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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传来尚小明教授的大作：《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可以如此曲解吗?——袁伟时<迟到的文明>阅后小记》(团结网。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我不认识尚教授，也未阅读过他的其他文章。

仅从他的这篇大作看，立论的轻率和用词的轻佻在学者中非常罕见;深感必须回答，也许有助于年纪尚轻的尚教授警醒。

(一)立论轻率，令人惊诧

尚教授的对在下的主要指责是：“袁先生认为，国民党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第167页)甚矣，如此荒诞不经之言，袁先生竟也敢讲!”

尚教授摘引的那段话来自2011年4月14日我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给同学所作报告《国学热中的几个争议问题》的现场答问的记录。当时同学问：“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还要走多远……”?我在回答中谈到：“从1912年至1926年间，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民间社会最强大的时期，但没有解决国家安定问题。任何国家要发展，就要稳定、自由，要有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稳定的制度，几方面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实现现代化。……但当时两股力量摧毁了稳定的可能性，一个是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我不想说国民党的出发点不好，但他们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

孙文是政治家，不是街头小霸王，不可能天天闹事，有些地方讲点妥协，毫不奇怪。革命派，立宪派，北洋集团对缔造民国各有贡献;孙文也功不可没。但是，孙文和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及其追随者)在关键时刻，“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却是铁的事实。

既然尚教授为国民党辩护，就让我们看看孙文和国民党民初所干的五件大事吧。

第一，不惜牺牲主权和最大的商办企业向日本乞讨，破坏南北议和。

清政府颁发《退位诏》之前没有几天，立宪派和北洋派正全力促和，逼迫清帝退位;孙文却以“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及中国两个最大的商办企业——招商局、汉冶萍公司为筹码，乞求日本施恩，贷款给他。

他对日本有关方面的代表说：“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 ”①

日方对他的信用等级评价不高，这宗交易没有做成。当部分内幕曝光后，立即遭到当时的舆论猛烈抨击。后来即使苦心为其辩护的史学家亦不能不认为这是孙文的失着。孙文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干出这样的勾当，对日本岂止妥协，简直是跪拜了!目的却是破坏国内各派正常的妥协!

第二，炮制有重大错误的《临时约法》，企图剥夺袁世凯的行政权力，制造了民初政治乱象迭起的制度根源。

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巩固和发展辛亥革命的成果，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一定要合作。制定《临时约法》这样的大事，三方应该好好商量;最低限度要好好听听他方的意见吧?

可是，这个宪法文件制定过程北洋派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是从现实出发的妥协吗?

此外，制定如此重要的文件，制宪机构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公信力。临时参议院是革命派单方支配的机构。当时已决定要改进参议员选派的办法，为什么不等待新的临时参议院组成后，甚至国会选出后再来办这件大事呢?有这样玩政治的吗?

至于这个文件的内容更是漏洞百出。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笔者的私见，主要有以下几条：

1.改孙文当政时的总统制为内阁制，企图架空袁世凯，剥夺他的行政权力，否定了武昌起义后革命派一再对袁世凯作出的承诺。如此践踏妥协成果，令人吃惊!

2.没有规定公民自由的制度保障。

3.国会与总统、总理没有互相制衡的制度，是一个残缺的内阁制。总统无权解散议会，无法把国事的最后决定权还给选民，成为后来的“万年国会”和猪仔议员的温床;把民初政坛搅成一锅浆糊，国无宁日。

4.总统与总理各自的职权和相互关系不明确。府院之争肇始于此。

5.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如此奇葩的宪法文件，各取所需，成为民初政治乱象的制度根源!当时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核心是不择手段，为一党一派私利夺权。哪里有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的气味?

第三，轻率发动“二次革命”，开启了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恶劣先例。

1913年的“二次革命”，孙文不顾党内外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令动武，由于不得人心和力量对比太悬殊，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后果是制造了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剥夺国民党议员当选资格的藉口，国会因而被迫停开;孙文和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国民党因此四分五裂!

从后果看，此次行动是鲁莽灭裂、无视现实、不愿妥协的典型。

不管动机如何高尚，政治家水平高低和是否成熟的标志，在于作出重大决策能否瞻前顾后，有利全局。所谓“二次革命”，国民党可说是陷入灭顶之灾。研究历史，指出孙文措施失当，有何不可?

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

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②将近百年过去了，号称研究民初政治，总该认真思考这一沉痛的反思吧?

第四，发动违法的“护法战争”。

袁世凯逝世，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再现。孙文如何操弄政治?

他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从法治角度看，有合法的中央政府在;支持这一行动的国会议员不足四分之一，根本达不到法定开会人数;是违法的举措。从闹革命的角度看，孙文提出一个根据：寻求真共和。他说：“如何分出真假?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③

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十分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曾在前清做过文官武将的以及立宪派、保皇党人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不等于现在。而从语义上去考量，“真共和”、“假共和”的界定亦是一个难题。

按严格的已经成为学者共识的现代民主、共和概念，孙文本人的言行就有不少与之背道而驰，其他军阀、政客更不用说了。可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像孙文断言那样“势力在手，又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更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无

权审判公民的思想，据以定罪施刑;更不要说动用武力讨伐了。

在这个“战争”过程中，更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包括收了德国政府的黑钱，《蒋介石日记》和德国外交部档案都有明确记载。

妥协云乎哉!

第五，南北和议的破坏者。

1917年开始折腾多年的所谓护法战争，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内外压力，南北开始议和，但总是无法达成协议。原因何在?参与谈判的胡汉民留下这样的记录：“初那南北议和……汉民与焉，欲辞不就。先生(孙文)谓，宜于其间为严重之监视者，不应放弃。姑于会期中南方代表将软化者，屡次以汉民意不可夺，事辄不偕。予固盛气凌人，且背后有先生与国民党，为渠辈所忌惮。”④原来不愿妥协者就是孙文。

综上所述，孙文在关键时刻，哪里有什么从现实出发寻求妥协?当时国内外的观察家，都把孙文看作不切实际的人物;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要否定这些口碑，颇为困难。

(二)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

再看看尚教授的另一大段指摘吧。为了方便阅读，让我们拆成四个小段，分别回答：

1.“袁、赵是否为刺宋主谋迄今并无定论(此处暂且不论)，不知袁先生何以认定赵秉钧就是‘杀人罪犯’?”

请问尚教授，笔者在哪里说过赵秉钧是“杀人罪犯”?阁下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笔者的原文是：“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往来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说的是：“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

尚教授的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令人吃惊!

2.“袁先生将民初视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的年代，也不过是他的错觉而已，有似痴人说梦。”

政务公开的制度基础是权力互相制约和言论自由。请问尚教授，跟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相比，三权分立、有较大新闻自由的民初是不是政务更公开?

3.“他将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赵秉钧说成‘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则适见其出言不谨，所知有限。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袁先生怎敢说‘绝后’?”

谢谢指教!戴修瓒传讯段祺瑞的故事，如果是真的，从逻辑上说，正好证明北洋时期司法比较健全，孙文发动“二次革命”是错的。

此说如此重要，尚教授没有注明来源，无疑不够严谨。估计抄自梁颂成教授的《论善德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文化传统》(武陵学刊，2010第5期)，尚教授没有说明，不合学术规范。梁教授此文没有注明史料来源，尚教授认可沿用，理应查找、补注史料出处，鉴别真伪，守住历史文章的底线。尚教授违反治学常规，令人惋惜。

根据着名的《东方杂志》当时逐日记载，1826年三一八事件后至4月20日段祺瑞宣布决定引退、逃往天津的一个月零两天中，只有4月2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三月十八日国务院前惨杀案之结果，认执政府卫队为故意杀人，函请陆军部，交付军法审判。”，根本没有“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戴修瓒就曾公开传讯执政段祺瑞”之事。

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郭廷以教授及其助手遍查史料，编成《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与之相同，可以确认《东方杂志》的记录可靠，传讯段祺瑞的故事是虚构的。

把子虚乌有的东西拿出来指斥别人，尚教授学风粗疏，说话不靠谱，再添一证。

4.“袁先生强调‘宋案’应‘依法解决’……在他看来，‘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袁世凯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被迫批准赵秉钧辞职，不就是证明么?可要命的是，袁先生的这个有力“证据”，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赵秉钧于“宋案”发生后，为自证清白，曾屡屡提出辞职，可袁世凯的态度很明确：请病假可以，辞职不准!于是，我们便看到赵秉钧遵从袁世凯的意思，一次次续请病假，并以病体未复为由抗不到案，最终拖到‘二次革命’爆发，‘宋案’不了了之，袁世凯这才允许失去‘挡箭牌’作用的赵秉钧解职。”

笔者不得不第三次提醒尚教授，您又为自己说话不靠谱提供新证据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公布了宋案证据，包括赵秉钧与应桂馨的大量来往电信，舆论哗然;逼于压力，5月1日，赵秉钧辞职，袁世凯挽留给假，命段祺瑞代理总理，赵秉钧实际已解职，再也没有回到国务总理任上了。5月8日上海检察机关票传赵秉钧。这不是强大社会舆论的作用吗?

“二次革命”不得人心，舆论逆转，国民党被视为“暴民党”，从而帮了袁世凯的大忙。7月12、15日李烈钧、黄兴点燃战火;16日袁世凯马上重新起用赵秉钧，任命他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这时正式解除他的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名义，不过是例行手续而已。

还要补充一句，宋案也不能简单地说“不了了之”。除了武士英在关押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后1914年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赵秉钧死在1914年在直隶都督任上;袁世凯则因众叛亲离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重要当事人洪述祖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4月初被绞毙。

尚教授认为当时“司法机关软弱无力、不能真正独立”也不准确。新生的司法系统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确实有权力干预司法的恶劣案例。但总的说来，无论从体制和司法人员的品格看，都与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司法不可同日而语。

总的说来，司法比较独立，司法人员相对地说尚能洁身自好。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传讯当朝国务总理赵秉钧之事了。民国元年任执业律师的曹汝霖晚年回忆：“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清慎勤三字。”⑤可供参考。

(三)在轻浮言辞后面

不同观点的交锋是学术领域的常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平等、自由地讨论，是学术争论的常规。持势打人的棍子党徒，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泡沫和污垢。

不幸，文革过去多年，尚小明教授的评论用词十分轻浮，有如文革大字报，距离正常的学术评论颇为遥远。。

他说袁伟时“大发其谬论”，“荒诞不经”。如此用词，除文革期间外，十分罕见。

他拿拙着《迟到的文明》开刀，但又特别申明：“这里仅论与此主题相关内容，并非评价全书，读者务请注意。”

可是，笔锋一转，他评论的不但不限于他申明的一个主题，而且直接否定袁伟时的全部学术成果。他说：“他(指袁某)的一些认识实在肤浅、迂腐，乃至荒谬。若不信，请看他对民初国民党与袁世凯的较量是如何发表‘高论’的。”某个主题仅是他全盘否定袁伟时的突破口。逻辑跳跃，十分惊人!

再看看此文的其他文字，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袁先生本人对历史的解释却常常背离基本事实，甚至可以说糟蹋历史”，

“袁先生治学的特点其实就是两个字：‘敢说’。有一分材料敢说三分话，有三分材料敢说五分话，有五分材料敢说十分话，至于所说是否与史实相符，是否会误导读者，袁先生

毫不在意。”

以事实为根据的“敢说”没有什么错;这是拒绝犬儒的正气，是学术的尊严和自信。我已一再说明自己的信念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打算全盘否定某个学者的学术当然可以，但要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迄今没有看见尚教授如何证明袁某“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拿争论直接有关的拙作《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来说，笔者引用了82条史料;《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引用更高达182条。尚教授应该证明，袁某如何“有一分材料说三分话”。笔者拭目以待。

尚教授也许觉得这样骂袁伟时很爽。我却为一位年轻教授如此不自重感到可惜!须知文字体现一个人的学养和教养，千万马虎不得!

几十年来，笔者在中国近代史确实建构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因而满肚子不合时宜，被某些人视为离经叛道。因此，打压，批判，禁止发声，禁止出书，被告密，屡见不鲜!

不过，那些马前卒公信力不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的话。现在挂着北大历史系教授徽章的人出来吆喝，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市场份额呢?在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越来越见多识广，如意算盘未必能打得响。

2015年5月1日写完于广州中山大学笑笑斋

① 孙文：《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第16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②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梁漱溟全集》第4卷第673——6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孙文：《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13页。

④《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一册第431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桂林版。

⑤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香港版第99页。

（注：中大教授袁伟时）

（注：北大教授尚小明）

观察中国 袁伟时 2015-08-23 08: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