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旧梦：民之声

簡體傳統

革命的领袖

孙中山：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

革命须有领袖，如克伦威尔之于英吉利，如华盛顿之于美利坚。领袖虽不必只有一个，然辛亥之时，孙中山先生之于中国革命，则当之无愧为最受公认的领袖。有论者或以为，武昌起义时，孙氏尚在国外，不劳分毫，暴得大总统之位，宁无愧耶？殊不知，孙中山作为革命旗帜的象征早已深入人心，起义诸多领袖很多曾与中山先生会面及合影。孙中山被公推为临时大总统，决不仅是时势造英雄，亦是英雄造出时势。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不仅在于其高瞻远瞩的视野，更在于毕生以追求彻底革命，谋求真正民国为己任，从反清革命到反袁、护法、护国、反军阀，莫不如此。直至逝世之际，仍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宪政的导师

梁启超：献身甘作万矢的誓起民权移旧俗

宪政须有导师。革命不惟破，更须立。对于这个古老的东方专制帝国，民国如何建立，宪政如何实现，不去探索，没人知道。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护共和，梁启超的“善变”背后是无穷的思索、观察。作为革命派的对手，梁启超及许多立宪人士同样在努力把民权引进中国。他们的推动，毫无疑问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这是梁任公在百日维新失败后的心灵写照。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怀着“誓起民权”决心，抱有万箭穿心的觉悟，作为学者的梁启超，同样体现者革命者的精神。

雄辩的宣传家

章炳麟：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

革命思想须得到传播。作为公认的晚清乾嘉学术“殿军”，熟谙历史，精观世事的章炳麟深知此点。在为邹容《革命家》所作的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于是，这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笔耕不辍，写了无数倡导革命的着作，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并还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与保皇党进行论战。其鼓吹革命之豪情声震天下。

太炎先生不仅文章好，辩才高，其胆识更是让人敬仰。鲁迅称其“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并且，在袁世凯窃取革命之后，毅然只身入京反袁，豪言“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章太炎告诉我们，学者也是可以闹革命的。

革命的组织者

宋教仁：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

革命须有强力的组织。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南方省份纷纷独立，这并不是什么天赐的偶然，而是包含着革命组织无数的心血。为什么湖北新军有三分之一的军人有革命思想，而且发动革命能够成功？这是因为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的耕耘、指挥起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冀图时机来临共和会自然从天而降，只能是一种幻想。

而这些革命组织的运作，很大程度上源自宋教仁的努力。尤其是他创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更是对湖北当地组织有很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决心开创中国的政党政治，却不幸殒命于奸人之手，殊为令人痛心。“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教仁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无愧于他的誓言。

碧血丹心的刺客

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那个年代，革命还需要有不怕死的义士。面对实力强大的专制统治者，用行刺方式瓦解对方的信心，鼓舞革命人士的士气，成为仁人义士们的惯常选择。这条决死之路，诠释着一个时代的慷慨之气。其中，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死广州将军孚琦，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极大地震慑了满清贵族们。

而徐锡麟不仅是一位刺客，更是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在刺死恩铭后，率众与清军激战4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被捕。翌日，徐锡麟被凌迟而死，心肝被清军士兵所吃，极为残忍。然而，立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徐锡麟，已经是“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了。

千古流芳的女侠

秋瑾：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革命须要有民众最广泛的参与。革命尤其不光是男人的事。对于逐渐接触了新思想的革命党人来说，女性参与革命成为理所应当。而最着名的女革命家，则无过于“鉴湖女侠”秋瑾。作为一名官宦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接受革命思想的她从未觉得自己的责任比男人要低，“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不仅如此，秋瑾还打定会牺牲的准备：“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徐锡麟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捕，牺牲时仅31岁。

参与革命的女性又何止秋瑾呢？与秋瑾并称的同盟会女会员刘青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加入刺杀团的方君瑛、曾醒等人，都是极为坚定的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是一场民主共和革命，也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革命。

慷慨悲歌的首义策划人

刘复基：同志速起，还我河山!

革命枪声的打响往往伴随着烈士的牺牲。谈起辛亥首功武昌起义，人们总是想到蒋翊武、熊秉坤们的豪勇事迹，但对起义中牺牲的人，则容易淡忘。事实上，武昌起义最重要的领导者，是在起义前牺牲的文学社成员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能够与别的组织和衷共济的文学社干部，是本次起义最重要的领导和策划。但起义前夜，为了掩护同伴暴露自己，与彭楚藩、杨宏胜一道英勇就义，是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10月10日凌晨，临就义的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 “同志速起，还我河山! ”。是日晚，当刘复基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战友们依照他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告慰了烈士英魂。

以死唤醒国人的义士

陈天华：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革命还往往需要牺牲自己唤醒国人的义士。曾写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美利坚，离英自立”的陈天华，在日本目睹同胞争吵，被日本媒体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痛感国人陋习难改，于是“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 ”。陈天华投海自尽，用自己的死让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自己的缺点，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

很难说，陈天华的自杀是否值得。作为《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活下去的陈天华或许对革命有更大的帮助。但从其五千字的《绝命书》来看，他确实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当时中华民族确实已到了不用猛药无法唤醒的地步。“难酬蹈海亦英雄”，此之谓也。

邹容：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革命还需要有敢于与统治者对话的人。1903年《苏报》案发。年仅18岁，出版了《革命军》，力陈排满反清，号召人民起来革命诛杀清帝及满人，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邹容被满清当局通缉追捕。然而，邹容却主动投案，希望能在公开审判中与清政府正面辩论，以陈革命之正当与当局之反动。此举自然得不到回应，但亦暴露了清政府的虚弱。两年后，邹容病死狱中，然《革命军》风行海内外畅销百余万册，成为清末影响最大革命书刊。

狱中，同样因《苏报》案被关押的章炳麟与邹容成了忘年交。章炳麟赞邹容“英雄一人狱，天地亦悲秋”，而邹容则回应“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18岁邹容对革命虔诚之心，感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