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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到外国去

胡适

(一)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间,中国公学闹出了一次大风潮，结果是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来,另组织一个中国新公学。这一次的风潮为的是一个宪法的问题。

中国公学在最初的时代，纯然是一个共和国家，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执行部的干事即由公选产生出来。不幸这种共和制度实行了九个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约有几种:一是因为发起的留日学生逐渐减少，而新招来的学生逐渐加多,已不是当初发起时学生与办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为社会和政府对于这种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为公学既无校舍，又无基金，有请求官款补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对于公学内部的疑忌。

为了这种种原因，公学的办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请了郑孝胥、张謇、熊希龄等几十人作中国公学的董事，修改章程，于是学生主体的制度就变成了董事会主体的制度。董事会根据新章程，公举郑孝胥为监督。一年后，郑孝胥辞职,董事会又举夏敬观为监督。这两位都是有名的诗人，他们都不常

到学校，所以我们也不大觉得监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会与监督之下,公学的干事就不能由同学公选了。评议部是新章所没有的。选举的干事改为学校聘任的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了。这几位办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里面要担负维持学校的责任,自然感觉他们的地位有稳定的必要。况且前面已说过，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我们少年人可不能那样想。中国公学的校章上明明载着“非经全体=分之二承认，不得修改”。这是我们的宪法上载着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干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评议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这里面也还有个人的问题。当家日子久了，总难免“猫狗皆嫌”何况同学之中有许多本是干事诸君的旧日同辈的朋友呢?在校上课的同学自然在学业上日日有长进，而干事诸君办事久了，学问上没有进境，却当着教务长一类的学术任务，自然有时难免受旧同学的轻视。法的问题和这种人的问题混合在一块,风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议制的评议部取消之后，全体同学就组织了一个“校友会”，其实就等于今日各校的学生会。校友会和三干事争了几个月，干事答应了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校友会把许多修正案整理成一个草案，又开了几次会，才议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争执，经过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监督夏先生与干事诸君均不肯承认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会开大会报告校章交涉的经过，会尚未散，监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认学生有订改校章之权，这竟是完全取消干事承认全体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着又出了两道布告,一道说“集会演说，学堂悬为厉禁……校友会以后不准再行开会”。一道说学生代表朱经、朱绂华“倡首煽众,私发传单,侮辱职员，要挟发布所自改印章程，屡诫不悛，纯256苏蒙楼暮色-《新月》华编

用意气,实属有意破坏公学。照章应即斥退，限一日内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体学生签名停课,在操场上开大会。下午干事又出布告，开除学生罗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并且说:“如仍附从停课,即当将停课学生全行解散，另行组织。”初五日，教员出来调停,想请董事会出来挽救。但董事会不肯开会。初七日学生大会遂决议筹备万一学校解散后的办法。

初八日董事陈三立先生出来调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于星期日暂停膳食。所有被胁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暂住数日。准于今日午后一时起，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发给旅膳费。俟本公学将此案办结后,再行布告来校上课。”

这样的压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愤。他们决定退学，遂推举干事筹备另创新校的事。退学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爱而近路庆祥里新租的校舍里。厨房虽然寻来了一家,饭厅上桌凳都不够，碗碟也不够。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创立的学校，所以不但不叫苦,还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钱来作学校的开办费。有些学生把绸衣、金表，都拿去当了钱来捐给学堂做开办费。

十天之内，新学校筹备完成了,居然聘教员,排工课,正式开课了。校名定为“中国新公学”，学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这风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为我是新学生,又因为我告了长时期的病假，所以没有参与同学和干事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朱经、李琴鹤、罗君毅被举作干事。有许多旧教员都肯来担任教课。学校虽然得着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经常费很感觉困难。李琴鹤君担任教务干

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里谈话，他要我担任低级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课三十点钟,月薪八十元;但他声明,自家同学作教员，

薪俸是不能全领的，总得欠着一部分。

我这时候还不满十七岁,虽然换了三个学堂,始终没有得着一张毕业证书。我若继续上课，明年可以毕业了。但我那时确有不能继续求学的情形。我家本没有钱。父亲死后，只剩几千两的存款,存在同乡店家生息，一家人全靠这一点生息过日子。后来存款的店家倒帐了,分摊起来,我家分得一点小店业。我的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又靠他的同学朋友把他们的积蓄寄存在他的店里，所以他能在几年之中合伙撑起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但近几年之中,他的性情变了,一个拘谨的人变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费用变大了,精力又不能贯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业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我家的亏空太大了，上海的店业不能不让给债权人。当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汉口一所无利可图的酒栈了。这几个月以来，我没有钱住宿舍，就寄居在竟业旬报社里(也在庆祥里)。从七月起，我担任《旬报》的编辑，每出一期报，社中送我十块钱的编辑费。住宿和饭食都归社中担负。我家中还有母亲，眼前就得要我寄钱赡养了。母亲也知道家中破产就在眼前，所以寄信来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办了。我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名义上是说求学要紧，其实是我知道家中没有余钱给我办婚事。

正在这个时候,李琴鹤君来劝我在新公学作教员。我想了一会,就答应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教六点钟的英文,还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岁的少年人,精力正强,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国新公学解散时为止。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258 蒙楼春色-(新月》单编

下苦功去预备工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的;不然,我可真“抖”了!

《竞业旬报》停刊之后，我搬进新公学去住。这一年的教书生活虽然很苦，于我自己却有很大的益处。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时虽不大能说英国话,却喜欢分析文法的结构，尤其喜欢拿中国文法来做比较。现在做了英文教师，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这一年之中，我虽没有多读英国文学书，却在文法方面得着很好的练习。

中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那时候的学堂多不讲究图书仪器的设备，只求做到教员好，工课紧,管理严，就算好学堂了。新公学的同学因为要争一口气，所以成绩很好，管理也不算坏。但经费实在太穷，教员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干事处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恶气;往往因为学校不能付房捐与巡捕捐，同学们大家凑出钱来，借给干事处。有一次干事朱经农君(即朱经)感觉学校经费困难已到了绝地，他忧愁过度，神经错乱，出门乱走,走到了徐家汇的一条小河边，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丧命。

这时候，中国公学的吴淞新校舍已开始建筑了，但学生很少。内地来的学生,到了上海，知道了两个中国公学的争持，大都表同情于新公学,所以新公学的学生总比老公学多。例如张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陕西学生,到了上海,赶不上招考时期，他们宁可在新公学附近租屋补习,却不肯去老公学报名。所以“中国新公学”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国公学”是一天不得安稳发展

的。老公学的职员万不料我们能支持这么久。他们也知道我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绂华、朱经农、薛传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绍,也许有大规模的官款补助的可能。新公学募款若成功，

这个对峙的局面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学的三干事之中，张邦杰(俊生)先生当风潮起时在外省募款未归;他回校后极力主张调停,收回退学的学生。不幸张先生因建筑吴淞校舍,积劳成病,不及见两校的合并就死了。新公学董事长李平书先生因新校经济不易维持，也赞成调停合并。调停的条件大致是:凡新公学的学生愿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学的工课成绩全部承认;新公学所有亏欠的债务，一律由老公学担负清偿。新公学一年之中亏欠已在一万元以上,捐款究竟只是一种不能救急的希望;职员都是少年人,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来办学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已酉(一九〇九)十月，新公学接受了调停的条件，决议解散:愿回旧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题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纪念我们在那时候的感情,所以我钞在这里:

十月题新校合影，时公学将解散

无奈秋风起,艰难又一年。颠危俱有责,成败岂由天?黯黯愁兹别,悠悠祝汝贤。不堪回首处,沧海已桑田。

此地一为别,依依无限情。凄凉看日落,萧瑟听风鸣。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相携入图画,万虑苦相萦。

十月再题新校教员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谊，无奈惊涛动地来。江上飞乌犹绕树，

尊前残蜡已成灰。县花幻相空余恨,鸿爪遗痕亦可哀。莫

笑劳劳作刍狗,且论臭味到岑苔。

这都算不得诗,但“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两句确是当时的心理。合并之后,有许多同学都不肯回老公学去,也是为此。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二十年来,无人写这一段历史,所以我写这几千字，给我的一班老同学留一点“鸿爪遗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一九〇八--一九〇九)两年之中,我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已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张分析家产;我写信回家,说我现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产业。其实家中本没有什么产业可分，分开时，兄弟们每人不过得着几亩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亲最心爱的一个妹子和一个弟弟先后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学解散之后,得了两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无把握,那敢回家去?只好寄居在上海,想寻一件可以吃饭养家的事。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

(注)这一段是去年(一九三一)夏间写的,写成之后,我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抟沙),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日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事隔二十多年，我们都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回看当年的旧事了。他看了之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我，承认我的话“说的非常心平气和，且设身处地的委曲体谅，令我极端佩服”，又指出一些与当日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错误，我都改正了。所以这一段小史，虽是二十多年后追记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错误。我感谢王先生的修正,并且盼望我的老同学朱经农、罗君毅诸先生也给我同样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长信里说了几句很感慨的话，我认为很值得附录在此。

他说:“我是当初反对取缔规则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问我取练规则到能对于中国学生有多大害处，我实在答应不出来。你是当时反对公学最力的人,看你这篇文章,今昔观察也就不同的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冲动,理智便被压抑了。中国学校的风潮,大多数是由于这种原因。学校中少一分风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矫正这种流弊。”

我是赞成这话的,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学校的风潮不完全由于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压抑了,其中往往是因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样的失去了运用理智的能力。专责备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国公学最近几次的风潮都是好例子。

一九三二,九,廿七。

(二)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马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诸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后来

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的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那晚上雨下的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得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的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的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

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八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我又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八点钟了。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子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十二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的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的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住了一部空马

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进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回，大概要罚几块钱。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问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弄。我大概睡的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只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只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的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

脸上的微伤那能比那时刻的生命的危险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绵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泄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一九一○),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

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在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南下的旅费是杨景苏先生借的。到了上海，节甫叔祖许我每年遇必要时可以垫钱寄给我的母亲供家用。怡荪也答应帮忙。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

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驿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一九三二,九,廿七夜。

(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出版)

2022-12-08 18:5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