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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刘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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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颇似民国时期的《新青年》和“新月社”，从1920年3月4日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第一次正式聚会起，“这个松散的文人团体，迅速成为二三十年代英国智识界的交际中心。以《达洛维夫人》的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中心，这个凭借定期家庭聚会组织起来的小团体包括了罗素、凯恩斯、传记作者斯特雷奇、小说家福斯特、诗人T.S.艾略特等影响了一整代人的英国心灵。

下面的这份史料，选自曾一度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过从甚密的诗人斯蒂芬⋅斯彭德的文集《世界中的世界》（World Within the World）。在这篇回忆文字中，斯彭德交代了自己与伍尔夫等人的交往，描绘了布鲁姆斯伯里日常聚会的情景，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个团体的观感和批评。尽管斯彭德本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布鲁姆斯伯里人”，但从这篇文字中，我们仍能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到这个以伍尔夫为中心的团体“孤僻的盛况”。

在这个世纪，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更替之快可与这个时代一件一件大事先后发生的速度相比。乔治亚的诗人门属于1914年前的一代。1914~1918年的战争早就了一代战争诗人，20年代属于他们。而我们则属于20世纪30年代。

除了被当做20年代和30年代的作家之外，有一群作家和艺术家形成的群体还被冠名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遭到了部分人的嘲弄，也吸引了其他一些人的势利的赞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认为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英国的文学趣味起到了最有建设性、最具创造性的影响。

与布鲁姆斯伯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名字通常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克莱夫⋅贝尔、瓦妮莎⋅贝尔、邓肯⋅格兰特，或许还应加上凯恩斯。福斯特（按：英国小说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和T.S.艾略特只是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有交往，但不属于它——如果说“属于”指的是具有相似品味、相似才能的人们之间的自由交往的话。

如果不将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视为神圣的，如果不是一名不可知论者、并且在政治上不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那就等于将自己排出在了这个文化圈之外。正因如此，艾略特在宗教问题上太教条，在政治上又太保守，结果他融不进该圈子。要说明福斯特为什么也融不进这个圈子则比较困难可能是因为他太像顽童、太难以捉摸、太能说教了。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具有一些非凡的、带积极意义的品质，这不仅体现在艾略特和福斯特身上，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天才都具有这些品质。罗杰⋅福莱、利顿⋅斯特雷奇和艾略特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将法国印象主义、法国散文、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带进了英国。他们对实验非常感兴趣，成为探讨、支持詹姆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先去任务。对于那种伪装成传统主义的松散的因循守旧之举，他们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与此同时，他们密切地关注着他们带着热忱重生的传统价值，这种热忱常使那些古老的东西换发出革命的力量。

尽管这些作者直到一战后才得以闻名遐迩，但他们大多在1914年前就开始从是写作了。他们同情反战主义者，伦纳德⋅伍尔夫（按：出版商、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凯恩斯、伯特兰⋅罗素就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文学。

在这一点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倒很像开明的贵族传统概念的最后一搏。像一群“掺了水”的贵族，他们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温和而明确。他们是个人主义者，要为自己争取独立，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最优秀的作品，就有闲暇读书、玩乐。为了创造出几部看起来可以流传于世的作品，为了给充满智慧的、优雅的闲聊提供材料，他们需要从艺术、学识、娱乐、旅游和舒适的生活中获取营养。对于他们的同胞们而言，他们当然并非是恶毒的博学者。同时，他们“一年500英镑的收入和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生活标准，令他们十分不情愿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而牺牲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当然具有阶级意识，甚至对于将他们与他们同时代的最具天才的作家赫伯特⋅劳伦斯（一个矿工的儿子）隔开的社会鸿沟，他们也是了然于胸的。尽管他们对左翼观点抱以同情，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李还是笼罩着势利的气氛。他们可以对心爱伦理宽宏大度，对待私人关系却谨小慎微。

就这样我开始进入他们这个文明的世界。他们居住在乡村的房舍里，里面的装饰具有现代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气息。四周的墙上涂满了大块大块的胶画，有浅绿色、蛋壳蓝和粉红色的。他们拥有图书室，还有美酒佳肴。除了文学，他们也谈论其他话题，并且无休止地谈论着自己的朋友，乐此不疲。

斯特雷奇（按：传记作家，《维多利亚名人传》、《埃塞克斯伯爵与伊丽莎白女王》作者）留着长长的黄褐色的胡子，嗓音颇高，并且短促尖利。毫无疑问，他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最令人称奇的一位。它十分鲜明地集他们的活泼和时断时续的冷淡于一身。它有时会玩孩子们玩的游戏，有时神采飞扬地高谈阔论，有时态度险恶，有时则会坐在抑制力一言不发。他身体羸弱，患有抑郁症，重视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次，他设法将他床上褥垫下的金属线通电加热，这样，躺在床上的他整夜都享受到了惬意的烘烤。

有时候我会应邀同伦纳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他们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的房子里就餐。房子上面的楼层他们用来自己居住，底层则被他们的出版公司——贺拉斯出版社占据着；客厅非常宽敞，笨重而简朴的家具是灰白色和草绿色的。屋子里有邓肯⋅格兰特和瓦妮莎⋅贝尔绘制成曼陀林和水果团的装饰画，或许是打开窗子或者拉开窗帘时，可以看见窗外如同地中海沿岸的风光。这些画的色彩有褐色、赤褐色、红色和浅蓝色，油彩很厚，不透明，画中窗帘一层层的褶子在前景上造成了一种阴影效果。这些装饰几乎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家居环境的标志，它们代表着地中海沿岸的洒脱与一定的节制及庄重的融合。看到这些，人们会想到罗杰⋅弗莱是贵格会教派的成员，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则是斯蒂芬的女儿。

当客人到来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可能会紧张不安，忙着端茶倒水，与客人握手或者脸上露出欢迎的笑容时，都显得有点儿心神不定。现在回想起来，她当时的面容显得很紧张——有没的脸盘轮廓表面，肌肉绷得紧紧的，好像乐器拉紧的弦子。她的眼神时而显得很平和，时而游移不定，时而含情带笑，时而凝聚于某处，时而怅然若失。

当我们来到楼上，坐下来吃饭时，她总会对威廉⋅普洛梅尔（我们经常一起被邀请）说：“如果你和斯蒂芬坚持要讨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我就会给你们贴上‘麦达维尔学派’的标签。”“真的吗，”普洛梅尔一边说，一边抬起眉头笑起来，“我不是有意谈起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但是你知道如今一个人必须要写多少东西……”“哦，那么，如果不是你，就是斯蒂芬！”然而，这闲聊有点儿离题。大家可能提到了一个批评家的名字，这个批评家经营一家小型的文学杂志，曾经在杂志上恶意攻击过她，然后她会尖刻地问：“你为什么提那个名字？我们当然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聊。”令人不快的时刻过去了，她更加热情地回答着别人提出的问题。

回忆起弗吉尼亚⋅伍尔夫，不知道是什么让我的记忆超出了我写下来的大部分内容，而变成一种如梦如幻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她非常能干，经常自己做饭，而且手艺很好。餐厅比起客厅来可能布置得更成功一些，更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漂亮的木桌上有绘画图案，是她的姐姐瓦妮莎⋅贝尔的杰作。粉红的斑纹，黑色的小点儿，括号一样的线条，这种装点风格用在瓷面上显得极为成功。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了贺拉斯出版社刚起步时的状况，那个年龄的我像个孩子一样听得入了迷。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曾经赢得过加尔各答赛马的赌金，他们用这笔钱买下了一家出版社，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里士满的房子里印刷了自己写的故事、艾略特的《荒原》，还有其他几部小作品。她描述了他们当初怎样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来做这件事，对于其他的事情则考虑得很少；她讲述了自己怎样跑下楼去，看到地摊上堆了厚厚一层要求订购她的新书的属性。他们只好委托当地一家印刷厂为他们印刷该书的第二版。由此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不是私下里出售他们的作品的业余出版人，于是接下来便有了贺拉斯出版社——一家规模不大却蒸蒸日上的出版公司，甚至还出版过几本畅销书。

话题从出版转到了写作上。她问：“威廉，你是怎样写作的？”“我是怎样写作的？”“是呀，你写作时都做些什么？你朝窗外看吗？你在街上散步时也写作吗？你经常删改吗？你写作时抽烟吗？你从思考一个短语开始吗？”

当威廉和我被仔细询问时，我们就会问她是如何写作的。她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小说写作不必拘泥于什么形式。任何形式都可使用，只要整体一致，这才是小说的独特之处。没有理由将小说写得半是诗歌，半是散文，故事场景也没有必要模仿戏剧。我想写一种融合了诗歌和戏剧对白的小说。我愿意尝试各种形式，把它们归到小说的范畴内。”

她说，一个人在三十岁前不应该出书。“在那之前写的东西，要么应该撕毁，要么应该束之高阁。”她自己曾经写过大量的她称为“为写作而写作”的东西，后来全部都撕毁了。她还认为创作散文要比诗歌更难。

饭后我们常常重新回到客厅，弗吉尼亚会点上一支雪茄。我们会谈论一下政治，也就是说，谈一下战争。当时英格兰自由很少一部分人能高瞻远瞩地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而伦纳德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几乎是宿命论的观点来看待各种行动的后果，因此到1934年，当我问起他是否认为将有一场大战时，他回答说：“当然会有。当各国都进入军备竞赛时，不会有别的结果，枪支弹药必须在它们完全过期之前用掉。”弗吉尼亚同样具有深邃的政治眼光，尽管在她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想象力时常集中在细小的物体上，如树枝上的光线、一堵粉墙上的痕迹，但最终还是停留在茫茫水域、疯狂行为、战争和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上。

当伦纳德谈到战争、劳工阶层、国际结盟时，弗吉尼亚重视沉默不语，则经常是饭后的一段政治插曲。其实她很少任由男人们谈个不停，更不要说听伦纳德高谈阔论了。

话题再次发生转移，我们开始谈论名人，谈到的对象极有可能是休⋅沃尔波尔。现在看来有些故事我太熟悉了，它们甚至很难与伦敦的这个文学圈子分开，好像这个圈子就是由这些故事组成的一样。比如说，休⋅沃尔波尔如何彻夜不眠阅读毛姆的《寻欢作乐》的新书样本，从这位畅销小说作者对人生所作的残酷分析中认识了自我。

弗吉尼亚对上层社会、中产阶级和底层社会有着浓厚的兴趣。英国王室是她最感兴趣的谈论话题。这种迷恋有时会让人很尴尬——会让人因为势利的缘故而感到难为情。不过她对王室的兴趣主要源于这样的事实：王室生活因众人仰慕而笼罩着荣耀的气氛，如同沐浴在闪光的水中；就像她作品中的那些与众不同、闪耀着光芒的人物一样，王室人物也是神秘而独特的。在《达洛维夫人》中有一个这样的插曲——一位诗人司机将一块小盘片交给警察，接着车子越过停下来的警车继续飞驰而去。这段小插曲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短语出现在描写新的交响乐中，非常很准确地表达了让她着迷的东西，即享有特权的独特生活——坐在豪华的轿车里，与外界隔绝，并且司机拥有通行证。生活的奇迹就是在作品中自我实现汪氏梦想的奇迹，这与一大群目瞪口呆的人盯着一位穿貂皮大衣女士的情形非常相似。

“我们为什么对他们感兴趣？——他们难道不是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吗？”当关于王室的话题最终变得近乎乏味时，她总会这样喊叫起来。答案是“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供我们瞻仰”，或者是“因为他们像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博物馆，并且穿着古装”，又或者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世袭的身份使得他们不同凡响。”

在她与别人之间似乎总是有一道鸿沟，她试图通过提问来架起沟通的桥梁。她没完没了地询问他或她的生活状况——如果对方是作家，就问他们如何写作，为什么要写作；如果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年轻女士，就问她做新娘的感受；如果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就问他住在哪里，一般何时回家；如果是一位清洁工，就问她擦地板时的感受。她的长处同时也是她的局限就在于，她真的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生活的。她确切知道的是孤独、独特和孤立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讲则是普遍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将这些体验表达出来就等于表达了多数人的感受。但是她缺少一种对团结的社区生活的意识，这种生活随意地分成几个部分，为全体成员所共享。她觉察不出是什么东西把人们联系起来的。

她似乎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自己，就像以同样的方式不偏不倚地对待别人一样，这样她就可以以客观的态度来谈论自己。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她谈论她自己时不会产生歧义，但是在她谈论别人时就会让人感觉不自在。她只是对自己提出的观点和自己讲述的故事感兴趣，并且深陷其中，但是这一事实看起来似乎显得与她毫不相干。当有人问她，什么东西在本质上最让人感到幸福的时候，她抬头向天空望去，看到一株白杨，泛白的叶底在风中飘动，迎着阳光闪烁不定。她回答说：“映着天穹的闪亮的树叶。”她似乎不乐意看到席散人去。有时候他们的聚会一直进行到凌晨2点钟。她给客人留下了欢快的印象，这种欢快也会在任何时候突然变为最深沉的严肃。她会讲一些她自己也感到很有趣的事情，一直讲到泪水流过脸颊。

弗吉尼亚是一位一丝不苟的艺术家，她要求别人也能高度忠诚地对待艺术。有一次我提交给贺拉斯出版社一部小说，结果被拒之门外。但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她的兴趣，她在一个下午抽出部分时间同我专门讨论那部作品。因为她发表了几句赞赏性的评论，我就问她可以怎样改写一下。“把它撕掉，重新写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当她说“把它撕掉”时，我忽然回想起她在从前的岁月里曾经撕毁过许多写得不成功的作品。

在我的想象中，她像诗人一样进行创作。这就是说，她的写作是从基于她的创作题材产生的意象的有机发展开始的。与别人说进行的讨论经常使她超越她写作的题材本身，这样，这些意象就变成了象征符号。在我面前有一篇随笔，名叫“斜塔”，是1939年的一场演讲的演讲稿。这篇文章从一名作家坐在桌子边的椅子上这一显然非常简单的意象开始写起。这一意象又开始衍生出其他意象，如笔、纸，甚至作家的椅子。所有这些意象在作者的感召下变成了各种象征符号，它们以写作这一行当中简单的工具被表达出来，几百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也使他能与过去的作家联系起来。在这种象征主义里面，还有一个手握着笔的更深层次的象征符号——血液流过手部的血管，而它就是将坐在桌子旁的作家与莎士比亚联结起来的文学传统的全部生命。这种依靠思维框架内思想的相互联系来获得其整理的写作，与这些意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平行发展——椅子、桌子、笔，等等，只能像诗一样“成长”。我曾听说过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随笔时会打很多草稿，不亚于诗人创作诗歌。

正如我不相信原罪使我与艾略特产生分歧一样，我对待政治的态度使我同弗吉尼亚产生了隔阂。我们并非是在政治观点上有不同意见（因为她憎恨纳粹主义，同情西班牙共和党人，并且她的政治观点与我们大同小异），而是她反对我们以写作服务于我们的政治观点这一做法，并且她还觉察出我这一代的作家更多是因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因为写作上的卓越表现被“卖”给了公众。的确，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有人都触怒了她。有时她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她的激愤，这种情绪首先出现在《致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在其中，她援引奥登、戴⋅刘易斯、约翰⋅莱曼还有我的话语来批评我们没有耐性、为外在的社会因素所迷惑，指责我们想改造好世界的雄心。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她又一次进行了抨击，不过这次没有那么直接；她从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身上觉察出她们说教的欲望。战争初期，在我已经提到过的文章《斜塔》中，她再次进行攻击，这一次却更为直接。她觉得尽管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幸，在我们对它有着全面的、充分的体验之前，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头脑和意志作出反应。她有一次跟我说：“你必须被一些事情打击，经受挫折，你才能够把它们写下来。”你可能坚定不移地持有某些观点，对某些事情有着深切的感受，但是不管它们多么有意义、多么重要，只要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她的这些话，我可能会这样回答——我经常走过查林十字街附近的伊迪丝⋅卡维尔纪念碑，上面刻着“仅有爱国热忱是不够的”这句话，于是就有着这样的思索：我愿意在我的墓碑上刻下“仅有感觉是不够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周围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关系亲密的朋友圈子，他们有着相近的思想，对高雅艺术有着共同的品位，并且彼此忠诚。他们住在乡村的房屋里或者伦敦的公寓内，到处都显示出他们高雅的品位；在周末见面或举行小小的聚会，一起探讨历史、绘画、文学，谈天说地，编造出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像那些在瘟疫一度肆虐佛罗伦萨时退居乡下并讲述着薄伽丘所写的故事的朋友。我们这一代作家不能隐退到那美妙无比的故事情境中，倒很像与歌德同一时期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中的那一代作家——深深地被卷入各种事件，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起初热情而猛烈地予以回应，后来则厌烦透顶、且举步维艰……

（上述史料摘自S. P.罗森鲍姆编，杜争鸣、王杨译《回荡的沉默：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侧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