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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6月16日，由时代周报、季我努学社、浙大蒋研中心、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等联合主办的抗战巡讲活动在浙大西溪校区图书馆举行。着名抗战史专家杨天石教授为读者朋友们解析了中国抗战的三个危机时刻。

杨天石

第一个危机时刻是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淞沪抗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中国政府调集了75万军队迎战三个月——中国政府拿出了当时所可能调动的全部力量，从全国各地征调军队在上海与日军血战，由于决定仓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中国的首都沦陷。

12月15日，国民政府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主和、主战两派激烈争吵，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主和。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此时站出来，要求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组织新的政府，与日本人谈和。居正、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纷纷批评蒋介石，要求和谈，居正甚至对蒋介石说，你不敢在条约上签字，我代表政府来签。蒋介石予以拒绝，坚持迁都重庆，继续抗战。此为中国抗战的第一个危机时刻。

第二个危机时刻是1938年武汉沦陷。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将主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迁到武汉，为迁都重庆做准备。汪精卫对抗战失去信心，1938年底从重庆逃到昆明。到了昆明，汪精卫和云南省主席龙云交了底——“我要组织第三势力”——也就是联络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各省，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与日本人谈判。

当时汪精卫联络了一些人如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还有一些广西、广东的军事首领，例如张发奎。汪精卫出逃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背叛，而且还想带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这五个省都投降。实际上，当时山西的阎锡山也产生了动摇，曾派人与日本人秘密接触，想要和谈。这些军事将领虽然动摇，但仍然身处抗战阵营，他们的决定要视抗战的情势而定。1938年的年底到1939年的年初，由于汪精卫的出逃，广州、武汉的失陷，中国的抗战面临着第二个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抗战面临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是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独山。1944年，日本人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一号作战在中国近代史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大溃败，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美英苏等大国驻重庆的大使馆都很紧张：苏联大使馆准备撤退，美英苏大使馆都准备安排侨民撤离重庆。重庆面临空前未有的紧张、慌乱的局面。

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建议国民政府再次迁都，从重庆迁到昆明。中国政府则表示与重庆共存亡，不再考虑迁都事宜。国民政府一方面安抚驻华使馆，让他们镇定，不要撤侨，另一方面调集部队，准备以乌江为前线保卫重庆。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三个危机时刻。

此外，杨天石先生还介绍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国力的对比：战争爆发前，日本年工业产量是60亿美元，中国仅仅才13.6亿美元。钢产量方面，日本年产量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石油产量上，日本年产量是169万吨，中国仅有1.31万吨。日本一年可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年造舰能力为52422吨。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的生产能力。日本战前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是200余万人，日本当时的作战飞机有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的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军力差距。

网载 2015-09-05 22: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