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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飘洋过海去留学，成为亿万中国家庭的梦想，然而最近几年，中国家庭开始从新审视这项曾经引以为豪的行为。在激流勇进的留学三十年中，国际化人才培养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新现象，留学生教育质量发生严重“两极分化”；留学移民“高烧难退”，留学人才影响力渐显；教育转型重塑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格局，由“单点突破”走向“四面开花”和互联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开始深度融合。这些新特点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国际化人才教育正处于一个快速变化当中，创新与融合成为国际化人才教育的一个新常态。

留学人才培养“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出国留学一路高歌，迎来一个个春天，留学生出国人数持续飙升，规模急速扩张，在以一个个繁荣场景的地下蕴藏着无数个危机，留学生教育质量开始变得参差不齐，留学生含金量和影响力持续下降，留学生的就业机会和成本不断上升。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是由中国长达三十年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野蛮生长所致，致使在留学生的后续发展中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些留学政策制定缺少长期规划和系统设计，同时没有认清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现状变化，还挺留在过去的眼光和荣光。

留学生在就业上也出现了严重分化的情况，一部分学生是国内国外都不好就业，而另一部分则是国内国外都疯抢，同样是出国留学，在就业结果上形成巨大的“剪刀差”，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教育质量发生分化。通过美国研究数据表明，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2007年是92%留在美国，到2009年的时候是87%，到了2011年是85%，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大部分是留学生留在国外了。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这是一个相信实力和能力的社会，而不再只是靠一纸文凭获取“敲门砖”。这也告诫出国留学生在国外不能混日子，必须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否则就被社会淘汰和遗弃。

留学移民高烧难退留学人才影响力渐显

随着留学的持续深入，留学延伸品不断走向成熟，留学产品市场化和商业化步伐不断加快，与之相伴的是留学旅游、留学移民和留学投资等行为。进入新世纪，欧洲、北美和澳洲都对移民政策进行了调整，移民渠道进一步增加，移民门槛进一步放低，留学移民的条件进一步放开，这些利好政策进一步刺激了移民潮的到来。国外把签证作为吸引人才的一项重要手段，有针对性和倾向性为人才移民创造条件，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出现移民潮除了政策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外的投资环境相对较好、个人发展空间和安全感相对较高，还有就是国外良好的教育环境，也吸引大量父母开始为孩子向国外移民。

雨打沙滩万点坑，留学人才就像散落在沙子里一颗颗珍珠，其自身价值和示范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在需要把这些分散的珠子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智库机构，形成合力，把留学人才的智慧释放出来。而如今中国关于留学智库建设的重视力度不到位，刘宇留学智库的机构非常少，而且这些留学人才是“各自为战”，没有对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和使用。留学人才另一个作用就是自身的示范效应，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具有示范效应，例如在高科技方面有新浪、搜狐、百度；在风险投资方面有沈南鹏、张磊、徐小平；在影视界和传媒界也同样有一批留学人才在做事。留学人才影响力在逐渐显现，正如主席所说：“要中国智库发挥国际影响力”。

教育转型重塑国际人才培养新格局

无论是在线教育还是EMBA教育培养模式，抑或国内外留学的联合培养教育模式都在影响中国人才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正在从“单点突破”走向“四面开花”，这些教育模式也在改变着中国人才的培养结构。王辉耀认为：“中国的MBA已经变味儿，特别的是EMBA已经演变成一个关系班”，这些问题是教育发展中产生的一个现象，对于中国来说只要迈出这一步，无论其过程如何都是对中国现有的教育模式的一种积极探索。

而互联网教育对教育行业进行了解构和从新再造，让教育变得更加公平化和透明化。留学也与互联网发生着深度融合，以一种技术方式改变着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国内国外联合办学、线上线下完美融合、出国留学、旅游和投资深度互动，都对未来中国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时代的权利转移。出国留学联合办学在近几年异常火爆，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利弊均沾，有利的一面是为国内出学生出国留学拓宽了渠道，不利的一面是人才输出良莠不齐，出国人才缺少保障。

尽管在教育转型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这些尝试也是值得付出得，目的是让教育朝着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方向发展。在推动教育转型中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和制约，首先需要解决好市场、商业、教育三者之间的平衡。中国教育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同质化，而解决同质化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竞争机制，让不同教育主体形成良性竞争，开创教育新局面。

很多人，因为怕做事情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麻烦，便拒接了一切的开始。教育转型是一项值得尝试的行业，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尝试才会对教育的规律和本质认识的更加深刻，最终形成有利于教育发展模式。中国教育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教育的同质化，而解决同质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不断创新现有的教育模式。教育转型过程中，时刻需要兼顾市场、商业、教育三者之间的平衡。

王辉耀认为解决人才培养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个就是让学生淡化考试，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另一个就是给学生建立一个信用体系，把信用体系作为人才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大学拥有自主招生权，这样将盘活整个教育资源，让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将对中国的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现在在国内也零星出现一些降格大学，开始尝试新的教育模式，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尽管这些尝试还不足以影响整个中国教育格局，但这是一种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尝试，中国教育会越来越接近教育规律，回归到教育本质上。最总形成一种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模式。

以下是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接受凤凰在线教育实验室专访的详细内容。

凤凰教育：留学生含金量正在下降，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王辉耀：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发展非常快，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每年出国一万人左右，开始几千到一万；2000年我们留学生出现井喷的态势，每年出去超过十万。到去年超过了将近41万多，今年还会达到40万。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回来的大量留学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找工作都比较困难。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去年回来注册的9万人里面有60%是在国外一年的那种硕士，只是出去一年。很多人出去以后可能多个经验，这样回来的话，加上国内学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你在国外读了一年两年回来就说一定要比国内学生多多少个优势，这是很难让用人单位认可得。

另外一方面是真正优秀留学生大部分留在了国外了，根据我们的研究还有我们发现，学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2007年是92%留在美国，到2009年的时候是87%，到了2011年是85%，所以这个比例还是很大，大部分是留在国外了。我们觉得海归的分化形成不同的层次，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就业市场压力比较大。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可能值得探讨的就是他们在国外学习的技能也有的可能不一定和国内的接轨，国内的需求对接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当然第四个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现在本身的就业市场，还有就是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现在海归回来只能去企业，。

凤凰网教育：您怎么看很多国内精英都移民国外这种现象呢？

王辉耀：一方面我们的人才回不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现有的很多优秀人才开始移民国外，比如去年美国的移民数据，美国总体移民在下降，但是人才移民在增长，去年吸收了16万的技术移民，今年更高，加拿大刚刚公布了他们的移民配额，把技术移民和人才移民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其中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高端人才在快速移民国外，好的人才也在脱节，企业家移民也是这样。

比如中国也可以出台技术移民法和投资移民法，我们也可以吸收技术移民，我也可以吸收投资移民。现在中国的绿卡制度基本上没有发挥它的效益，一年才几百张，美国一年是一二十万张，加拿大都是十几万，所以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另一方面确实对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精英人才流失的话对国家的建设是不利的，包括带来的资本、人才，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大量的苗子出去，大量的中小学生出去。你要避免他完全不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尽力出台政策去吸引人才。

凤凰网教育：您能不能简单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人移民？

王辉耀：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是有些跟不上，改革没有跟上，很多人移民是因为子女的移民，比如说把小孩送出去，家长就跟去了，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很多人移民是基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你看现在中国房地产不行了，中国可能投资的很多项目回报率不如投资美国高，这样资本就流向国外了，现在资本在全世界寻找机会可能就流向美国或者金砖国家。第三个方面当然我们的环境也有影响，如PM2.5，因为中产阶级起来以后有了在全世界选择学校，选择工作，选择居住的能力和权利，这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经了商以后觉得这个地方缺乏一种安全感，有这种情况。包括财产权保护，你的住房只有70年。我前天在北京蓝色港湾里面全是广告，加拿大永久产权。

凤凰网教育：您认为留学教育在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中处于什么地位，未来发展的重点在哪里？

王辉耀：这一块是这样，虽然说人出去的比较多，精英回来的比重不是很高，这些年还是稍微比以前多了一些。另外一块搞创新的人大量留学回来的，像阿里巴巴这个团队，虽然马云没有出过国，但是马云是学外语的，他原来学互联网是在西雅图，但马云团队里面有一大帮的海归在帮他做事，包括新浪、搜狐、百度这些人回来之后创立互联网高科技公司起到很大带动作用。这些人虽然回来的人数不是很多，但真的是精英人才回来回国就能释放出很大的能量，比如中国的风险投资这一块，如沈南鹏、张磊这些投资家，包括像徐小平做天使这些人，他还是能够对中国发展起到很大的一种推动作用的，包括像影视界、传媒界这些领域，我感觉这些人回来还在推动中国的创新。

因为中国你要参加全球化竞争，这些人才很少的话会让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缺乏了一个很大的力量。今天我们还听说到各种国际机构里面中国人任职的非常少，比如说像联合国、世界银行这个问题就导致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出不来。像习主席说要中国的智库发挥它的国际影响力，你这些国际人才都进不来的话你怎么发挥国际影响力？所以我感觉这方面还是可以再做一些工作。

凤凰网教育：您怎么样看待目前的中国MBA状况？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的MBA有点儿变味，特别是EMBA教育变成了一个关系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国外的MBA教育指的是在职的企业家去读MBA，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商管理。而现在中国则是由很多政府官员在读，并且强调MBA的关系网络的观点，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商业管理的教育，但是过度的强调，中国的MBA特别是EMBA和国际上的有些不一样。

另外一个中国的MBA教育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真正学MBA出身的非常少。中国的MBA大量从经济学院转型过来的，真正读工商管理出来的也非常少。还有一个MBA教育就是说真正有商业经验的人，比如哈佛里面有一部分教授从企业出来的，但这方面的人很少。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学术，但是又跟商业结合不是特别紧，就成了一个关系班。

凤凰网教育：您认为现在的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转型吗？

王辉耀：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大量的还是为了大专升本，大学好像越办越多。其实技术教育，高技能教育是非常缺的。关键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导向，就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去上大学，上了大学以后我出来就要去做大学生的工作。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很多高技能的人才非常缺乏，实际上国内形成一个很怪的现象，北京一个保姆挣到五六千，大学生只有两三千，就是一种倒挂现象。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刻不容缓。

凤凰网教育：中国的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您认为这些问题是不是说我们人才培养的导向出了问题？

王辉耀：我觉得是，中国教育问题是这样的，中国基本上是围绕着应试教育开展的，比如上幼儿园想着上什么小学，上什么小学上什么中学，上什么中学再想上什么大学，基本上完全是这么一个情况。像我们看到国际上的情况基本上小学阶段都是放开的，就没有一个中心的，教学没有一个中心老师在中间，它是一个圆桌形的，谁都是中心，而且主要以这种开放、跟大家做游戏这种模式讲故事为主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是种听话教育，听话教育就很难创新。所以说不是个问答式的教育，是一种探索式的教育。所以在国外的学生今天必须要有一项是特别擅长的，你要发现你最长项在什么地方，发现自己的个性。我们是不倡导出头鸟，大家统一时间，什么都要统一到什么上面来，这个东西就很难出创新教育。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很大问题就是它是一种单一的同质化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多样化的教育。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千多所大学都是用一个模子一个教纲，所以我觉得我是鼓励教育多样化的，当年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时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也是千篇一律，后来通过外资、合资一下子中国经济市场就火了，中国教育也一样，必须通过这种各方面的模式的竞争。现在中国的教育也是没有竞争，只有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很难成功。

凤凰网教育：那您觉得在线教育对中国为的教育包括人才培养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能解决刚才您提到的高等技术人才缺乏这样一些困境？

王辉耀：我觉得是这样，在线教育可能会弥补一部分我们教育的不足，特别是那些边远地区。如果我们开发的MOOC教育的话我觉得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谁来管理，谁来组织这个事，谁来给大家评硬件、软件，谁来把这个东西整合到一起，这个工作量是一相当大的工作量。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搞好在线教育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可以鼓励更多的优秀的在线教育的公司来发展，他对中国的教育肯定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会不会大到能够替代传统的教育，我觉得可能不会。

我曾经讲到一个观点，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做这种开放式教育，我们要更多的走国际合作的教育。就像我们原来MBA，我们谈MBA也是这样，中国教育原来是很单一的，但是来了一个中欧以后它是一个国际模式，教育部刚开始不承认他的学位，他们原来在大连办不下去到北京办不下去跑到上海，最后办下来，办下来以后教育部不承认，最后市场承认。工资最高的、排名最前的，那么最后教育部承认了。同时，它激活了中国的这个教育，包括像清华、北大在这中欧的带领下也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就这块来讲可能模式和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中国教育问题是模式单一，因为观念不开放，国际化水准太低，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两个国际学校，比如罗宾汉、西西里大学就很少，大部分是合作办学的项目，有一年没一年的。

凤凰网教育：您认为留学生回国创业的话有哪些优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我觉得留学生回国创业倒是有些优势，因为他们如果是留学生在国外工作过几年这个优势可能会更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在我们的GDP份额是46%，按照国家最新的数据，美国是80%，香港是96%，所以40%行业的业态我们国内平均来讲，你到美国或者到欧洲生活几年，体验了80%的各种模式的业态是不一样的，包括观念上，模式上。所以我觉得留学人员回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他们有国际语言，能够和国外进行沟通，包括他们的交往，包括他们学到新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创新的力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创业上，中国留学生回来所有的领域里面创业是做得最好的，我感觉这一块来讲仍然还有相当的优势。

凤凰网教育：您对留学生回国创业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辉耀：我觉得建议上讲的话就是他们为了回国做好创业，有意识的做一些积累，比如在国外积攒一些工作经验，或者是积攒一些人脉包括网络。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发现留学生回来创业比较成功的都是海外有五年工作经验，一般都是30左右，一般都是一个团队，他们很注重一个团队，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都是70%都是在高科技领域，留学生做房地产的非常少，房地产那一块很多都是政府出来的人做，留学生基本没有。所以这方面来讲，能够积累国际人脉，在高科技领域发展，从这几个方面发展他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凤凰网教育：您能不能谈一下为什么您会选择教育作为您的事业，对年轻人的择业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倾向于公务员或者是父母的意见，很少会考虑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王辉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这么多年来有一些创新的意识，不是指的是对社会，是自己对自己要有创新。比如我第一个工作是在商务部经贸部，我出去留学，然后又去了跨国公司，又去了国外政府又回国创业，然后又创办社团，在欧美同学会做了很多社团的工作，最后我们创办了这个智库。这个智库关注人才、关注教育、关注这些方面的，它都是一些新的东西。同时他们把我们以前的经验用上了，比如我还在北大、光华当教授的经验都结合起来。你要找到一个东西能够结合你经历，我觉得这个智库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怎么样对自己做一个审时度势的分析，发挥你最优的优势，同时能把你以前的积累都用得上，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否则的话你比如说今天我做这个，明天做那个，都积累到一半又完全不相干的，那种是效率比较低的。所以我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原来做的东西相当于滚雪球一样的，前面滚后面的积累，积累是后面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凤凰网教育：您对中国人才培养方式有哪些建议？

王辉耀：我觉得它应该有以下几方面，一个就是对一些学生来讲要淡化考试的重心，要一年多考像SAP一样一年考六次，你可以选择你最好的；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慢慢也应该健全，原来我们没有知名企业或者人事的推荐，因为在国外这个信誉很重要，这个学生有什么样的人来推荐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块没有太多的这一块。所以说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对高考也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允许大学自主招生，就是他们自己出题自己招生，就像美国一样，你这个数学都是参考的，我大学还有一套题或者有一套我自己面试的方法，那我来招生。说得最根本的是要打破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现在校长全是行政任命，全是系统的模式，都是官办的就不行。如果允许向更多的国际办学会对中国的教育产生效应，四两拨千斤进来几个国际新的模式来推动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中国说教育是中国经济滞后的堡垒，就是因为中国的模式是单一的，现在就是这种全国的大学，不管是清华北大也好，还是地方的，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

凤凰网教育：中国的自助招生与国外招生有什么区别？

王辉耀：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行政化的教育，完全是个公有的，我不利用谁来利用，反正这个品牌不是他自己的。你比如说如果我是耶鲁大学的校长，我知道我当十年的校长，如果我乱来的话马上就被董事会炒鱿鱼了。这种行业的文化就使他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护，怎么样来提升这个水平怎么做。中国都是任命的或者是官本位行政化的教育，又负责招生又负责管理，所以监守自盗的，就出现这种问题。根子上就是他们没有所有制，大学没有所有制。那种私立大学，比如说纽约在上海就不会干这个事，他肯定就要考虑他的声誉品牌和媒体的曝光。比如人大那个事处理没处理好我们都不知道。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大学里面的待遇，跟他做的工作觉得不平衡或者觉得我不拿白不拿，大环境也有影响。

凤凰网教育：您说那个所有制大学未来在中国有可能吗？

王辉耀：中国教育现在还是一家独大，现在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这里面没有什么国际办学的模式在参与，民办教育现在是形势很简单，因为他的不平等，主要包括政策不平等。原来外资是有优惠的，鼓励你。现在民办教育条件是不平等的，比如招生都不允许你招，你只能招基本的或者一些其他学生。所以说就这一块的话如果我们采取邓小平的观念我们开放办学、国际办学，甚至我们可以办教育特区，或几个大学老师特殊模式来办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办大学，中国人在香港不是办得挺好的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模式的问题和一个自主权的问题。比如说在上海办一些很有名像样的学校，像纽约大学，你比如现在对中国的MBA教育是起到带动作用。如果大学再多几个这样的对中国的教育就有影响了，我觉得这方面按照目前自己修修补补的政策，短时间很难见到大的效果。

凤凰网教育：其实中国也在做一些大学降格的尝试，比方说南方科大，那您觉得这种尝试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吗？

王辉耀：我觉得比如说很多人想办大学，包括很多企业家国际上的人来办大学，其实可以开放。比如说像协和，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人家都是国外来办学，包括现在华西、湘雅这些都是原来国际办学办出来的。包括现在复旦，原来也是像华东师范大学都是这个圣约翰办出来的，他们全都是这些学校。我觉得国际办学其实应该向中国开放，如果中国作为外部资都可以来办，那为什么国际教育部给中国来办？就是应该对外引进外资办大学，引进外方教育，引进外方教育。教育部要求全球招聘校长，招了还是两个是本校的一个是其他大学的，叫全球招聘没有一个是来自国外的，科技大学是全球招聘的，香港科技大学人家就是确实来自世界各地。我们有时候口号上说得挺好的。

凤凰网教育：您认为未来在中国可能有这样的互联网大学出现吗？它适合中国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有。中国政府英国鼓励更多国际教育机构进入中国，进行教育竞争。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网络大学中国应该是可以有，我觉得应该借助这种开放，就像互联网在原来开放的时候像新浪、腾讯、百度才会出现今天的巨头，如果我们互联网当年国际开放管得很紧的话，当时城镇审批没有VIE这些架构的话，我们今天也出不来百度、出不来腾讯，也没有百度搜索，也没有微博也没有阿里巴巴。所以教育也是一样，你必须要走开放的模式，必须要引进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和国际先进的理念。如果这控制得很紧的话，我就不太指望它能有太大的突破。

凤凰网教育：您是否认为互联网大学会让教育变得更加公平吗？

王辉耀：我觉得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它有市场力量推动，就像互联网企业这个东西比较新，管理上还没有什么模式，比如互联网的诞生也是一样比较新大家不太懂，一下子长成参天大树大到不能倒了。我就希望有这样一个网络大学起来，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但是必须要是国际化的。

网载 2015-08-23 08: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