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第一个公众知识分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为例，在他伟大的散文《自力更生》中，爱默生告诫众人“社会到处充满着对于其中每一份子的个人权益的阴谋”，而他更进一步建议那些正寻求解脱的人们：“向自己赦免自己，而且，你应当拥有整个世界的选举权。”爱默生的邻居亨利•戴维•梭罗将“自力更生”用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加以诠释，他搬进了瓦尔登湖畔一间他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他写道：“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样遗世独立，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太阳、月亮与星辰，一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小世界。”梭罗坚持那样的生活方式下，他并不孤独：“对一个生活在自然的围绕中，且依然神智清醒的人而言，所谓黑色的抑郁并不存在……我从未感到过寂寞，哪怕一丝一毫来自孤独的压迫感，……但有那么一次，我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思考着我是否真的需要与人毗邻而居而维持健康平静的生活，然而一瞬间，我感受到了周遭自然环境带来的甜美与益处，人类邻里的种种虚无的益处也就因而变得一点也不重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兴起过需要人类邻居来陪伴的念头。”

爱默生与梭罗的睿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绘制出自己逃离人类社会的路线图：孤胆骑侠们独自游荡在西部边疆，披着斗篷的侦探们出没于昏暗的都市街道，探险家们“深入荒野”去寻找自我——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广为人知的文化标志，代表了我们对于无拘无束的自我的浪漫想象。所以，要下定论说当代都市独居人群不过是这一主题下一种最新的变异，似乎顺理成章。

但，这并不恰当。

美国人从未全心认同个人主义，人们对于极端的个人主义依然心存怀疑。德•托克维尔在美国不仅发现“将每个公民置于一种与绝大多数的同伴孤立开来，并令他回退到朋友与家人的小圈子里去的”个人主义正在蔓延，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将每个公民都纳入各种民间组织以及团体的道德准则。爱默生以及梭罗这样的超验论者推崇隐居，但这些遁世者最终也都回归了人类社会，而促成隐居的核心观点恰恰是为了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

实际上，关于超验论者们的个人主义的种种报道难脱夸大之嫌。在那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领袖人物，爱默生、梭罗、布朗森•奥尔科特、伊丽莎白•帕尔默皮博迪、以及玛格丽特•福勒，都无一例外热切地投身于政治以及民间活动中。在梭罗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里（1845–1847），其实他鲜有独自一人或者纯粹自给自足地生活的时候。就像当代的旅行者们所熟知的那样，他的小木屋坐落在一片属于爱默生的土地上，离康科德小镇不到两英里。用不了三十分钟，梭罗就可以步行前往镇上，而且他也常常回去看望家人和朋友，有时也花上几个小时在当地的小酒馆里喝酒。不仅仅是梭罗外出，其他人也常常前去拜访，梭罗喜欢人们的到访，尤其是他的母亲，她常常为他带来家中烹饪的食物。

又有谁能责怪她呢？我们总是为离群索居的人们担忧，当我们的亲友独居时尤甚，而这种紧张和担忧，一直笼罩在美国人对于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热衷上。在早期新英格兰的殖民城镇中，地方当局禁止年轻人独自生活，以避免他们因独立的自由而追寻无拘无束的生活。诚如历史学家大卫•波特所写道：“在美国的文学着作中，任何关于彻头彻尾地从人群中被孤立而独自生活的故事，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被认为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的故事，即便《鲁滨逊漂流记》也是一样——直到鲁滨逊在沙滩上发现了其他人类的足迹。”

关于美国“社区衰退”的种种报道，也好似恐怖故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社区”同样也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美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社会学论着——《孤独的人群》、《追求孤独》、《公众人物的衰落》、《自恋的文明》以及《心的习惯》，都加剧了人们对于个人主义盛行的恐惧。近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着作之一，罗伯特•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书中提出美国当代的许多问题，如健康问题、学业不佳、缺乏信任，甚至不快乐，都是由于社区的崩坏所造成。美国人热衷于此类的争论，正因为从骨子里，与德•托克维尔近两个世纪前游历美国时一样，我们依然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家”。

美国文化，并不是极急剧增长的独居人口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还未信服，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一个证据：今时今日，相比其他许多国家，甚至跟那些我们通常认为更为公有化的国家相比，美国人独自生活的几率其实更小。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国家分别是：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在那里，几乎40%到45%的住户是独居者。通过在所有人同心协力地社会福利中投资，以及建立互相支持的牢固纽带，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自由地独自生活。

北欧诸国还有一个好伙伴——日本。在日本，社交生活有史以来一直是围绕着家庭来组织的，但如今实际上却有30%的住户独自居住，而且在城市中，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德国、法国以及英国都拥有以不同的文化传统而闻名，但实际上这三国的独居人口比例都要远高于美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也是如此。至于独居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则是中国、印度和巴西。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独居人口都在急剧增长，这个数字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增长到了2006年的2.02亿，在短短十年间增长了33%。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范围的独居人口的增长？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以及现代国家福利提供的社会保障，两者共同使这种新兴之势成为可能。但更简单地来看，与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人选择独居生活，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这样的生活。然而，这世上依然有许多其他人们能够负担、却选择不去做的事情，因而，经济不过是形成这一现象的诸多原因之一。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地这么多人都选择了独居生活，除非我们解开另一个谜题：在那些最发达国家中，那些拥有相对更好的公民权利的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用他们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福利，将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

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曾说：“我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也从未渴望过其他生活方式。”德保罗是一位倡导单身生活的作家，她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邓莫尔小镇，在她的家乡孩子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结婚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在她上大学之前，她也从未想过还有其他选择，但长大成人之后，她意识到，单身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解释道:“我并不是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喜欢单身的生活；单身就代表了我，这毋庸置疑。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的必要条件，是我开始了解，我们可以坚持对自己有意义的生活，这种坚持甚至是件好事，——即这意味着，你的生活方式无须循规蹈矩。”

即便不是成长于邓莫尔那样的小城镇，人们也可能一样难以接受独居生活。主流文化仍然看重婚姻或亲密的伴侣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这种重要性也被灌输给年轻人，如今现代社会的孩子们也许比上几代人都拥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但他们仍然在家庭环境中被抚养长大，童年生活中至少会有一位成年人相伴，家里常常还会有其他孩子的存在。幼年期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经验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成家立业并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即便并不是人们眼中的理想状态，至少也会被当做一种行为规范。年少时的经验也塑造了我们的个性，发展了我们与别人共享家庭生活空间的技能、技术和行为模式，也促成了我们性格的形成，推动我们发展生活技能，创立各种共享家庭空间的技术和模型，成年后，所有这些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们。

通常在长大成人之前，鲜少有人会有独自生活的经验，这也意味着，那些开始独居生活的人们，会很快地发现他们必须学习以适应这种新生活。梭罗、悉达多和海伦•格利•布朗的故事也许鼓舞人心，但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可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指导手册，至少现代化的独居生活并无教科书可循。无论多么兴奋激动，独居生活依然充满挑战，独居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面对无论紧张或温馨的情景，这种新生活还会衍生出一系列个性化的需求。独居生活的有些挑战是非常实际的，例如学习采购生活用品和做饭，平衡独处与社交生活之间的比重，通过通讯媒体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从以往被动地看电视，到积极地通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人际交往。而其他一些挑战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学会适应孤独，勇敢面对独居即等同于失败的社会成见，应对房屋市场与职场上的歧视，与那些已婚朋友们交往，而他们可能为单身未婚的朋友感到不安，并认定单身令自己的朋友并不快乐幸福。

虽然每个人培养独居能力的经验都各具个性特色，但我的调查研究表明，这其中依然有些被广泛认同的共同点：今天，年轻的单身主义者将独居视为特立独行与成功的标志，社会不再将独居视为人生失败的象征，他们将独居当做一种在个人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上的投资。他们认为，这种投资必不可少，因为当代的家庭关系非常脆弱，而工作也并不可靠，最后每个人可能都还是得依靠自己。另一方面，自我提升也意味着承担独身的一些挑战：学习家务能力，学会一个人自得其乐地生活，建立信心以投身人生新的挑战。单身生活同时也意味着社交上的更多努力——建立强大的朋友与同事的社交网络，甚或，如记者伊桑•沃特斯所说那样，形成“城市部落”以取代家庭提供支持。

投入工作和“部落”会令单身生活充满成就感，但这种成就感却很难持之以恒。到30多岁依然单身的人们大多都会发现，他们的社交圈子因为朋友们纷纷结婚生子而日渐式微，而工作即便带来了成就感，却无法满足他们最深切的精神需求。于是，他们陷入了两难境地，这些已经习惯于享受“独立时光”的人们必须要在令单身生活重放光芒，或者是找一个伴侣步入家庭生活之间做一个抉择。对男性来说，这一选择并非那么迫切，可对女性来说则截然不同，单身就意味着35岁之后，她们每夜入睡时都会听到耳旁生物钟永不停歇的滴答作响，提醒着她们，她们能孕育自己的孩子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作家洛瑞•戈特利布争辩说，单身女性应该将就那些并不那么理想的伴侣，并安定下来。她的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当婚姻的双方都未全心投入时，维系婚姻会变得尤为艰难，（而其中另一个理由，是在出版了这本争议性的《嫁给他》之后的两年里，戈特利布自己也完全无视了自己的这项建议）。那些已经学会了独自生活的年轻人们认为，如果婚姻一开始就是一种妥协，那生活并不见得就会变得容易一些。他们以开放的心态寻找理想的人生伴侣，但如果没能找到，他们觉得能有一个地方独自居住，也许更好。

大多数年轻人都将独自生活看做人生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并充满激情地面对由此而来的各种挑战。无论他们是否正积极地寻找自己的人生伴侣，他们都期望有朝一日能找到自己的伴侣，并步入婚姻的殿堂。今时今日，40岁的美国女性中有84%是已婚，而65岁的女性中有95%有过婚史。毫无疑问，与今天相比，1945年和1970年的那几代人对婚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这种不同的观点无关他们最终会否结婚。当代美国人也许对婚姻本身持有质疑的态度，但未婚的人群中依然有超过90%的人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选择结婚。

如今65岁和25岁的人们之间，对于婚姻态度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会选择结婚，而是何时结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男性与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3和21岁，相应的，到了40岁的时候，他们之中从未结婚的人不到6%。今天，初婚年龄达到了联邦政府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男性28岁、女性26岁。而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初婚年龄如今已经超过了30岁，和今天欧洲某些国家——如瑞典和丹麦的数字一致。此外，40岁仍从无婚史的美国人，占到了男性中的16%和女性中的12%，这意味着，他们都曾有很长的时间独自生活。

那些离婚后搬出去自己独居的女性的生活中，朋友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这个城市独居者越来越多的时代里，找一个和自己境况相似的人分享心情，也变得比以往容易。尽管离婚人士总是生活在对离群索居的恐慌中，但根据美国最大的社会行为研究GSS（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超过35岁的单身女性（包括离婚的以及从未曾结婚的）比起她们同龄的人们，更常从事以下活动：每周至少一次拜访一位好友，每周至少一次“不见面”地与好友联系（如打电话或发邮件），晚上与邻居们在一起度过，参加非正式的集体活动，参加特定的社会群体等。在我的采访中，离婚妇女将朋友们形容为“像家人一样”，而非仅仅是同伴，朋友是她们最可靠的社会和情感支持。

五十年前，单身女性与家庭和周围的社区格格不入，在别人眼中，她们是怪异而不正常的，即便不轻视她们，人们也常常对她们投以怜悯的目光。但今天，独居的中年女性，以及她们之中以后依然可能多年维持单身的人数如此之高，人们都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譬如，海伦就表示，当她第一次独居时，她觉得能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是一种幸运，这里到处都是像她一样的女性。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海伦亲眼目睹了独居生活开始进入主流文化，她认为，“现在，独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容易，因为有许多人陪伴在你身边。”而且，这些陪伴者也很容易被找到，在互联网上，独居人士（其中包括数量惊人的中年离婚人士）正使用社交网络来认识新朋友，找到新的人生伴侣，或者与有相同兴趣的人们一起活动。当代都市充满了单身和独居人士，他们重塑社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而在这些亚文化环境中，正如海伦所形容的那样，独居者“不再感到被边缘化，甚至不再感到孤单”。

孤独感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论离婚与分居的女性花了多少时间与朋友和邻居交际，他们仍然很难摆脱孤独感，至少是孤独带来的阵痛，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孤独感带来的痛苦也会持续很久。相比那些有伴的女性，35岁以上独自生活的女性在调查中说，她们每周两次或者四次感到孤独的比例，都要高出一倍。（但我们需要谨记，这并不代表独居就导致了孤独感，有这么一种可能，那些容易感到孤独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独自居住，因为他们不善于维持亲密的关系。）海伦说：“有很多人，总是觉得很孤独，而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就像是一种疾病，每天早上我醒来，面前有成千上万的事情要做，可孤独依然像一个沉重的立方体在我心中，一个黑暗的存在。”海伦学会了如何应对这种孤独感，她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接受心理治疗，她学会了思索和写下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用以往常用的那些方式来消磨时间——混乱的男女关系、酗酒、沉迷于电视。海伦承认，花那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是种奢侈，但她认为这很有必要，因为解决她自己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在海伦的眼中，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都会感到孤单，孤独感是人类存在的既定条件之一，她不赞成所谓独居导致孤独这样的观点。与我们调查研究中的许多其他离婚女性一样，海伦用来抵御社会失败感的方法之一，就是拒绝承认婚姻或者另一段新恋情能减轻孤独感。海伦解释说：“当想到在房间里独处时，人们都感到难以置信的恐惧感，但这种绝望会引致灾难，因为与一个不合适的人在一起生活，是这世上最令人孤独的事情。”而玛德琳则有一种许多离婚人士都赞同的理论：“当婚姻或者恋情不顺利时，你陷入孤寂。因为你不能去找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寻求帮助，因为在你的心里，他（她）就是问题的源头。于是，在这种两性关系中，你成了一座孤立的小岛，这是件令人感到非常孤单的事情。”

我们调查中采访的离婚女性都不否认，从过往的经历来看，婚姻确实有益于养育孩子、创建社区并建立强大的社会纽带。但她们也往往坚持，这些婚姻的益处是建立在女性付出代价的基础上的，而今时今日在她们的生活中，没有婚姻也很好。此外，她们也排斥将婚姻和“往日的好时光”形容为浪漫，当一对夫妻或伴侣甜蜜的关系良好时，女性失去了就业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此事，但对每一个个体而言，真正需要被解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令你更快乐？独居生活并非快乐无忧，但对于那些经历过失败的婚姻的人们而言，独居带来的是痛苦更少。

在离婚或分居后受到孤独困扰的并不仅仅是女性。事实上，女性对于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网络的偏好，令她们更容易在离群索居时受到孤独的影响。社会普查的结果显示，35岁以上的男性（包括离异和无婚史的单身男性），比有伴侣的男性更常进行人际交往，如每周至少一次拜访友人、晚上与邻居一起聚会、参加某个社会群体的概率更高。但所有这些活动，单身女性的参加比例都要高于单身男性，而男性唯一和女性旗鼓相当的一项，是他们感到孤独的比例。单身男性中，报告说每周至少一次感到孤单的概率是非单身男性的两倍，而每周三次或者四次感受到孤独的比例则约为三倍。

然而，独居单身人士的生活却绝非惨不忍睹。57岁的路易是一名律师兼业余乐手，他住在西伯克利区，自十五年前他的第二段婚姻失败之后，就一直独自居住，而他一直津津乐道于独居给他带来的自主权。他解释说：“当你结婚时你没有自由，你要为他人着想，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今我可以整天坐在这里看电视，也不会有人因此唠唠叨叨，当我想要时我就可以练习我的小号，我有自己的空间，觉得怡然自得，所以一切都是我想要的样子。”路易忙碌于工作和他的爵士乐演出，在两者的间隙，他也很享受偶尔的平静时刻，他说：“我的生活够忙碌了，独自一人待着也没什么不好，我不需要每周都去参加派对。以前，我一个人时几乎不想出门，但现在，我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去餐馆吃中国菜，我不需要做什么计划，只是想去就去了。”

但偶尔，这种自由也会充满压迫感，路易承认：“有时，我会感到孤独。”当许多与他同龄的离婚妇女满怀热忱地计划着与同事和朋友的午餐与夜间社交活动时，路易采取了一种稍显被动的做法。他说：“我并没有花心思去安排丰富的社交活动，我很顺势而为。”但最近，他开始担心这种生活方式对他而言并不太合适，他日日夜夜地忙碌于工作、音乐、上下班和电视节目之间，但缺乏亲密的伴侣——“性，但也包括共享一个空间下的简单日常接触”——正困扰着他。“也许这只是我做事的方式，”路易坦承，“可事实上，我单身了这么久也许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失败。”尽管与许多他同时代的男士一样，路易却认为他缺乏女性的那种社交能力，他难以维系与亲友的关系，并很难结识新朋友或是找到约会的对象。当他情绪低落或觉得孤独时，他就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工作和音乐上，他说：“尽管我不想这样，但事情就是如此。”

尽管像WVWV这样的组织还在努力将单身者变作一个政治集团，消费品生产商和服务提供商却已经发现，他们能够有效地将独居者组织成一个新兴的细分市场群体，而这么做对他们而言，也确实有利可图，因为单身者（尽管不是所有的单身者都独居）占据了全美35%的消费总支出，每年大约1.6万亿美元。

PackagedFacts调研公司名为“美国的单身者：新核心家庭”的调查，考察并比较了各种未婚成年人，包括了X世代、Y世代、老人、无子女的单身人士、黑人、拉丁裔、亚裔和独居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该报告指出，虽然单身人士从未缺席任何媒体和广告，但这一人群通常被描绘得千篇一律：迷人的年轻专业人士，成晚地出没于俱乐部和高档餐厅；或者截然相反，那些孤独在家的老年人。PackagedFacts警告说，这些画面恰恰缩小了广告正力图吸引的人群的消费兴趣，研究报告中这么写道：“营销人员应该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将不婚视为自己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暂时妥协的状况，这一点尤为重要。”那么，解决方案又如何？PackagedFacts公司提供了针对每个细分的单身人士市场的战略咨询报告，而3500美元的售价充分显示了这些报告中所含信息的价值。

2008年欧睿国际一项类似的研究调查中，发布了关于全球性的单身和独居人士的新兴市场指南，包括界定了该人群共通的品味和习惯，以及能在不同地理人口环境下吸引他们的特定产品设定。这篇名为《单身生活：分子（单身和单人家庭）如何影响了消费习惯》的报告指出，独居人群的兴起推动了公寓（而不是住宅）、小巧的家具家电（当你独自烹饪时，无须尺寸过大的冰箱、洗碗机或咖啡机）、单座汽车和摩托车的需求急速增长，还有各种个人服务的发展。例如，全球范围内“即食烹饪”市场自2002年以来已经同比增长了近40%，超过了73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而在瑞典，一家名为GOOH!的公司，在个人生活领域获得了国际领先地位，先后开发推出了“家庭代餐”的概念，提供“与快餐同样价格和同等便利的餐厅品质的新鲜菜肴，既可现场加热也可外带回家”。在日本，快熟食物市场的增长速度比超越了其他所有产品，由单身女性简单、健康而营养的需求所驱动的，诸如脱水咸粥之类的产品正在快速发展。纵观整个发达世界，单身者都被证实为重度移动媒体使用者（而非电视媒体），以及咖啡馆、酒吧和餐馆的常客。他们也许并未表现出自我放纵的迹象，因为他们同时也更常在健身房里锻炼身体。

随着市场分析师对单身者行为的紧密追踪，那么毫无意外地，企业家们开始开发生产迎合独居人士需求的新产品了。代表之一就是Singelringen——瑞典语中“单身戒指”的意思。单身戒由约翰•华尔柏克于2005年设计，华尔柏克出生于斯德哥尔摩，青年时曾长时间生活于纽约和得克萨斯州，这枚绿松石与纯银打造的戒指成为了单身人士公开自身身份的标志。单身戒公司的网站上这么写道：“戴上你的单身戒，就等于向周遭宣布你认为单身是可被接受的，也许你依然希望找到一位伴侣，但你对现在单身的生活感到满足。无论如何，你将目前自身的状态展现给所有人，你对目前单身的状态欣然接受。”不是所有的戒指都能登上全国电视节目，但2006年的《今日》节目报道了“不做承诺”的单身戒，宣称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现象”。《人物》、《OK!》、《Touch》等杂志都提到了单身戒，旧金山的《欲望都市》特别放映会上出现了单身戒，那天晚上，萨莎•卡根就戴着单身戒。正如华尔柏克所说的，他希望能够通过单身戒协助建立一种团结的组织。将某件物品推销给某个团体与建立起某个团体绝非等同，并没有许多家企业家同时对这两件事都感兴趣。

雪莉•郎博特是个例外（她在第二章中出现过，提到了她在职场以及地产市场上受到的歧视），在二十岁与三十岁这两个十年间，大多数时间都独自生活之后，郎博特在2007年年底创立了SingleEdition.com。我们坐在她的“第二办公室”，一家位于曼哈顿上西区她公寓附近的咖啡店里谈话时，她告诉我：“一开始我创立这个公司，是因为所有单身人士的网站都是关于约会的。但当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最需要的事情并不是约会。我有很多其他问题以及想要了解或尝试的事情，但却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资源，例如如何独自旅行、一个人做饭等等。显然，我并不是唯一一个对这类内容感兴趣的人，每天，我都听到独居的人在探讨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那些结婚后又离婚的人，正在说着‘我再也不想尝试婚姻了’。SingleEdition就是为他们创办的。”

郎博特曾在慧俪轻体（WeightWatcher）工作过几年，那是一家自诩致力于社区建设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商业公司，而SingleEdition正是基于一个类似的运作模型。当郎博特创立公司时，她准备了大量的编辑内容，包括如何应对日常挑战的建议，如单独用餐时如何控制食物的分量，如何找到合适独自生活的家居用品，也有对更重大的问题的讨论，从职业生涯的管理、财务规划咨询，到如何面对纠缠于你为什么不结婚的父母。她组织起一系列愿意交换资源的网站来合作，这些网站也以针对单身者的健身、法律、时尚、营养，以及“是的，还有约会交友”为服务内容，并找了一位愿意以易货交易为报酬的设计师为她设计网页。网站推出后，郎博特全心致力于寻找针对单身消费群体的营销公司，她说：“我打电话给广告公司，说‘我需要一个赞助商’，卡夫单身产品怎么样？他们是很合适的赞助商。或者哈根达斯？他们有针对单身客户的产品。我打电话给所有人，见了所有认识的人，有阵子甚至没有人愿意与我交谈，我为此失眠无法入睡。”

但郎博特发现，问题是广告商们坚持认为，单身并不是一种身份标识，因为无法针对这一人群做除了约会服务以外的针对性营销。广告商对婴儿潮一代、三十岁出头的人群，或者城市富裕居民进行营销，而其中恰巧有些人是单身的，但广告总是试图传达一种理想化的讯息，而广告商认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单身一人。郎博特告诉我：“我完全无法认同这个策略，我的整个事业都是基于我的认知是正确的这一假设。单身确实是一种身份，单身者对别人介绍自己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这个，如今没有理由为此感到羞愧，尤其是当你生活在大都市中。没人在乎这些，你可以独自出门，独自用餐，只要你自己觉得可以，那没什么是不可以的。”她的理论是，一旦广告主们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立刻获得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那些单身且乐于长时间保持单身的消费群体，他们愿意把钱花在一些消费项目上，诸如服装、度假旅游、汽车、家居。

2010年郎博特的事业开始有了些进展，她举办了三场座无虚席的活动，成百上千的单身者聚集到一起，听演讲者讨论诸如独身一人时的健康、安全和探险等问题。福克斯电影有兴趣开发针对单身者的视频市场。Spark网络——J-Date约会网站的运营商，邀请她做他们的专栏作家。最近刚刚宣布要为单身旅客开辟新舱室的挪威邮轮公司，正在考虑与她签订一项商业协议。两年前挂断她电话的营销主管们如今正积极地向自己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推销郎博特的概念。“我的理想是，某位大广告主理解我的用意并开始实施，然后每个人都会追随潮流，我的事业也将就此开始腾飞。我希望有朝一日SingleEdition对单身者的意义，能像AARP对老年人的意义一样，我相信，AARP开始之初，人们也并未将老年当做一种群体身份。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想想这些年发生了多少改变吧。”

改变人们对单身的看法是贝拉•德保罗一生的事业（她也曾出现在第二章中），德保罗创造了“单身主义”一词，以期提高人们对于广大未婚群体的偏见问题的重视。她帮助朗博卡和金•卡尔弗特发展她们的业务，但显然是出于文化意义而非商业目的。她对我说：“为单身主义发起一场运动并非是什么有效的致富手段，我倒希望是！我很难将自己的书卖给出版社，邀请我做演讲的组织通常都没什么钱。上周一所邀请我访问的社区大学请我坐火车而不是飞机，而且他们只能负担我一个晚上的住宿费用。而我的博客，单次点击我的收入还不到一美分。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挺好笑的，毕竟我拥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啊！但我热爱我的事业，有这么多的误解，人们这么一无所知，这一切都很有必要，我选择从事这个，是因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2006年，她的书《单身：被脸谱化、中伤、忽视，却依然幸福生活着的人们》出版后，德保罗俨然已成为了单身国度里的真理代言人。当权威人士或政治家毫无根据地作出独居是有害的或者婚姻是有益的言论时，几个小时之内，她就会在她附属于《今日心理学》的博客上发帖驳斥。而当某位学者或是严肃的记者这样做时，她则厉兵秣马准备出击。就在我们谈话的几天前，德保罗抨击了《纽约时报》发表的有关桑德拉•布洛克获奥斯卡后的特稿，在文中，大卫•布鲁克斯提到的一项研究声称（用布鲁克斯自己的话说）：“婚姻对心理健康的助益，其价值超过了10万美元。”这一说法激怒了的德保罗，她马上做出了回应：“对于当下已婚人士与其他人群（尽管后者实际上是目前占多数的婚姻状况）做比较，是无法得出任何关于婚姻的幸福、健康或其他任何影响的结论的。这是因为对目前已婚人士的调查，已经撇除了超过40%的那部分结婚之后厌恶婚姻并离婚了的人，这种做法就像是调查研究一半近期服用药物的人，就直接声称新药物Shamster是非常有效的，而将其他近一半使用了该药物却无效的人们完全置之不理一样。”

在她的职业生涯开始之初，德保罗从来没有想过会卷入关于美国婚姻与不婚的公众辩论中去，她是一位研究欺诈行为的学者，也从未对有关婚姻的文献感兴趣，直到某天她发现那些平时与她共进午餐、在工作日时交好的同事们，从来不邀请她参与更休闲、周末或晚间的活动。她回忆道：“我不确定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抑或只是因为我单身，于是我和其他女性朋友们聊起这事，她们都说‘是的，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了事情的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被排除在外，不仅仅是社交活动，还有塑造职业生涯必须的人际圈。这触动了我。”当时，德保罗关于婚姻着作的唯一了解来自于媒体：“新闻头条总是说，婚姻是你最好的选择。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本来打算只是寻找一些薄弱点，一些不真实的案例。”但是，当她仔细审议了有关婚姻的论着后，她发现的不仅仅是几个无法立足的论点，几乎所有关于婚姻的益处的文章，都可以轻易地被具有高级统计学知识的人推翻。所有的比较都具有误导性，因为比较中忽略了那些以离婚收场的婚姻。即便是那些更为精细的研究，也未能明确表明，经济、健康、心理上的健康和优势，究竟是婚姻维持长久的原因还是结果。德保罗说，她记得当时她自己在想：“记者并不是唯一草率的人，几乎所有关于婚姻科学的论着都是胡说八道！”

没过多久，德保罗发现她越来越少考虑那些抽象的欺骗，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公众，尤其是单身人士被误导认为结婚是有益处的，毕竟，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联邦政府和宗教组织斥资数百万美元进行推广婚姻的宣传活动，而德保罗认为，他们传递的消息并为将未婚人士带向婚姻的选择，反而是在边缘化这一人群。她认为，这些活动并没有白费——它们造成了伤害，令人们觉得自己很糟糕，也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一个人独自生活时或单身时，就无法成为一个良好的、幸福的、有价值的人，这造就了今天人们对单身者的看法。她告诉我：“事实上，如今有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的人并不急于摆脱单身，他们约会，有亲密的朋友，事业有成，他们只是选择了不结婚，我们不应该试图改变他们。”

德保罗慷慨激昂，极具说服力，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忍不住提出了一点她观点中的小小悖论。我说，当成功与健康时，选择独自生活是一件事，但那些生病、失业却独居的人们，需要有人来提供支持和帮助时该怎么办呢？他们的朋友会像家人一样帮助他们么？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最好是寻找一个伴侣或配偶？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系统的研究资料，”德保罗回答道，并进一步解释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策问题，“根据家庭医疗休假法案，我们不能请假来照顾所爱的人，如果那个人不是我们的直系亲属的话，这显然令单身人士很难获得援助。这些法令应当被改变。”在她自己的研究中，她收集了不少网络上关于单身人士的轶闻，她推荐我去阅读社会学家玛格丽特•尼尔森的文章，文中描述了她帮助照料自己一位五十七岁单身独居并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朋友的故事。而且有许多实时调查表明，美国人在协助有需要的朋友这一方面，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她承认：“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我所了解到的一切令我相信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而且即便是已婚，你也很难保证，当你有需要时，你的伴侣一定会陪伴在你身边，不是么？”

对失去个人独立性的恐惧感，以及对于自身越来越依赖于他人或其他机构的焦虑，都困扰着当代社会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这种不安全感完全是来自于个人主义文化。因为，当个体的尊严和完整性取决于个人主权的自我认知时，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法自理自立时，那便成为了最严重的屈辱感。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但个人自主权的集体信仰掩盖了一个事实——其实是各种社会机构为我们最宝贵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其中包括：家庭、市场和国家。而那些与个人主义有关的传奇，例如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故事，更令人们忽视了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交网络，为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我们中间最为反社会型的个体，提供了独立的力量。然而，像迪伊、维克多和艾娃那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在自己的公寓里维持着高品质生活的人，毕竟与那些不幸的同龄人，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对于后者而言，独居给他们造成了伤害，他们缺乏亲人的帮助，甚或是害怕搬去与人同住，当这些不幸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特别援助的时候，事情变得尤为糟糕。帮助我进行本书的研究调查的一位年轻医疗社会学家，埃琳娜•波特克罗将后者的这种情形称之为“残酷的独立”，而那些不甚健康的单身老人的故事，生动地解释了她这一说法。

以快80岁的伊迪丝为例，她自称为“囚居者”，为了治疗她的侵略性卵巢癌，她的医生为她采用了高强度的放射治疗，而过去的30多年里，她都一直在与放射治疗的后遗症抗争。她曾是一名专职从事聋哑儿童教育的教师，她说，当她被确诊并接受第一次治疗时，没有人了解这种高强度辐射治疗的后果，而治疗后遗症直到她的病例多年之后才被发现。伊迪丝说：“医生们控制住了我的癌症，但结果却喜忧参半。辐射治疗令我大部分的内脏器官都受损了，我不得不在52岁时退休，而此后，我一直无法自理。”

伊迪丝抱怨她如今的生活质量，并不断强调她糟糕的财务状况——她依靠伤残保险补助生活，她几乎每天都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她患有抑郁症，并且因为营养不良而掉光了所有的牙齿，因为移动不便，她几乎从不出门。她很孤独，但又不愿意向所剩不多的朋友们倾吐自己的苦闷，害怕他们会抛弃她。而最近有一次，一个援助计划的志愿者来她家拜访，并带她坐轮椅外出时，她被他绊倒，手臂因此复合型骨折，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如今，护士和社会工作者会来她家帮助她，但他们都积极劝说她尽快搬进援助福利机构。伊迪斯说：“这件事上我对每个人都很生气，我只是现状困难罢了。”

由于生活的空虚和残酷，伊迪斯也觉得很害怕，她一直很自豪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独自生活的能力，她说：“我总是很庆幸自己能独立自主，但如今我却不得不问自己——‘我要怎么照顾好自己？’”

在外人看来，伊迪斯恐怕已经无法照顾好自己了。化疗后遗症之后，伊迪丝的体重从132磅下降到了80磅，随着牙齿脱落，没有合适的假牙，她已经开始不得不依赖流质食物了，她自己也说她吃东西“就像婴儿一样”。营养学家建议她用搅拌机将食物打碎，但受伤的手臂却令她很难灵活使用自己的双手。她并未获得足够的援助，但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伊迪丝并不信任医疗补助制度，她担心政府会将她推给人权机构，并迫使她离开自己的家。她想要保持独立的意愿太过强烈，以至于她拒绝了许多社会援助的机会。伊迪丝坚持说：“我想保留自己的公寓，而且我担心他们要将我送到养老院去，我不觉得那会有什么用。”

曾在医院度过许多时光的伊迪丝完全有正当理由，为她在养老院的生活而担忧：冷漠的工作人员无法提供良好的照料，总是被困在一个单调的环境中，百无聊赖地生活在一个除了死亡没有任何新鲜事的地方。她解释说：“我的脑袋还是很清醒的，我怕我在那里会过得很凄惨。”谁也无法彻底打消她的顾虑。

80岁的约翰也许也同意伊迪丝的想法，他80多岁，独自一个人居住，正想尽一切办法保留自己的公寓。约翰是一位退了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职业生涯中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在疗养院里照顾老人，而其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就是照料他自己的母亲。他坚定地认为：“任何人曾亲眼目睹过、亲身经历过疗养院的生活的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自己的家里和社区里。”约翰认为，问题不仅仅是疗养院通常总是缺乏足够的人手来照顾院里的居民，更重要的是，疗养院的环境总是沉闷的、阴沉的、孤立的，甚至是压抑的。作为一名曾经的社会工作者，在约翰的记忆中，所有的老人搬进疗养院后就每况愈下，再也无法恢复独立自主。他总结道：“疗养院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就是这样。”

最令约翰遗憾的是，他母亲在家中摔伤了髋骨之后，他和妹妹不得不让她搬进了一家疗养院。他回忆道：“我找了一家最好的疗养院，但三年后那里的情况开始变得糟糕。菜单、食物总是一样，老人们纷纷投诉，有一次我趁假日去看望我的母亲，那里只有一名服务护士，却要照看20位老人，当我母亲要去洗手间时，那里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你知道么，这完全不公平！疗养院裁员以缩减支出，却把情况弄得一团糟。”那次约翰和他妹妹太过失望，因而决定将母亲搬去另外一家疗养院，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约翰说起此事时，语气里带有自我否定和一些自责，他说：“她在那里只住了一周就去世了，——她完全无法适应这变化。”

对伊迪丝来说，疗养院的可怕之处并不是他们的服务质量，而是如果她搬入疗养院，那毫无疑问她将于她的亲友断了联系。她告诉我：“我的朋友每周来看望我一两次，我还有两位非常亲近的表兄弟，他们总是给我打电话。”尽管她仍然常常觉得孤单，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陪伴，能有人与她有共鸣，当她需要发泄或者抱怨时，能有人理解，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她的亲友已经比其他类似状况的人要亲近得多了。她说：“有些老人完全没有人看望，没有人关心他们。我是幸运的。”

以瑞典为例，那里47％左右的家庭人口是独居者（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8％），或者更典型的例子是斯德哥尔摩，那里独居人口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0％。和美国一样，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瑞典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但当我前往瑞典，去研究为何如今这么多瑞典人选择独居生活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瑞典的社会隔离或孤立问题，反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瑞典对于集体主义的坚持不懈。

几十年来，现代社会的学者，尤其是家庭学者纷纷来到瑞典，研究那些也可能在自己身旁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波普诺就指出，在“远离核心家庭形式上”瑞典已经“领先于世界”。波普诺特别指出，瑞典的结婚率下降而非婚同居率上涨，同时，家庭形式正在解体，无论离婚还是非婚同居的分居情况都比以往更为常见。他同时也呼吁人们关注另一令人讶异的社会变革：1960年至1980年间，在年轻人的带领下，独居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他质疑，当人类普遍的社会群体经验无法再为生活提供保障时，人们将何去何从。波普诺忧虑独居的崛起可能会改变社会关系的质量与特性，进而导致更多的孤独和社会异常，但同时他也承认，这似乎并不太可能：“这并不代表瑞典人的成年生活中没有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他们都是厌世的，有证据表明，成年瑞典人对于在生活中和他人形成亲密的两人关系并不排斥，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甚至更为活跃一些。瑞典人也并不缺乏亲密的社交关系，即便这种社交接触，多发生在他们的家庭环境之外。”

瑞典社会生活的最繁茂之地便是斯德哥尔摩，斯得哥尔摩不仅是一个繁华都市，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独居人口城市。在2010年一个阴雨潮湿的秋日里，我抵达了这座城市，但糟糕的天气缺丝毫没有削弱斯得哥尔摩的魅力——街道、水路（毕竟，这座城市还被称之为欧洲北部的威尼斯）、公园、餐馆和咖啡馆都热闹非凡。除了拥挤的人群，这座城市的魅力也彰显于功能强大的住宅楼宇，包括二战前的复合建筑，如今已经改建成为适合大批单身人士共同居住的住宅，还有那些战后建立的高层建筑，即便看起来不那么有吸引力，也依然营造出更为充足、体面的适合单身居住的空间。

这些建筑并不是由追逐利益的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它们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独居人士的需求。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群现代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女权主义者就一起构思设计了一种集体住宅，专门为单身女性（年轻的以及年老的）提供私人空间的新式住宅建筑，同时也为她们提供各种服务，诸如烹饪、清扫和照顾孩子等。由建筑师斯文•马克路易斯设计的“集体楼”，在社会公益领袖、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阿尔瓦•米达尔的支持下，在1935年向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敞开了大门。该建筑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昆舍尔门区，里面有一间餐厅（餐厅还配备了小型升降机系统，能将饭菜送到每一个单元）、一个公用厨房、一间洗衣房（配备了将脏衣物送往楼下付费洗衣房的传送带），以及一个托儿所。“集体楼”获得了超越想象的巨大成功，在这栋57间单位住宅里的房间（包括18间一居室、35间两居室、和4个“豪华套房”），一直供不应求。幸好，同一地区还有几栋类似的建筑楼为单身母亲以及其他不同年龄的单身男女提供服务。尽管“集体楼”里的有些服务项目已经取消了，但马克路易斯和米达尔创立的餐厅和面包房依然广受欢迎，在我支付了有关费用之后，工作人员很高兴地向我展示了依然运行良好的电梯送餐服务。

1965至1974年间，瑞典开始发展更为积极进取的“一百万”住房项目。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政府投入兴建了大约100万套全新的住宅楼，并拆除了大约35万栋旧楼，新建的住宅中包括高层的公寓大楼，其中许多密集地分布在城市近郊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分散于城市各处的不太显眼的小型建筑物。社会民主党发起该项计划，源自于过去20年间离开农村和小镇生活的大量城市移民现象，而瑞典的城市缺乏足够的住房来容纳这些移民。社会规划者们认为，此类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将巩固瑞典作为一个超现代国家的地位，在这里，瑞典国民受益于国家的集体繁荣，并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权利。而独自生活的机会，正是这些权利中的一项。

在瑞典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里，独居现象普遍存在，独自居住不仅是人们认可的现象，很多时候甚至是人们欣赏、重视甚至追求的生活方式。年轻人认为，搬进自己独立的住所是成人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独居的经验将令他们变得更为成熟和独立自主。中年人则认为，离婚或分居后的独自生活非常有必要，因为这将帮助他们重获自主权和对自我的掌控。而老年人认为，独自生活令他们维持自己的尊严、个体完整性以及自主性，并定义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独居生活吸引了许多人的原因之一，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约束。大多数人都能找到室友，无论是Craigslist上的陌生人，还是朋友、家人、交往中的爱情伴侣，或者是公共住宅建筑中的邻居伙伴等，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依然更倾向于独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年代，这不太可能会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不再沉溺于社会改革者的幻想，试图以道德模式劝说单身人士人类更适合共同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独居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直面那些因为境况不佳甚至是不幸的单身者，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呢？年老体弱或是贫困的单身人士，因为社会孤立而无法获得足够的照料和支持；渴望社交却失去了伴侣，又苦于无法找到新的朋友、伙伴和伴侣的独居人士；渴望怀孕生子，但有效生育年龄即将结束，因而压力重重、充满焦虑的单身女性；没有伴侣，因而也缺乏伴侣的经济支持，经济上的毫无安全感的失业人士。以上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显然也可以有很切实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模糊而空泛的口号，无法被确实衡量的危言耸听——“社区已死”，或是“公民社会的崩溃”。

独居生活盛行于北欧国家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良好的国家福利体系能保护本国公民面对独居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独居单身女性在生育年龄的问题上，面临比男性多得多的压力，便是其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在我的调查研究中，许多近40岁或40出头的女性都一致指出，生育上的焦虑使她们反复质疑自己对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安排，当同龄的单身男性则很少为此类问题困扰时，她们却反复地问自己：她们是否应该安定下来，甚至是早就应该安定下来？如果她们在职场上不是那么积极和野心勃勃，花多一点时间在私人生活上，她们会不会更幸福一些？瑞典的年轻独居女性也有类似的烦恼，但她们对于寻找合适的伴侣并非那么急切，因为她们知道，如果她们独自生育一个孩子，相应地，她们将得到来自国家的有力支持：（由雇主和国家共同支付的）十六个月的带薪育儿假，政府大力资助的儿童保育设施（所有家庭的花费不会超过总收入的1％到3％），世界一流的公共医疗体系等。当然，即便是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府也不太可能采取这种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甚至，当整个西方发达国家都正在裁减国家福利时，提出好好检视瑞典的这些福利政策，听起来像是一个愚蠢的建议。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瑞典等国家的社会福利确实改善了所有年轻女性的生活，而其中的独居女性甚至获利更多。而明确通过市场来满足个人和社会中大量独居人口的生活需求所需要的成本，也同样很重要。

政府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应当如何面对独居人士所提出的各项要求？我们的政策该如何推动或是要求单身人士，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往重要的历史时刻，当美国公民和政治领袖面临重大的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时，他们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现象。当时，国家极力支持郊区的住宅区发展、兴建高速公路，重塑城市面貌以适应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口增长。又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的改革者们曾对巿政服务和公共卫生机构进行投资，以应对中心城市的移民潮。独居现象的兴起尽管不那么显眼，但是同等重要的剧变，如果没有大胆的政策支持，我们将无法妥善处理和应对这一社会变化。在美国，人们谈论“安定”时就仿佛选择伴侣是单纯的私人事务。其实，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现在和未来，人们都期望能从公众机构和个人机构获得相应的支持。

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就包括了房产领域，而这一问题的解答将影响到每个人的未来，因为，有一天，我们都有可能会独自生活。毫无疑问，更好迎合单身人士需求的社会居住环境设计，可以大大降低独居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独居者所需要的内部空间要远小于单亲家庭，正如上世纪30年代缪尔达尔•阿尔瓦所指出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更愿意生活在面积较小但功能齐全的公寓里，前提是公寓楼里有设计良好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以满足饮食、社交和运动等需求。而如果他们选择生活在此类住宅中，就减少了家庭住宅的占有率，因而为那些需要家庭住宅的群体提供了更多选择，并降低了价格。

[美]罗伯特·帕特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作者认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解释；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国公民参与热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去从事集体行动，而是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这个词来形容和概括美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并力求对这种变化的性质和原因做出理论解释。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的现象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复杂而不易确定的，但后果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民参与的衰落。

[美]约翰•卡乔波、[美]威廉•帕特里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

孤独让我们对他人苛刻，在机会前畏缩，面对打击时脆弱，容易被岁月催老。优质的社会联系能提升我们的工作绩效，也让更多的人承认我们的成就，从而带来更多的晋升机会。当然，它还能促进我们的刨造性思维，为我们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幸福的人—般都不是孤独的人，而不孤独的人—般都赚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