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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惟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 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

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但我却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了；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

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但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的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里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着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解放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惟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社会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不说父子之情……

但我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当我得知父亲1972年在台北悄然去世时，我才猛然省悟：我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亲手烧毁了对我有着养育之恩的父亲的形象！呵，我这大逆不道的、罪恶深重的儿子。

尽管70年代末，旅居美国的三哥归国，又带来了父亲的照片，我却再也不敢正视。我的眼前，永远晃动着那地狱般的图景：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

我仿佛又听见了早已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事略

钱天鹤（1893—1972年），字安涛，生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191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3—1918年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并获农学硕士学位。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1925—1927年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1927—1929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社会教育组（司）第一股（科）股（科）长，1929—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博物馆主任、顾问。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农林部常务次长。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台湾光复后，置身台湾，参与农业政策和实施纲要的制定，对恢复和发展台湾农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晚年投身金门、马祖两岛的农业建设，成绩卓着，甚受两岛人民的爱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钱天鹤》作者评价：钱天鹤一生清廉，对人仁厚友善，肝胆相照，对于后进和部属，常予扶助提携，助人而不求人知。他公而忘私，精明干练，思考周详，审慎从事，用人唯才，实事求是。其品德行为，令人敬佩。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时设天文、气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等8个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颜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6人为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过程中，通过职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修建房屋，布置园场等项工作相继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以主任综理全馆事务。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全馆之事，则由馆主任钱天鹤综理一切。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本馆组织，可分三项述之：（甲）研究：动物组、植物组；（乙）事务：主任钱天鹤；（丙）顾问：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所载组织如二十年度。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二年度总报告·自然历史博物馆报告》载：仍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甲）研究：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乙）事务：主任徐韦曼；（丙）顾问：钱天鹤、秉志、钱崇澍、王家楫。并列出一表，伍献文、邓叔群、徐韦曼三位主任与四位顾问列在同一层次。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三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本所原名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自本年度七月一日起，为符合本院组织法中所规定之名称起见，乃改为动植物研究所，仍暂分动物植物两组，王家楫任所长，七月到所视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徐韦曼相继辞职。顾问七人：钱天鹤、徐韦曼、秉志、钱崇澍、胡先骕、李四光、李济。

《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四年度总报告·动植物研究所报告》载：通信研究员四人：秉志、钱崇澍、钱天鹤、胡先骕。

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作如下分析：

1929年1月－1930年1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时期。钱天鹤既有学者之望、又负官员之责，故受蔡元培院长之聘，以常务委员负责筹备工作。

1930年1月－1934年7月为自然历史博物馆发展时期。初期百事待举，钱天鹤以主任综理全馆之事。

中期全馆研究、事务、顾问三项并重，加之钱天鹤兼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1930－1931）、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31年），钱天鹤主任之责稍减。

后期钱天鹤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常务）、兼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1933－1937年），故辞去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一职，改任顾问。此时期研究工作逐渐加强，动物组主任伍献文，植物组主任邓叔群与负责事务之主任徐韦曼并列。

1934年7月起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动植物研究所。钱天鹤任通信研究员，类似于今日之客座研究员或名誉教授，又恢复了他原本的学者身份。1944年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钱天鹤长期兼任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2005年10月一稿，2008年9月补充。）

参考文献：

1、《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

2、沈志牛，《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卷1·钱天鹤》

燕南园爱思想 钱理群 2015-08-23 08: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