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以后宋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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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和张幼仪两君的离婚消息，早几个月前已传到我们的耳鼓了，但在家乡里可没一个人敢替他们俩说一声“恭喜”。有时候朋友中谈到志摩和幼仪离婚的一件事，好像他们俩犯了说不出来的罪恶，连谈论这问题的人，也像犯了罪似的，旧社会的情形，说也可笑！

志摩和幼仪两君的结婚，不用说是旧式的、不自然的婚姻了。但我以为旧式婚姻的结果，有时也有例外——旧时旧式婚姻底下，也有发生真正的、浓厚的情感，不过极少数罢了。他们俩这篇通告，避开了事实，重在理论一方面。我没有明白他们俩结婚后是否有真纯的情感？倘单为了“含糊婚姻的关系，是彼此辱没人格”，而不顾及真纯的情感而离婚，这未免因噎废食吧？但我相信他们俩的离婚是彼此有了彻底的了解，而离婚的事实，决不那样简单。

我很赞成两性间同意的离婚，我以为这种离婚在朋友方面应该和结婚时一样的恭贺他们，但我又在他们俩的通告里，发现一件事实，就是他们俩离婚的动机，是志摩先行发动，而且志摩有离婚思想的时候，幼仪君很觉得为难，以致有寻死的念头。后来幼仪君有了“伟大的发现”，方才觉得“非离婚不能做人的真理”。这样看来：倘不幸而幼仪君始终没有“伟大的发现”，那么，要“笑解烦恼结”，岂是易事？

你们有没有未得你们双方的同意，只本着你们父母的意思，就替你们强配合？如曰是的，那就应该行使你们的人权，宣告这不自然的婚姻无效，立刻把婚姻撤消，恢复“你们的自由”。这是《少年中国》杂志对于妇女解放实行上意见之一。我表示十分赞成的，所以我对于徐张二君的离婚通告，认为是很正当的一篇宣言，至少可以唤醒旧社会里一部分顽固的家长，懦怯愚闇的青年男女。但我以为离婚有一个大原则，须得像徐张二君的双方同意。因为现在旧式婚姻底下的女子，学问、经济，样样都不能独立，如果男子方面觉得要离婚的时候，女子方面还没有所谓“伟大的发现”，那么，男子方面，就应得先设法使女子觉悟，并且要替女子打算经济的独立，候双方都觉到“非离婚不可”的时候，才实行离婚。如没有方法使女子觉悟，一味为着个人单方面的自由而离婚，使女子离婚后再不能得到人生的乐趣；那真是新时代的罪人了。我们应得想一想，几千年来，女子受男子的压迫、凌辱，到现在过渡的时代男子不得已为女子稍稍牺牲，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以上是我读了徐张二君离婚通告后的感想，有许多不对的地方，请阅者评判、指正。

一九二二，一一，七

（载1922年11月7日《新浙江•新朋友》）

宋云彬(1897—1979)，着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次年调北京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点校“二十四史”。1979年2月错划右派得到改正，同年4月逝世。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宋云彬文集》收录着名文史学者宋云彬的论着、杂文、书信、日记等，煌煌五大卷，是宋云彬作品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文集第一卷为史论、时论，第二卷为杂文，第三卷为教育论文、序跋、书信和专题着述，第四、第五卷为日记，真切地呈现了作为一个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出版家多重身份的人物，对20世纪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全方位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史的肖形图卷。

宋云彬1958年调入中华书局任编辑，参与点校了“二十四史”，他的日记几无间断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是了解中华书局局史和“二十四史”点校过程的第一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