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 青反 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 个凡 是’的错 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 复 老干部工 作和平反历史上冤 假错 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 护旧 的个 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 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 国 锋，相关着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着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 负”和衍 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 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 要解 决‘四 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 剑 英、李 先 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 性作用”；关于平反冤 假错 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 形态 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 制 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 受“新的 个人 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 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 国 锋、李 先 念、吴 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 先 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 人帮”的斗 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 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 山，向叶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去李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 党、亡 国、亡 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 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同叶、汪 东 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 根 生向华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 谋 篡 党 夺 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去西山转达了华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 剑 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 蕾（熊 向 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 选 基（叶 剑 英之侄）请熊 向 晖到王 震 家中，他和刘 诗 昆（叶 剑 英前女婿）向王 震和熊 向 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 选 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 先 念突然造访叶 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 选 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 剑 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 向 晖和王 震，熊 向 晖又告诉了熊 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 剑 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 剑 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 剑 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 先 念 谈话。李转达华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 蕾披露的叶 选 基的叙述，以及《叶 剑 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逝世前后，叶 剑 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与华一拍即合。叶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 共中 央副主席、中 央军 委副 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 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 洪 文、张 春 桥、江 青、姚 文 元外，刘 伯 承因病重、吴 桂 贤因被疑为江 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 东 兴、陈 锡 联、吴 德、纪 登 奎、陈 永 贵、苏 振 华，都是华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这些政 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 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分别同叶剑英、汪 东 兴、吴 德、陈 锡 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谈话，“还与汪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 委吴 德、吴 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 静 宜、迟 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 先 念 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 先 念、吴 德、陈 锡 联、纪 登 奎和陈 永 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 剑 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 先 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 先 念、吴 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叶 剑 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同汪 东 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 德还提到华约见耿 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 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指示他控 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叶主持，汪指挥，中央 警卫 部 队对王 洪 文、 张 春 桥、江 青、姚 文 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 德指挥北京卫 戍区部 队，抓捕了迟 群、谢 静 宜、金 祖 敏。耿 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 央主 席、中央 军 委 主席。

      1978年11月，华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 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 三 四 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 洪 文、张 春 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 三四 一部队执行的。姚 文 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 卫戍 区警 卫；如果八 三 四一 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 戍区部 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 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 锡 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 忠 去执行。陈 锡 联下了命令，要吴 忠一切行动听吴 德同志指挥。迟 群、谢 静 宜、金 祖敏等也是吴 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是抓捕“四 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坚持“批 邓”、阻挠和拖延 邓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 先 念、陈 锡 联、吴 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出来工作，叶 剑 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阻挠和拖延”了邓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 剑 英办公室主任王 守 江回忆，粉碎“四 人 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 小 平送阅中央文件。王 守 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的女儿毛 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 央主席的华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 守 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安排邓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 小 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 守 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 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12月16日，华、汪 东 兴批示同意为邓进行手术治疗。据《邓 小 平 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叶、李、汪介绍粉 碎“四 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 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 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 先 念、陈 锡 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 振 华、倪 志 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 党 夺 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 国 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 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的问题，在揭 批‘四 人 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继 位，是中 共 历 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 力更替。执 政以后，中 共 高层权 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出任第一副 主席、国务 院 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 洪 文、张 春 桥、江 青、姚 文 元 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 人 帮”，说过要“解决”江 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 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等人就抓捕毛的遗 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 风险。抓 捕“四 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 派政 变”、“宫 廷政 变”、为邓“翻 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 力核心的巩固和 国 内政 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 人帮’，邓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 人 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的遗志？”华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 人 帮’及其余党 利用这个问题进行 反 革 命活 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 稳定全 国的 局势，有利于对‘四人 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工作的叶 剑 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提的，政 治 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 廷 政 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的能力。现在粉碎“四 人 帮 ”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 人帮”“对 抗”毛 主席、党 中央的指示，“批邓 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党内有要求邓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 央 党 政军 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 部交底。李 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 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 撮反 革 命 分子，他们的反 革 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的遗志，从而煽 动推 翻 党 中央，‘保王 洪 文 上 台’，为‘四 人 帮’翻 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 人帮’的斗 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同志是天 an 门 事 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根本没有插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 个凡 是”的问题。“两个 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 安 门 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 周 恩 来，很多内容涉及天an门 事 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政 治 局召开会议。华肯定“小 平同志的 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an门 事 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 人帮’压制”，甚至说“事 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 反 革命”。他强调此事“毛 主席 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 席指示错了，会在 群众中引起很大 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 安 门 广 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 人 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 治底线。

      第二天，汪 东 兴指示李 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 an 门 事 件、邓 小 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 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布置新任务，为华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 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 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 裂中 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和天an 门 事 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 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an 门事 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 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 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 定 局势，就要高举毛的旗帜，不能讲毛有错误，不能提‘批 邓、反击右 倾翻 案 风’是错 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复出和天an 门 事 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 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 鑫还说，汪 东 兴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 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 鑫将稿子报送汪。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 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 飚、朱 穆之、李 鑫、华 楠、王 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 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 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华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 及 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 党全军 全国各 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 治 观念和政 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出来工作的是邓 力 群。据邓 力 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 佳 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 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 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 鑫。接着王老找邓 小 平反映。”据《邓 小 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 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 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 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着述都是讲的汪 东 兴；至于对华，只有简单的政 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政 治 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胡 耀 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 国 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 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主政时期，胡 耀 邦是中 组部 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 耀 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 耀 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 邓”运动中，胡 耀 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汪 东 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耀 邦女儿满 妹的着述，华找耀 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 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 剑 英提议，华亲自登门看望耀 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 南 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汪一起同耀 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 剑 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亲自出面。胡 绩 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 绩 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亲自召见谈话的。张“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 捕 入 狱，1972年4月方出 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 爱 萍之子张 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召见张，告诉他：专委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 爱 萍来了。张 胜还记述了华对张 爱 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 耀 邦、胡 绩 伟、张 爱 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 耀 邦、张 爱 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 小 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 主席、国务 院总理、中央 军 委 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耀 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 仲 勋、宋 任 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 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 们、祝 东 力的着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 人 党 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亲拟的。据曾 志的回忆，耀 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批准的。

      “六 十 一人 叛 徒 集 团”是“文 革”的重大冤 案之一，由于“钦 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 小 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耀 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 东 兴再下“禁 令”：“六 十 一人”的问题是毛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耀 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 小 平的支持，也得到华支持。华指示：“六 十 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耀 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 十 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 十 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耀 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的作用。

      华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 命就 是解放生产力。粉 碎‘四 人帮’这场大 革 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 人 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语言虽然充满意识 形态 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 小 平最早提出的。已有着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 剑 英主持中 央军 委工作的邓 小 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 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 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提出当前揭批‘四 人 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 治 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也在考虑结束 揭 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 批‘四人 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 小 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 小 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着编办”几位负责人谈话，提到邓经过沈阳时，李 德 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 彪、“四 人 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入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考虑，就在这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 治 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 形态的灌输，华时刻 担心触碰 毛，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 识形 态层面和政 治层 面有违毛 泽 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 小 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 批 ‘四 人 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微信水煮百年 2015-08-25 16:3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