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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作者：郑有年，梁京

郑永年：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新常态"，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主要表现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方案。三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执政党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在强化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同时，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防止党内"寡头政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举动结束了十八大之前"无改革"的局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悲观看法，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前景。

意识形态是最大的政治，今天仍然要防左

但是，要实现所规划的美好前景，不仅需要把这些规划执行和落实下去，需要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犯重大的错误，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现的"塌方式"的变化，甚至倒退。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派意识形态的回归。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学术争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外部性，会深刻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在中国，意识形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上世纪90年代初，尽管经历了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的1989年的Tiananmen事件，但邓小平仍然很清醒意识到左派在中国的危害性。他强调，对执政党来说，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还是要防左。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类似的情形。

老百姓对国企改革高度不满，出现民粹主义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着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的令人发指的腐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而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模式在西方导致了老百姓的很大的不满。中国老百姓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达了高度的不满。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根据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迎合民众的不满，国企老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减低到数十万元以内。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有迹象显示，人们试图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过，这样做并不能持续，也不会成功。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走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化路线。国有企业必须市场化，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工资水平则需要在适当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让市场决定。通过19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企业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义路线，最终必然会给国企带来更多的问题，重新走回困境，导致改革的失败。

反腐败的"非法律方式"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反腐败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无需再谈，但也应当注意反腐败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反腐败已经从打寡头转向政治化和扩大化，不仅影响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影响到企业的运作。这次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党政官员，而非民营企业。尽管发生了少数几个类似刘汉那样的案例，但对更多的企业家还是体现了"放过一马"的原则。尽管如此，反腐败还是对民营企业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对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制化。在发达经济体，一个企业的老板出了问题，企业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因为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在多数场合，企业老板一出问题，整个企业运作就停顿下来。第二，反腐败运动过程中一些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来迫使企业家承认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关系。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作。

对政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理想化现象。政商关系无疑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过，要对政商关系作现实主义的和科学的理解。二战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要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被称之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关系，批评者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支持者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发展性政府"。不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是同时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使得东亚社会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的历程。

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腐败根源并不确切

相比之下，西方的发展的确是以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发挥作用。大多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义，即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再让企业成为主体，并向外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模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就像东亚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或者仍然经历着的，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关系必须得到改变，但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是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从东亚的经验看，通过改制，可以大大减少和控制腐败，但要避免过分理想化的政商关系。即使在西方，人们仍然在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规制型政府的演进就是很好的例子。

官僚掌握权力却不作为，企业没有权力难有作为

在经济层面，今天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并不发育成熟。中国的困境是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是三中全会的主题。问题是市场在哪里呢？从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经济运作，现在要退出来。的确，如果政府不退场，市场永远发育不起来。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场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的成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更大的麻烦是，从法律上来说，很多应当归属企业的权力，现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机构手中。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例如反腐败），很多官僚机构已经不作为，出现了空转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这样如何能够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蓝图转化成为现实呢？

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主义，更无情更恶劣，具有高度投机性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主义。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更为无情的和恶劣的资本主义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聪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做股票那样倒卖。这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经济新常态需要法治化来避免各种极端情况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至15年，实现经济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2014年实现了7.4%的增长，但普遍认为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虚报GDP数据的事例。其实这种虚报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各地方会少报；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多报，去年已经把所有能够报的都报上去了，今后几年的下行压力会更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常态已经到来，人们可以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高枕无忧了。如果有了这样想法，那会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能不能实现新常态是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关键。前些年有关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实现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便离中国不远了。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种极端的主义、官僚的不作为、恶劣资本主义、腐败等等，都需要用法制来避免，用法治来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态"的最好保障。

梁京："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最近，一直"挺习"的郑永年，在凤凰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的文章，对习近平的执政表现表达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忧虑和批评。我非常理解郑永年的心情，因为我最近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新常态"正在向"非常态"转变。

不过，我并不同意郑永年文章中隐含的这样一个批评，即习近平执政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偏左的问题。如果按照郑永年的逻辑，习近平只要多听右派的意见，包括多听他的意见，中国的情况会大为改观。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因此，加大左或右的话语力度，对于中国走出今日的困境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正如很多人都认识到的，中国现在的基本秩序，完全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系的。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自治的能力。加上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如果官僚体系解体，整个中国社会就解体了。

江泽民、胡锦涛掌权的时代，一方面系统地压制各种社会自治的冲动，打压民间组织的成长，一面又姑息，乃至鼓励官僚以权谋私，以至官僚系统空前膨胀、空前腐败。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彻底崩溃。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看到了，习近平也看到了。

正因如此，为了遏止官僚系统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崩溃，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用政治高压来威慑官僚，让官僚"不敢贪"，由此形成了一个"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让整个官僚系统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来执行公务。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这是习近平反腐以来，一直盘旋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近的形势发展表明，这种"新常态"已经难以为继，力挺习近平的郑永年刚刚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那么，什么是中国的"非常态"？中国的非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体系完全失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提出来要给官员加薪，要对贪官大赦，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迅速恶化，这些措施已经不足以维系官僚体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不足以维系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那么，有什么神奇的办法来避免官僚体系瓦解？避免进入无可挽回的非常态吗？郑永年文章的荒谬就在于，其字里行间隐含着的意思就是这样神奇的办法是存在的，就看你习近平听不听我的了。我认为，这样神奇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危机发展到今天，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决定中国官僚体系会不会崩溃最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而中国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非常不透明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既展示了他藏匿多年的政治抱负和坚强意志，同时，也暴露了他严重的知识和学养不足。最危险的是，他似乎没有能力举贤任能，没有能力扩展巩固中央权威的政治同盟。这样，他就不仅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对整个权力精英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最近，中国政治出现了不少政治怪象，包括中共的战略特务公开在海外召集莫名奇妙的大会，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习近平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如果习近平不能尽快扭转他政治能力不足的印象，中国高层政治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如果高层政治危机一旦陷入僵局，则非常态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着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网载 2015-08-23 08: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