降，中共军队阻止其北进，发动了“平汉战役”。

从二战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後，帝国主义苏俄的最大独裁者斯大林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他们共同设计了重庆和谈的骗局与陷阱，为毛泽东提供军事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时间，为毛泽东的党军提前进入国共内战的作战岗位并纵容毛泽东的党军阻止政府军接受日本投降。

在美国杜鲁门政府支持与怂恿下，乘国军主力在南方边陲，日本投降後的两个月内，毛泽东指示其党军抢占了长江以北、山海关以内的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淮阴、鲁南等二十余座城市与乡村的广大地区并接受了日军投降的所有武器装备与军火库。

1945年8月8日，苏联一方面对日宣战。斯大林同时通过原东北抗联的将领周宝中电告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准备进驻东北的的暗示【8】:

“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8】。”

同时，苏联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抢占东北的党军到达之前，将原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夏秋，918事变后自发组建的抗日将士为中共收编成了保卫苏联的抗日先遣队，後又退回苏联境内）共产党的各级指战员，随同苏联红军进入了东北，为东北内战铺设基础。

东北所有重要城市正司令有苏联红军官员任职，抗日联军指战员周保中化民费绍元中校，任长春卫戍区副司令，张寿镇化名李兆麟，任哈尔滨卫戍区副司令；冯仲云，王效明，王明贵，……等人，分别任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11座城市的卫戍区副司令【8】，斯大林将这些原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作为中共最早接管东北的一支先头部队。

1945年9月9日，在苏军的支持下，中共党军曾克林部，在沈阳组建沈阳市人民政府，“民主人士”白希清任市长。

194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任书记，陈云任副书记，叶季壮，伍修权，林枫任委员，随後，高岗，康生，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共中央委员20名之多，抵达沈阳, 准备接管东三省。

1945年9月19日，彭真传达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任务：

“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线，控制营口，山海关，等海陆交通要道，对国民党实现里应外合，独霸东北”。

10月4日，苏俄军方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

“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9】【10】。”

於是，中共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70万日本关东军投降的武器和东北各兵工厂兵器库。其中有关东军的步枪70万件，重机枪4万挺，坦克600辆，各种大炮4000门，飞机861架及其相应的机械师，机场地勤技术人员和飞行教官，军火库679座【11】。

所以说，抗战胜利後，中国的内战，是俄美两国政府默许了毛泽东集团在抗战中的作用及其合法地位，在他们的鼓励、怂恿与支持下由毛泽东发动的。

苏军於1946年春夏，斯大林转交林彪所率东北民主联军40亿美元美国总统罗斯福二战中援助苏联而过剩的美国重武器【35】。

这样，美国杜鲁门政府满足了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提出的、充当肢解中国的内奸与其合作的全部条件。

四，国际阴谋左右的战争

赫尔利曾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崇敬者，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要在战争结束後，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和平，建立一个国共两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赫尔利虽然是一名驻外大使，但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他或许不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两个政治观点完全对立的武装集团能够同心协力和平建国的先例。要麽武装统一，要麽自立国家，永远分裂。其实，美国的林肯总统发动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最好的例证。

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为建立一个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所作的努力失败後，他意识到自己受骗了，他难以忍受遭到美国政府欺骗和愚弄的愤怒，於1945年11月27日，向美国继任总统杜鲁门辞去了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职务，发表了辞职演说。

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人士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抨击道：“我们所宣扬的政策与我们实际的国际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他在抱怨中指出：

“因为他想要撤掉的专业人员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已经被调到美军驻亚洲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手下。”

赫尔利指称，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继续支持共产主义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於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致使美国对华政策紊乱所致。在他的抗议抗演说中指责：

“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的亲共行为，并支持其它列强重新宰割亚洲的野心。”【2】

他还指责了杜鲁门总统的新政策：

“是支持英、法、荷三国殖民主义及苏俄帝国主义，而不支持为自由而战、艰苦抗日的亚洲国家。”

赫尔利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抨击国务院的外交政策：

“我们国务院某些职业外交官，支持武装中国共产党，使得传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变质。另外一些外交官支持帝国主义的集团。这两种职业外交官，那时都遵循分裂中国的政策。”

还指责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欲在历史上，伪称他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殖民的勇士，但他却指示我重新建立苏俄在中国的霸权。赞同苏俄共产帝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伤害中国的自由与独立。”

杜鲁门得知赫尔利在公开场合发泄怒气，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咆哮：

"看这个狗娘养的在对我做些什麽！"【12】

11月28日，马歇尔，二战时期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德黑兰决议与雅尔塔条约美方的主要参与者，退休後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其实，杜鲁门与马歇尔心中明白使华的真实目的在於肢解中国，助毛反蒋。因为只要蒋介石不倒，中国就会在战後很快崛起，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美英的领导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中写道（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曾与蒋中正会面）：

“他(蒋介石)的那种沉着、谨严而有作为的性格，给我以深刻的印像。这时，他的权威和声望正处在顶峰。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地扞卫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时他又强烈地反对共产党。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後，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首脑。……”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费正清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任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

费正清来中国後，遂与中共方面的重庆办事处频繁接触，经常去西南联合大学讲学，他有两句名言：“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延安在远方闪耀着光芒。”他认为国民党在三方面对西方构成潜在挑战【2】：

1，国民党蒋介石继承儒家道统以“王道平天下”，威胁美国的东亚利益；

2，蒋介石看重“帝国遗产”（朝贡制度）而充当“亚洲领袖”；

3，中国会填补日本帝国的权力真空。

斯大林对战後中国的崛起也颇为担心。在蒋经国与斯大林关於外蒙古问题的谈判中，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蒋经国）说：

“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3】

虽然斯大林与罗斯福乃至於邱吉尔对肢解中国的目的不同，斯大林希望战後的中国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成为苏俄的附庸，同时，在战後最大限度的掠取中国的土地。而美英则希望战後的中国不成为美英摄取亚太地区最大利益的障碍。

不仅此也，其实，罗斯福自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开始，他与斯大林已有深厚交谊，为苏联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苏德战争爆发後，在苏俄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斯大林请求罗斯福给予1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不顾国内舆论反对，以斯大林所求六倍的天文数字援助了斯大林，其中有物资总量为一千六百四十二万多长吨。扣除了途中因遭德国海空军袭击和其他原因而损失的以及中途改航运到英国去的，实际到达目的地而交给苏联的物资约为一千六百万长吨。【26】

又据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将军统计，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5月31日，美国共运出一千六百五十二万长吨以上的物资，到达苏联的是一千五百二十三万四千七百九十一长吨。

据美国学者统计，物资品类繁多，主要的有军火、战略物资、机器设备和食品。

现举其重要部分如下：各种型号的飞机一万四千零一十八架、卡车和吉普车四十万九千五百二十六辆、战车（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一辆、摩托车三万二千二百辆、铁路车辆（机车、平板车、油罐车等）一万三千零四十一台、各种口径的高射炮七千九百四十四门、冲锋枪十万八千二百九十三枝、无烟火药十三万零七百一十三吨、TNT十三万二千二百三十七吨，食品（小麦、面粉、蛋粉、奶粉、肉、糖、蔬菜等）四百二十九万一千零一十二吨，各种钢材、钢板、钢丝二百五十八万九千七百六十六吨、铝二十六万一千一百零九吨、石油产品二百六十二万二千三百五十七吨、各种化工产品六十三万一千零一十七吨，此外还有各种机器设备、合金、衣服、靴鞋、药品等等【26】。

美国援助苏联物资总价值约为一百零二亿美元。加上各种劳务费，如美国船只的运费，为苏联修理船舰的费用，以及为苏联培训飞行员和海员以驾驶租借飞机和舰船等，这些劳务费约为七亿美元。所以，美国对苏租借援助总值约为一百零九亿美元之多，美方声称110 亿美元【27】

罗斯福以如此无私援助，拯救了斯大林，拯救了苏维埃。

同时，罗斯福容忍美国共产党，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事部门、情报部门和财政部等重要机关任职，美国共产党内的红色间谍甚至左右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2008年10月11 日至25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通过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知名学者B类”资助项目，邀请当今美国左翼学者的主要代表—美国雅施瓦大学历史系的艾伦•施雷克教授和汉密尔顿学院历史系莫里斯•伊瑟尔曼教授来访，并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题为《美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间谍活动新的证据和注释》之专题讲座。

讲座中披露二战中美国共产党在苏联注册的苏俄间谍有300人，他们以间谍生涯为荣，他们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共产国际的利益是一致的。

由此就不难看出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历史渊源之深了。正因为此，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後，随之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背叛了开罗会议的精神，背信弃义，与斯大林共同策划了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

马歇尔使华的真正目的是推行“助毛反蒋”的政策，以保障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得以实施。

马歇尔使华後，完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1946年1月10日，在毛泽东已经用其党军非法抢先占据了中国东北、长江以北的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国土。也就是说，在此以前，在国军的主力部队尚在南方边陲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大型战役四次，抢先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国土，并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极其大量的军火武器的前提之下，马歇尔主持了《一月停战协定》的会议，要求双方军队自1月13日午夜起，在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

中华民国的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民兵、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执行下列命令：

1，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2，除另自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於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仍属例外。

3，破坏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线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4，为实现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人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所谓“一月停战协定”，是在承认毛泽东集团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前提下承认他已经抢先占据的大片国土之合法权益。中日战争是毛泽东承接斯大林的旨意，将日本战祸南引中国而诱发的。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後，毛泽东又与侵华日军勾结，和平共存、互通情报，当上了勾结日敌的汉奸【163】【105】。然而，毛泽东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抗战胜利后，在美俄的袒护下却享有提前占有抗战胜利成果的合法权益。

毛泽东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是中华民族的叛逆者，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贡献而只有罪恶。然而，美国罗斯福总统与他的继任总统杜鲁门承认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对获取抗战胜利的作用与地位，同时，承认了毛泽东已经抢先占领的大片中国国土的既定事实，并以停战协定给予军事保护。

马歇尔制定的一月停战协定，限制了蒋介石指挥和调度军队的职权。限制了国民党蒋介石在战後对於国家的领土和城市接管的权力。

马歇尔来华所作的第二件大事：

1946年3月27日，马歇尔领导的军事调停小组签署《东北停战协议》。该协议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主持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

该停战协议是在共产党已经全面占领了东北、在整个东北，中共党政军已全面部署半年之久的前提下发布的此项命令，亦即马歇尔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而不许国民政府军事接管东北领土。

3月14日，毛泽东指示林彪，集“东北民主联军”於本溪，四平各10万大军，总兵力30万，毛泽东自恃得到了斯大林的无私援助，兵源与军火充足，武器先进，遂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林彪遂奉命集中东北民主联军30万兵力与国军决战四平。

1946年3月下旬到4月初，国军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以国民政府的国际合法地位，军事接管中国故属领土，包括东北城乡所有国土，锦州，沈阳以东城市辽阳、抚顺、鞍山、营口、铁岭等城市的军事接管。

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指出：

“我们中央对於东北的职责，只有接收领土……，军事冲突的调停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并指令新1军和71军北上军事接管东北全境，限令4月2日接管四平。

1946年4月15日，毛泽东并没有遵守东北停战协定，毛泽东的党军占领了长春。一周後，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重要城市。

1946年4月18日，四平会战开始。

四平战役之前，国军的精锐部队新1军，新6军，71军，13军，52军七个军陆续调往东北战场，共28万对林彪精锐之师30万，国共两党的东北之争，貌似势均力敌。

4月27日，毛泽东在四平开战後的第九天回电林彪的四平决战之初的决心：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四平决战开始阶段，黄克诚之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时期的老红军部队，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三千人，失去战斗力：陈毅之三师，原一万三千人，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还剩五千人，保持战斗力；邓华保一旅伤亡相当严重，失去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伤亡较大尚保持战斗力；还有三师、八旅、十旅、杨国夫部队等，都打得疲惫不堪和受到较大损失。而且，损失的绝大多数是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的共军骨干，共军基层官兵的精华。

1946年5月14日，国军新六军所属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在南城子附近与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主力遭遇。经过激战,第六十五团攻下了南城子、威远堡门。

廖耀湘遂下令全军以火石岭子为轴向左旋回,攻击塔子山、梨树、赫尔苏、公主岭等地,准备迂回到四平左侧後,切断东北民主联军的退路。

17日下午，新六军在空军和强大炮火掩护下，猛攻七旅十九团坚守的四平以东331.5高地和塔子山阵地。国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以他的第65团於塔子山击溃林彪的主力纵队（军）。

5月18日，国军的这支劲旅又攻下了四平共军防线右翼之要点—塔子山。全歼了林彪的一个主力纵队（军）之後，林彪见势不妙，然又迟迟得不到毛撤军指令的林彪发出电报：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於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彪发出电报没得到命令即自行下令撤军，被迫放弃四平，否则有全军覆灭之虞。

次日毛泽东“补”了同意撤退的电报。

东北民主联军在撤退中大量出现逃兵，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投奔国军。

东北民主联军放弃了工事甚好的大城市长春。国军把东北民主联军赶过松花江并一擧占领长春、吉林等七十多个城镇，此役又称之为国共内战中的“吉长之役”。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的一书中描述：

“共匪当时溃败的情况，及其狼狈的程度，实与其在赣南突围（毛泽耳称之为长征）逃窜时的惨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4】

国军在“决战四平”大获全胜，共军主力伤亡过半，向北溃退。国军随即收复了长春，追击共军到哈尔滨邻近的双城。东北民主联军败退松花江以北。

6月6日。在马歇尔的胁迫下，蒋介石命令国军停止对林彪追击。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帮林彪度过了全军覆没的军事危机。给了林彪东山再起的机会。

此乃马歇尔施华後的助毛反蒋所做第二件大事。

马歇尔使华後，制定并推行了《一月停战协定》，《三月东北停战协定》，不但承认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战後的地位，更保护了毛泽东在长江以北与东北三（四）省已经实际占有的既得利益，马歇尔以停战协定限制蒋介石调度与指挥中国军队的兵权。同时，马歇尔来华後，由斯大林向毛泽东转交了40亿美元的美国重武器，其数额之大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後美国援华总额的八倍之多。

马歇尔的这些举措，可以说，将毛泽东与美国政府合作而提出的两项条件，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毛泽东的最大利益和需要。

马歇尔签署的《三月东北停战协定》名为三人签订，实为马歇尔与周恩来两人所定。尽管如此， 4月15日，毛泽东还是违反停战协定，攻占了长春，一周後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重要城市，所有停战协定都是用於限制蒋介石的，毛泽东可以乘机对蒋发动进攻。

毛泽东阻止蒋介石接管东北这块地大物博的黑土地，他踌躇满志，要与蒋介石决战四平，他以为一定会打败蒋介石。结果，毛泽东以林彪所率的30万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决战中伤亡过半。

一九四六年晚春，毛泽东在四平决战，几乎全军覆没。毛泽东感到不可思议，满腹惆怅。毛又似看到了绝境。然而，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亦忧心忡忡，面对毛泽东的军队在东北全面溃退，马歇尔终於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迫使蒋介石停止在东北追击中共。马歇尔先是威胁蒋介石：

“如果继续追击，美国就不再帮国民政府运部队去东北了。”

五月三十一日，马歇尔甚至写信给蒋，称这事关系到他本人的荣（信）誉：

“在目前政府军在东北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重申：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即我本人的立场是否正直成了严重问题。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军停止推进、打击、或追赶〔毛军〕”。

措辞如此强硬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屈服，答应停火十五天。

东北局看起来真有可能要麽撤进苏联，要麽化整为零重开游击战。林彪已经有所思想准备，一旦哈尔滨失守，就到辽南的山区打游击。六月一日，他给毛的电报说：

“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

第二天，东北局也给毛同样无可奈何的电报：

“我们准备放弃哈尔滨”，“我已告辰兄准备退出”。

（“辰兄”即指苏军。）身心交瘁的毛这时两次恳求斯大林出兵干涉，来个“联合行动”，或者把中国置於苏联的军事“保护伞”之下。然斯大林婉言拒绝，怕出兵引起国际反应。但他允许中共军队退入苏联境内。

六月三日，毛泽东似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下，电告东北局和林彪：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而且是“作长期打算”。【15】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干预，使毛泽东又一次绝处逢生。他刚於六月三日被迫同意放弃北满重镇哈尔滨。一得到停战令的消息，毛泽东的东北战局见到了一线转机之曙光，有如一剂强心针，眼睛一亮，又重新兴奋起来。

六月五日他至少两次电告东北追改部署【15】：

“周电称，蒋已允马停战十天谈判，请东北局坚守哈尔滨……至要至要。”

“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於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

包括林彪在内，都说蒋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进是大大的失策。蒋介石只要穷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苏联边境建立强大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切断中共与苏联的铁路运输线，使苏联重型武器不可能运进来装备中共。

蒋介石答应停火十五天之後，马歇尔又再度施加压力，要蒋把停火期延长为四个月，甚至把整个北满让给中共。

东北停火，使毛得以在北满建立了横一千公里，纵五百公里，一块面积比德国还大的根据地。毛把这块地盘比作舒适的“沙发”，背靠苏联，两臂有北朝鲜、外蒙古作依托。

如果不是马歇尔胁迫蒋介石下令国军停止追击，毛泽东集团在东北战场恐无起死回生的战机。

然而，四平决战的失败，或许让毛泽东看到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尽管毛的军队得到了日本八十万关东军精良装备，又有美苏暗中相助，在此等条件下，林彪的一个军，不敌国军一个团而遭到全歼。

毛泽东感到震惊与一阵寒栗而颤动，只好考虑另谋它途。

於是，毛泽东终於向美国政府追加了一项与其合作的补充条件，亦即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国民政府的军火、武器的援助。否则，国共之争，他发展八年的家当会赔得精光，其後果不堪设想。

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关於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16】。

这就是毛泽东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一项额外的要求，是“毛美合作”的两个条件之外的补充条件。然而，这项额外要求，对於美国政府存在有一定的难度。

中国的抗战胜利後，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要取向，一是以总统罗斯福的继任杜鲁门为首的“援共反蒋”的国务院官员，一是以美国国民威望和影响广泛的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为主的“反共援蒋”派。毛泽东於6月22日的声明，是针对美国国会准备向国民政府提供包括五亿美元贷款的第二轮援助而提出。

值於此际，在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哈佛大学左翼（美共左翼）教授费正清，一名由美国国务院派来中国的文化特务，特地会见了寄身於毛泽东的一名文痞郭沫若，并告之：

“美国的援华政策将对中共不利，如果不能证明蒋介石实行独裁，就无法阻止这一援助计划。”【17 】：

数日後，1946年7月11日晚，民盟（中共外围组织）昆明负责人、民盟激进人士李公朴教授遭到暗杀。

4天後，另一位民盟昆明负责人闻一多教授，主持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并发表檄文“最後的演讲”。随之，闻一多教授也令人震惊地遭到暗杀。

血案发生後，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专文，题为《我们对中国的改观》，把整个事件诠释为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指责国民政府违反了自由民主精神。他把蒋介石勾勒成冷血独裁者，并呼吁白宫切断对华援助。

爲了阻止美国对华援助，毛泽东还请求了他的政治密友宋庆龄给予声援。

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关於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18】。

一周後，於1946年7月29日开始，杜鲁门批准《对华实施武器禁运》的决定生效。原已於6月14日向国会提出的《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和“援助八个空军大队”的计划也同时终止。

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建议下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直到1948年11月以后才得以解除。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实行武器禁运，同时，斯大林向毛泽东转交关东军的全副武装之外还追加40亿美元的美国重武器。

斯大林与马歇尔的这些大手笔的援助，毛泽东暗自窃喜，心中暗道：“天下人助我，我老毛再打不赢老蒋，岂非天下最大的白痴？ ”

然毛泽东对外则称，重武器麽，找蒋介石去要！似乎毛泽东用於内战的武器也是白手起家，从蒋介石那里缴获而来，蒋介石是他的运输大队长！

从1946年6月16日开始，毛泽东指示晋绥军区聂荣臻贺龙部发动了以夺取“三路四城”为目标的“晋北战役”。

至8月15日，聂、贺一举歼灭阎锡山部8000多人，解放了除大同、忻县城外的广大农村和10余座城镇，控制了同蒲路南起忻县，北至大同以南近200 公里的地段，使晋绥与晋察冀西区连成一片。

7 月14日，当晋绥野战军和晋察冀野战军一部联合与阎锡山对峙县城作战时，蒋介石责成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伙同阎锡山，一同飞往大同策划坚守大同的作战部署，并陆续将大批粮食和军事物资空运到城内。但这一切，晋绥和晋察冀的解放军是无法知道的。同时，蒋介石密令傅作义制定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这也是毛泽东无法知道的。

7 月31日，晋察冀军区攻大同的外围战役展开。当日即将大同至怀仁的铁路切断。

8 月14日，毛泽东的大同前线指挥部，下令主力攻城部队开始攻城，至9 月4 日，攻占了北关、西关车站和部分城关街区。

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尚在云雨游欢的朦胧之中，於 8 月11日，傅作义已指挥三万二千大军，攻向了集宁城。毛泽东似全然不知。

直至8 月28日致电前线指挥员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

“（一）蒋军北线作战计划规定，大同属於十二战区，傅部有相机占领卓资山、凉城之任务；（二）你们必须立即开始部署歼灭傅军向卓资山、凉城进攻之部队，同时不影响我对大同之攻击；（三）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歼灭傅部把握如何，及是否可以不影响对大同之攻击，均盼告。”

9月13日，集宁失守，大同撤围。

晋察冀、晋绥两个军区，几乎整个华北军区主力，总兵力32-50万，是国军傅作义部总兵力的10倍之多，此役竟然输给3.2万兵力之国军。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解放军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不可谓不英勇。延安电台於9月12日向全国发布了消灭国民党傅作义部於集宁城下的消息。但由於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了。

延安电台的这份报道，或许基本符合事实，这场战役是激烈的，解放军作战也很勇敢，由於指挥失误，导致这场战役的失败。

然而，延安的这则消息几乎成了傅作义的笑柄。

傅作义取得“集宁—太原”之战大胜後，於1946年9月20日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此信9月21日被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341】，其略云：

“延安毛泽东先生：……最近由於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後，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後你们终於溃败了。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

“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屍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

“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毛泽东读罢此信，颜面无存，当即说了八个字：【19】

“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毛泽东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华北战场还是一败涂地，而且都是以十败一。毛蒋争斗，毛泽东输了，而且输得出奇的难堪，很不光彩。毛的失败，以致军心不服，在毛泽东建政数十年之後，有一篇“评毛文章” ：《毛贼知军乎？》

“毛贼乃一介流氓，诚无军事之才，然恃御用文人之吹颂，俨然百战百胜。其自诩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流寇形也，为诸将所笑，盖此四渡，三军不知所向，疲於奔命，遇敌则溃，乱我士气。抗战时，毛贼力分诸将之兵，深恐日寇，无将之勇，无术制寇，且抄袭林帅之报告，据为己之抗日策，为识者所讥。平型关、广阳之战，乃林帅抗命自决; 百团大战为彭帅之请。毛若有才, 此其时也，奈何未见一战 ? 且毛贼深知林帅抗日心切，在外必不停战於日寇，待林帅伤愈返国，故留其於延安。惜哉，虎将未有效命之时。抗日只见地雷战，地道战，日寇小队竟称雄於根据地，谎言可见一斑。”

“内战时,东北最险，毛贼妄令战四平，三军几亡。幸林帅对其误有悟，乃阳奉阴违，遂有东北之完胜。今言路开，诸将忆往事，往往露不遵毛贼之命而获大胜之迹，计有栗、彭、刘、徐之人，不胜枚举。由此观之，毛贼乃败军之将，何来百战百胜? ”

可见，毛泽东并非像一些中外名流吹嘘的那样。真实的毛泽东，他不是什麽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委实一名败军之将乃尔。

占有天时、地利与先机优势的毛泽东，在马歇尔对蒋介石实施武器禁运半年之後，华北战场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也失败了，在华东的涟水战役和淮阴战役还是失败了。华野陈毅和粟裕、中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几十万人马，聂荣臻、贺龙的晋察冀军区，从1946年夏天到1947年初春，这八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的各路人马遭致东北、华北、华东与华中各个战场连续的失败。毛泽东丢失了长江以北抢先得到的100余座城镇和70%抢先占据的广大土地而龟缩到山区。

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武器禁运事间的推移，国共双方在武器军火此消彼长的反差与影响凸显出来。

根据1976年苏联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条目中曾这样写着：苏联的援助是共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1，日本关东军投降後由苏联红军移交毛泽东党军的武器：苏联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至少能武装百万以上军队的武器装备，其中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还有大量日本留下的兵工厂。此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驻朝鲜苏军还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

2，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援苏联11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援助了中共军队；

3，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和捷克武器；

4，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向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提供2000名苏联军事顾问。

另外，美国政府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实施军火武器禁运，对於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觉。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

“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且武器、运输车辆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均已为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难及。”

1947年7月，魏德迈到达东北後发现，由於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一年前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林彪一个军的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

“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磨损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21】

在军火武器的军需供给方面，毛蒋之间，有着天地之别。毛泽东的党军的武器弹药，取之不完，用之不尽。蒋介石的国军则是前方告急，军火库供不应求，甚至空空如也。至於武器质量方面，40亿美元美国大口径榴弹炮（150-300mm口径）等重武器，其数量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後美国对华军火武器装备援助总量的八倍之多，即便是经过美国装备与训练的国军将士也是望尘莫及。

在蒋介石处在军火武器供应持续紧张之窘迫中，毛泽东尽管在抗日战争中对鬼子打仗不见踪影，内战中对蒋介石则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正如一位中共的高级将领回忆：

“毛泽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抗战中毛泽东要保存实力打老蒋，八路军的大队人马，见到三两个鬼子的岗楼就跑，藏到山里去了。我的奶奶给我的爸爸做了一双鞋，送他打鬼子。爸爸参加了八路军。八年抗战，奶奶做的那双鞋没有穿过一次，解放战争打老蒋才拿了出来，……”

然毛泽东在美俄支持下，其战争规模、其攻击频率，远远大於日本侵略者对於中国守军进攻烈度的数倍之多。

从国民政府兵工局的统计资料中发现：

“1947年国军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於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於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300％。冲锋枪，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22】。”

“即使用抗战时期军火消耗的最高年份与1947年相比较，这个数字依然非常惊人。1947年的步枪消耗是抗战时期最高年份267％，手机枪（冲锋枪）是110％，轻机枪是177％，重机枪是211％，手枪是2244％，迫击炮是101％，山、野、榴弹炮是118％，枪掷弹筒是157％，枪弹是114％，迫炮弹是23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81%【22】。”

从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国军进行内战的规模远大於此前的抗日卫国战争规模的数倍，亦可以看到斯大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数量之庞大。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军军火库迅速枯竭，美式军火的告急，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今後的军事行动。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也难以补充前线所需。

1947年国产武器的生产量：

步枪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机枪（冲锋枪）是694％，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23】。

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增加了数倍，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巨大的消耗【23】。

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 797 750发，而消耗达35 903 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击炮弹的生产量为146 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22】例如，1947年2月27日，联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电西安第七补给区，要求补给中正式步枪3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补给区之中正式步枪，均已支配无余”。

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转给兵工署军械司的特急电报中称，补发给206师的步枪因库无存品而未能拨发到位【23】。

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军火，随後，还进一步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方面。

从1946年初春到1947年初春的一年时间内，毛泽东损兵折将，丢失了70%以上抢先占领的地盘。

毛泽东无奈之下，向美国政府总统杜鲁门发出作为肢解中国国际阴谋充当内奸的第三项条件：

於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於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亦即要求美国政府对华经济封锁、实施军火武器禁运的制裁。

美国政府於1946年7月29日对华军火武器禁运之命令生效後，经济援助取消，等於对蒋介石69个美式装备师缴械，国军将士随军心不稳、士气下降，民心浮动，经历了十余年连续战争的磨难，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用高官利欲收买和诱骗手段，乘蒋介石过早取消从国军中国民党的组织机构、乘着戴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收买国军内的高级将领，卫立煌、韩练成、郭汝槐、卫立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等重量级军事将领，就像魔瓶失去了盖子，公然从魔瓶里跳了出来，最终成了中华民族的叛徒。

由於卫立煌长期作为中共的内奸，且因马歇尔的武器禁运，林彪取得了辽渖的锦州与长春的围城之功效，渖阳不攻自破；傅作义的女儿出卖了国军的城防计划与所有军事机密，傅作义防守的津京二市，亦不攻自破；郭汝槐、刘斐、韩练成出卖国军军事机密、作战计划并发出误导国军的假情报，导致淮海全局失败，进而扭转了毛泽东的战局之败绩，毛泽东在辽渖、平津与淮海三大战场，他享有了外有美、俄相助，内有毛谍作乱之果，毛泽东最终完成了配合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内应之任务，他的个人阴谋与野心也同时得逞。

随着美国对华武器禁运时间的推移，到了1948年秋冬，国军的军火库已经不能支撑战争的继续了。毛泽东集团的战争形势，也正是从1948年秋，才真正好转起来的。

毛泽东摄取中国政权，不是因为他的军事天才，他不是什麽军事家、军事战略家，乃一名民族大汉奸所固有的奸诈之徒。然毛泽东充当内奸的“毛美合作’的补充条件，亦即马歇尔使华的第三件大事成全了毛泽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心胸狭窄、阴狠狡诈，阴谋深似海、野心比天大，为逞其野心，於灭国亡种，荼毒生灵而不顾。他复苏於遵义，发迹於懋功，扎根於延安，得益於美俄。

1949年1月10日，抗日战争中所向披靡的第五军团在华野与中野集中了千门重炮的轰击下覆灭。

1949年1月20日，前总统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开始撤出北平。

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的日记（总结剿匪戡乱失败之原因）中记载：

“此次失败，并非失败於毛共，而是失败於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於俄史，而是失败於美马（马歇尔）。美必後悔莫及而马歇尔应负全责。”

五，二战中法西斯战争的继续

长期以来，几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官方，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然而，研究二战的历史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共同进攻了波兰。

1939年9月3日上午9时，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上午11时之前提供对波兰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即将向德国宣战。午时，法国也向德国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其期限为下午5时。德国对此置之不理，英法两国於当天向德国宣战，这就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9月17日苏联红军和德国国防军在布列斯特胜利会师。

9月 25日苏德两党两军在布列斯特举行了盛大的联合阅兵式，国防军与红军肩并肩手挽手光荣地接受了双方将领的检阅。它标志苏德两国对波兰的占领与瓜分。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重新划分苏德势力范围，苏联红军入侵芬兰，并迫使芬兰割让领土。

斯大林与希特勒二人共同发动了世界大战。他们二人都是法西斯头子，只是斯大林还多了一个头衔，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司令部的总司令。

1939年12月，德国总理希特勒致电斯大林祝六十大寿：“表达对友好苏联的幸福和繁荣最良好的祝愿。”斯大林立即复电感谢：“用鲜血凝聚起来的德国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将会继续保持下去并得到巩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进攻了苏联，那是两个法西斯强盗为其自身利益的内斗。

苏德战争中，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不顾国内舆论的反对，无条件地给斯大林一千六百万长吨的军事援助【26】，物资品类繁多，主要的有军火、战略物资、机器设备和食品。

其中各种型号的飞机一万四千零一十八架、卡车和吉普车四十万九千五百二十六辆、战车（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一辆、摩托车三万二千二百辆、铁路车辆（机车、平板车、油罐车等）一万三千零四十一台、各种口径的高射炮七千九百四十四门……【26】。

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二战中拯救了俄罗斯、拯救了法西斯头子斯大林，然而，并不能改变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

二战後期，罗斯福帮助斯大林实现了侵占东欧与中欧的野心，帮助斯大林从中国吞噬了1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中国大陆剩下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亦成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後花园。

二战的结束，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是正义者的失落，是中华民族又一场灾难的开始，又一场法西斯战争的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的继续。

二战结束後，希特勒死了，二战的另外一名发动者、另外一名法西斯头子、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总司令斯大林还活着。而且，他的那个司令部更加强大了，他居然还能以二战的胜利者、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者与世界四大领袖之一的身份，获得了二战胜利後最大的一份胜利果实。中东欧成了他的附庸，就连自始至终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始祖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极其重大贡献的中华民国，反法西斯战争最为主要的战胜国之一，也成了斯大林在二战後的战利品，蒋介石在愤恨中离开大陆，带着他的三民主义理想去了台湾。

中日战争是毛泽东执行斯大林的远东安全计划而引发与推动的，毛泽东在二战结束後与他的主子斯大林分享了二战结束後的战利品。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死了，斯大林还活着，还有一名斯大林的奴才与叛卖民族的内奸毛泽东也活着，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斯大林指使毛泽东和他的党保卫苏联【24】，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祸水南引中国【28】，毛泽东蓄谋了六年之久，利用卢沟桥事件，伪装爱国，以极左面貌，蓄意夸大事实【25】，绑架政府，激化中日民族矛盾至失控状态，诱发本可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中日全面战争提前爆发，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国难的诱发者与推动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同盟者与战争中的合作者【4】【5】。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是一丘之貉，都是反人类的战争罪人。

中国抗战胜利後，斯大林、罗斯福利用毛泽东发动内战，实施了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

肢解中国的阴谋得逞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双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後的最大获利者，他们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後最多、最大的果实。

毛泽东在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的鼎力相助下胜利了，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摄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霸占了中国大陆所有的一切。

蒋介石奠定了世界四大军事强国的基础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国际上确立了四大强国的国际地位和荣誉，包括联合国创始国、联合国安委会常务理事国的席位……这一切的一切，都被毛泽东不劳而获了。

斯大林胜利了，他得到了156万5000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附庸国，得到了中国的唐努图瓦（唐努乌梁海），成了苏联的一个17万平方公里的图瓦苏维埃共和国，库页岛及其周边群岛7.64万平方公里，成了苏联的固有领土，在苏俄的现有国土中，至少有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新老沙皇从中国掠夺的。此外，他还得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附庸国，这一切的一切，都囊括到他的大家庭中去了。

“中国最大的岛屿是库页岛，中国最大的湖泊是贝加尔湖，中俄边界原在勒拿河”

只好停留於美好的历史记忆与民谣中，二战後，新沙皇斯大林又给老沙皇增添了一份沉重的遗产。

中华民国被肢解了，这是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等俄美英三国首脑的国际阴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的演说中指出：

“（列强）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一张纸和一支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後，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媚骨与野心，将其拉到了自已的怀里作为肢解中国的内奸，中华民国是在他们的阴谋下联合进攻之後被肢解的。

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者、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梁、五千年不遇的民族大英雄蒋介石，在国际流氓、侩子手、独裁者、野心家、民族叛徒的联合进攻下倒下了。

二战的胜利结束，法西斯战争并没有终止，毛泽东所标榜的解放战争，正是二战中反人类的战争罪犯斯大林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的继续。

中华民族，经历了十四年抵御日本侵略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战胜利後，在俄、美、英以及民族内奸的联合进攻下，又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终於在血泊中倒下了。

结论

一，毛泽东所标榜的解放战争，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战争，是一场内奸作乱的战争、一场有辱公理和正义的战争，是毛泽东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的国际战争，是二战中法西斯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延续，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乃一丘之貉，同是人类历史的罪人；

二，毛泽东是帝国主义苏俄与美英列强肢解中国的国际阴谋之内奸，在世界列强和法西斯帝国主义支持与援助下，毛泽东发动了这场战争，他又一次制造了中华民族的国难；

三，中华民族承受了连续12年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是战争连续时间之久还是战争的规模之大，都属於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进而致使国民政府在战争中财力耗尽、武器弹药的生产已经不能支付战争继续之消耗，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两年之後，毛泽东窃取了民国政权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说二战是同盟国对轴心国两个军事集团的战争，毛泽东所称的解放战争，则是俄美英的首脑伙同中国内奸毛泽东组成的军事集团肢解中国的战争。毛泽东是在与帝国主义与世界列强的国际阴谋联合下夺取中国政权的卖国贼和窃国大盗；

四，毛泽东是依赖於帝国主义苏俄和列强美英帝国而存亡的奴才。他不是什麽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更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者，实为一名令人不耻的民族大汉奸乃尔。

五，毛泽东乃一名於灭国亡种，荼毒生灵而不惜的卖国贼。他精读《资治通鉴》十七遍，汲取其所有反面，阴谋深似海，野心比天大，他复苏於遵义，发迹於懋功，扎根於延安，得益於美俄。

参考文献：

【1】美军迪克西使团档案（20130610/20130611/20130612 /20130613）

【2】诸玄识《梳理民国》：《中美文化对立》2012,09，07。

【3】林泉篪（翻译）：关於《魏德迈的报告》2008-08-17 17:52:06

【4】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国现代史编刊社出版北京 1980

【5】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页

【6】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 2004年3月，第186，190-192页

【7】毛泽东：《抗战胜利後的时局与我们的方针》1945,8,13

【8】《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

【9】沈志华：毛泽东与蒋介石或可不必生死对立:美苏能制止中国内战爆发?人民网>>文史>>中国近现代史2011年09月25日1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