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撰文|王晓华

来源|天涯博客

在哀歌《面包和酒》中，德国近代诗人荷尔德林曾经真诚地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再次思考汪国真热时，这个句式也不断在我的头脑中盘旋。

断言某个时代“贫乏”，很可能失于武断。去掉这个形容词，相应表述会更具普遍意味：“在……时代里，诗人何为？”它揭示了这样的事实：诗人总是生存于特定的时代里；他/她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可以反过来影响时代；作为主动的生物，个体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层面，就有可能恰当地解释汪国真现象。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汪国真热出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此前，他虽然以其“青春写作”吸引了一些读者，但仅仅在《辽宁青年》、《女友》、《年轻人》、《青年博览》等非文学刊物发表过些许励志小诗，还没有成为流行偶像剧中的主角。到了90年代以后，他却迅速走到了大众文化广场的前台：诗集热销，被崇拜者疯狂追捧，声名一度如日中天。显然，他的走红与时代转折息息相关。只有回到这个转折中并还原其内在逻辑，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重启现代化进程，传统的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文化风尚都成为拷问的对象。到了80年代，启蒙话语曾像风一样流行。在无数的讲座、沙龙、私下讨论中，被反复言说的关键词是：个体。人们发现，历史进程无论多么宏大，支持它的终极基础都是个体。个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历史的归属。忽略个体的历史是异化的历史。此前，无数人曾经迷失于宏大叙事中，现在必须寻找自己。他/她不应是国家工具箱中的螺丝钉，而是自我塑造的主体。对于无数渴望获得承认的公民来说，这无疑是激动人心的表述。于是，每当有人于公众场合提及相关话题，听众的激情就会被点燃，精神的狂欢节则随时可能拉开序幕。与此同时，知识英雄确定了这样的信念：尽管可能存在巨大的险情和意想不到的曲折，但历史的壮丽航程必然抵达个体普遍解放的终点站。然而，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突然间都成了疑问：启蒙话语的流行并未直接导致经济腾飞，中国开始调整意识形态的自由度，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言说逐渐占据上风；随着经济改革渐趋深入，“市场”代替了“文化”的位置；原本激情洋溢的启蒙言说迅速沉寂，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克制自己拯救众生的冲动，而善于合作和计算的商人则升格为新的时代英雄。于是，中国知识分子被抛入一种交错状态：既要收敛自己原有的精神激情，又要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必须重新为自己奠基。然而，离开了熟悉的启蒙道路，我们应该走向何处呢？由于找不到答案，大批知识分子回到了书斋，沉浸于学问之中而暂时抑制思想的锋芒。恰在这样的背景中，汪国真的浅吟低唱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为了发出声音，他采取了一种新的言说策略：不是批判，不是拒绝，更不是北岛式的反抗，而是委婉地表达妥协的意愿。在他看来，人不应该“苛求”生活：“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何必要细细的盘算/付出和得到的必须一般多。”（《如果生活不够慷慨 》）倘若人不快乐，那么，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胸还不够开阔”。（《生命总是美丽的》）相反，假如你懂得生活，幸福就会降临。总之，问题出在个体而非社会身上。应该反思的永远是个体。如果社会不公，那么，首先应该调整的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学着对待流言，

学着从容而冷静地面对世事沧桑，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便是我们的大勇，我们的修养。

（《走向远方》）

向“生活”和“世界”妥协，把痛苦归结为个体内在的欠缺，这是汪国真诗歌的重要主题。在他营造的语境中，启蒙时代张扬的主体退隐了，代之以谨慎的个体。汪国真诗歌中的人虽然总是“风雨兼程”，但几乎总是将批评的箭头指向自己。其励志诗似乎洋溢着青春的情怀，却处处透露出内敛的精神气质。与80年代的主流诗人相比，他展现了远为温和的立场。在他的文字中，读者看不到“我不相信”等决绝的表述，相反，“是否”、“我不知道”、“假如”等词反复出现，似乎是提问，又像是自我说服。从根本上讲，汪国真诗歌代表了个体-主体对集体-主体的妥协。与后来走红的于丹类似，他反复要求个人适应整体。正因为如此，他既适应了转型期的某种外在需要，又展示了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中的生存策略。于是，当启蒙知识分子暂时退隐之时，一个叫汪国真的诗人站到了大众文化的聚光灯下。这是“时事造偶像”的典型案例。

当然，这仅仅说出了汪国真走红的外在原因，还没有重构他受大众欢迎的深层线索。的确，时代需要汪国真式的诗人，但这仅仅为他提供了走红的因缘。走红的可能是任何一个汪国真式的人。“在……时代里”，这类诗人走红的必然性并不保证符合条件的每个人都声名显赫。为什么被选中的是汪国真而非他人？他的精神气质有何独特之处？事实上，他并不被知识界所看好：在汪国真走红之时，大批知识分子选择了书斋，将原有的激情投射到学问之中，以静观事变的方式守护自己的精神气节；对于他们来说，汪国真的诗句既显露了某种犬儒主义精神，又因过于简单、贫乏、造作而低于艺术的底线，只配被戏讽、嘲笑、拒绝。可是，大众的选择却恰恰与他们相反：在被知识分子冷落之时，汪国真受到了文学青年的热捧。是什么使大众和精英至少暂时分道扬镳？仅仅是由于汪国真填补了精英撤离后的文化空地吗？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再次重申一个关键词：市场。汪国真走红的时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兴起的历史间隙。市场经济倡导合理的博弈，要求其参与者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上自强不息。对于无数要投身于市场的人来说，人文知识分子的退隐情怀显然不足为鉴，有关进取的言说更能激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需要特殊的心灵鸡汤：既能鼓舞众生，又不逾越意识形态的雷池。汪国真的诗歌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在他轻盈的文字间，政治的地平线退隐了，活跃于天地之间的是中性的个人。似乎是有意，又仿佛是顺其自然，他们都选择了妥协中的进取和进取中的妥协：

如果远方呼喊我

我就走向远方

如果大山召唤我

我就走向大山

（《山高路远》）

响应“呼喊”和“召唤”，无疑展示了被动中的主动：个体不再是选择的主体，但“走”的行动却依然只能由自己承担。与躲进书斋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同，汪国真诗歌中的“我”几乎总是“在路上”，时常洋溢着行走的激情：“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个体依旧奔走于当下和地平线之间，留给世界一个“背影”。他/她可以笑对苦难，却不能忍受平淡。为了追求成功，他不断走向“远方”，甚至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气质：“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即使不能超过别人，也要保持向上的动姿，并因而不断跨越自己：“向上的路/总是坎坷又崎岖/要永远保持最初的浪漫/真是不容易/有人悲哀/有人欣喜/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跨越自己》）在90年代的特定语境中，此类浅显易懂的格言无疑既具励志作用，又有安慰功能，因而受到不少读者的青睐。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汪国真选择了大众，毋宁说是大众选择了汪国真。

不过，与后来走红的于丹等人不同，汪国真的精神气质远为复杂：作为一个出生于50年代的诗人，他经历了文革、启蒙运动、市场化，其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他的诗歌虽然可以归结为心灵鸡汤，但其成分并非如很多读者所想象的那样单纯：从意气风发的主体到克制的个人，时代转型的轨迹也深深地印刻在字里行间。事实上，在转型发生之时，主体并非一下子就能适应了新的生存状态，相反，他/她需要自我说服。落实到汪国真的诗歌中，内心冲突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热爱生命》）显然，这种语句表达了自我规劝的努力。“风雨兼程”虽然出于自愿，但“既然”之类表述又透露出深深的无奈感。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个体，而是显现于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英雄总是坚定地朝着理想的世界挺进，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被抛入纷乱的星空中，面对着莫测的未来：“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前程如朝霞般绚烂/也许，永远没有那一天/成功如灯火般辉煌/也许，只能是这样/攀援却达不到峰顶/也许，只能是这样/奔流却掀不起波浪。”（《也许》）正由于如此，汪国真的诗句时常透露出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感，有时甚至洋溢着宿命论的气息：“岁月如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时尚/我们怎能苛求/世事与沧桑。”（《永恒的心》）；“我不知道/是否 还爱着你/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怀想》）相对于这种卑微感，汪国真式的自信时常显得突兀：“你倘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就有一片坚实的土地”。（《旅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热爱生命》)然而，“意料之中”的是什么呢？是个人的成功，还是集体性的救赎？如果命运莫测，个人又怎能自我确认？倘若集体再次成为压抑的代名词，又有什么能担保我们可以率性地生活？对此，汪国真并没有——事实上，也无法——做出回答。他所擅长的是一种修辞术：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原本被动的状态吊诡地再次暗合了主体的选择，个体似乎开始重新掌握生命的舵盘。这里面确实包涵着自欺的成分，甚至可能已经衍生出一套精神伪装术，但其中绝非没有任何真诚的成分：在内敛的总体氛围中，汪国真的诗歌依然隐隐地透露出某种执着乃至倔强；在他的文字中，80年代的精神血脉并未完全失踪，而是以修正（缩减）后的形态延续下来。正如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延续了启蒙的某些向度，汪国真诗歌也保留着80年代的精神痕迹：一群人经历了同样的生命历程，具有相似的精神根性，保留了某些无法泯灭的激情。即使对于批判他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残存的气质也意味着安慰。在他去世之后，不少曾投身于启蒙的人文知识分子也表达了怀念之意。其中况味，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单从艺术的角度看，汪国真似乎缺乏足够的研究价值：他既没有征用丰富的词汇，又未曾创造出复杂的文本结构，更没有表达高深的思想。然而，如此这般的他却在转型的时代里获得了出场的机缘，站到了大众文化的聚光灯下，以其对“中国性”的表述而走红并引发争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样本，一种可以仔细解读的症候，一类值得反复审视的背影。现在，斯人已逝，但上述问题并未随之消失。相反，它值得我们永远深思：“在……时代里”，我们何为？

天涯观察 2015-08-23 08:5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