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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星期日。

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议决行动时间为5月4日下午1时。但后来有不少人回忆说，示威活动，实际上从早上就开始了。但更多的回忆材料都说，天安门前的示威活动，是从下午才开始。上午9时，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下午的游行路线，决定从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请他们电告各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以表达愤怒。傅斯年被推举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由他正式宣布，下午1时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前往东交民巷进行和平的示威抗议。

但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下午1时，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愈来愈多的学生，而且不断有学生队伍开来加入，北大学生在上午10时提前吃饭，饭后在马神庙二院大讲堂前集合，按班级排队，约一千人（几乎占了北大全校学生的一半），列队前往天安门广场。教育部派了官员到北大，希望阻止学生外出。蔡元培在校门口拦住同学们，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

蔡氏神色凝重地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长说明学生们上街游行的理由，请校长不要阻拦。队伍中响起了一片嘘声，张国焘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氏半请半推地拥走。其实蔡氏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他后来自述其态度是“不去阻止他们了”。 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了。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儿，北大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如潮涌，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太阳从云层后透露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都赶到了广场，劝学生立即散去。学生们以嘘声作为回答。教育部的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无法通过使馆区，建议学生返回学校，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国公使馆交涉。李长泰说：“有话尽对我说，不必如此招摇。”学生们叫嚷：我们不信任当官的人！

学生代表向前对李长泰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现场学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催促启程。李长泰取下眼镜，认真读了传单，嘱咐学生们：“那么，任凭你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完，跳上汽车，绝尘而去。

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三名总代表，因为要准备一些文件，1时10分才赶到广场。学生们随即整队出发，在傅斯年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前进。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

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漫天尘土。学生在风中用力举着旗帜，继续前行。在东交民巷口，他们被巡捕拦住，不准通行。这时学生们还是相当克制，相当守秩序，他们派罗家伦、江绍原二人为代表（另一说为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君武四人），到美国公使馆递交说帖。

当天美国公使去了西山休息，由参赞出来接见学生，他接了说帖，讲了些同情的话。学生们又转去其他国家的使馆，递交说帖。但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公使都不在。后来有人感叹，如果学生们得到各国公使的接见，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意见，也许就不会发生火烧赵家楼的事件了。就游行组织者而言，确实如此，但就少数激进学生而言，他们是揣着火柴而来，赵家楼是非烧不可的。

因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成了学生情绪愤激的发酵剂。但他们并不打算在使馆区闹事，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傅斯年劝大家冷静，但没有人能够冷静下来，傅斯年只好扛起大旗，领着队伍离开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往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去了。

五四游行的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概览图

4月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在天津逗留了一段时间，住在曹汝霖的私邸里，陆宗舆又专程赴津与他会面，4月30日，章氏到了北京。他在这敏感时刻回国，引起诸多猜测，有人说他即将取代陆征祥担任巴黎和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也有人说他准备接替曹汝霖出任外交总长。

5月4日这天，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午宴为章氏洗尘，内阁总理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人作陪。觥筹交错间，忽闻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聚集，指巴黎和会失败，攻击曹、章、陆诸位，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

曹汝霖对学生的抗议，并不在意，认为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据曹汝霖回忆，当时徐世昌对钱能训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钱能训即用电话向吴炳湘传达总统指示。

过了一会儿，钱能训又电问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增加到约有二千人了。

又等了一会儿，钱氏又电问吴总监：“解散了没有？”

吴氏回答：“人多嘴杂，颇不易为，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

钱氏说：“请你多偏劳。”

不久，吴炳湘来电话说，他正在劝说解散之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忽然要出兵弹压。“如果段芝贵出兵，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

钱氏随即打电话给段芝贵：“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吴总监去办，请你不必过问。”不久，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总监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吴炳湘也来电话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

钱能训只好两面协调，一面劝吴总监妥速解散学生，一面劝段司令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段芝贵则说，照吴总监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麻烦。双方各执一词，争辩不已。

据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在学生游行时，警察的态度还算温和，而曹汝霖也证实，当时执勤警察奉了对学生要“文明对待”的命令，所以连警棍都没带。但段芝贵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乃皖系军阀的首领之一。这些军人虽然没有收复山东权益的本事，但镇压学生的本事还是有的。幸亏徐世昌头脑还算清醒，不允许军队介入。

公府的酒席散了以后，章宗祥没有回家，而是随着曹汝霖去了曹府。这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赵家楼离外交部很近，东起北总布胡同，西至宝珠子胡同，南邻小羊宜宾胡同，据说是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

陆军部航空司长丁士源与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也赶到赵家楼。丁氏告诉曹氏：学生已往使馆去了，似无来本宅之意。且庭外已有警察，即使来时亦能充分保护，勒令解散。于是，他们都放心安坐，饮茶聊天。其实，这时学生的队伍正往赵家楼开来。

没过多久，街上渐渐传来人群的呼喊声，由远而近，由弱而强，滚滚而来，大有怒潮排壑之势。曹氏诸人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匆匆关门闭户，不敢做声。这时，数以千计的学生已从南小街涌入大羊宜宾胡同，开始他们误认了另一座大院是曹府，纷纷把白旗扔到瓦面上，一名警察走来提醒学生，离此不远的那座有宽敞大绿门的才是真正的曹府。学生们经警察指点，蜂拥到曹府前。

许德珩说保护赵家楼的军警有数百人，曹汝霖没说有军人，只说有三四十名徒手的警察；而罗家伦却说在曹府“门口站着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也没提及有军人；北大学生范云所看到的情况是：“曹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外站着四个拿枪的警察。”

北京工专学生尹明德说，军警是在曹府大门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他看到的军警是有武器的，但对学生“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另有时人所编《五四》一书则说“（曹汝霖）卒于3时顷偕章宗祥同归赵家楼私宅，并嘱吴炳湘派警察二百名至其家保护”，但警察对学生“皆束手不理”。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警察对学生颇为同情，对阻拦学生不太卖力。如果换了是小段的北洋军队，岂容你几个学生娃“说服教育”、“包围缴械”？早已机关枪伺候、刺刀见红了。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执政府门前，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警察一时间想不出阻挡学生的办法，只好用石块堵塞曹府大门。“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旗一簇一簇在墙外出现。”曹汝霖所述现场气氛，紧张刺激，有如电影一样，“父亲嘱咐我躲避，但我家房子的建筑是一排平列的西式房，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朝我父亲飞掷过来。幸亏丫环用身子一挡，打中了她的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打中我的病父，就不堪设想了。我赶紧扶我父亲进屋。我于仓猝间，避入一间小屋（箱子间）。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

学生们开始冲击大门，但没冲开，正准备离去，忽然有五名学生爬上围墙，打烂了一扇窗户，钻进院里。这完全出乎总指挥傅斯年的预计，激进学生们预谋的“大暴动”，终于把火药点燃了。示威活动开始失控。

这五名学生的英勇行为，遂成了五四运动由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示威的转捩点。而这五名学生的身份，也一直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综合各家说法，他们有可能是：北大理学院的蔡镇瀛、北高师学生匡日休（互生）、傅斯年的弟弟傅斯岩、易克嶷、江绍原、高等工业学校一姓水的学生等人。

当他们从破毁的窗户“滚入曹汝霖的住宅”后，看见院内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取下刺刀、退出子弹这些细节，是否确有其事，还是一种文学描写，殊难判断。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说法，即他们不是从前门，而是从后门进入曹府的。学生们到处搜查曹汝霖不获，遂捣毁了许多家具和瓷器以泄愤。

据范云说：“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喊着‘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 但更多人的说法是，纵火者是匡日休，而且是有备而来的。北大学生萧劳说：“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如果他没看错，那纵火者的煤油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罗家伦在曹宅内也看见，“有两个学生，自身上掏出许多自来火来，如果他们事前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在身上带来这许多自来火呢？”

当匡日休准备放火烧屋时，北大学生段锡朋大惊失色，连忙跑来阻止：“我负不了责任！”匡日休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说完，顺手就把寝室内的蚊帐扯下来，划火点燃了。

火光和黑烟顿时冲天而起。曹汝霖半身不遂的父亲、妻妾和佣人，纷纷夺门而逃。学生们没有为难他们，都让他们走了。章宗祥听见着火，被迫从锅炉房逃出，却被学生逮住，见他西装革履，以为是曹汝霖，便围上来用砖头、铁棍痛打一顿。中江丑吉拼命护着他，也被学生们打得七荤八素。

打过章宗祥后，学生们因怕出人命事情闹大了，都跑出门，四散而去。罗家伦、傅斯年、匡日休等学生领袖，夹在人群中跑出曹府。这时救火车和水夫都赶来了，忙着扑灭大火；大批宪兵和游缉队也赶来了，警察吹起了凄厉的警笛。到处是尖叫声、杂沓的脚步声、憧憧的身影，烟雾弥漫的胡同，在夕阳中混乱不堪。

一位记者被这种惊心动魄的群众场面震撼了，他写道：“吾人骤闻是种消息，几疑法兰西革命史所记载恐怖时代一般乱民之暴动，及路透电所报告布尔札维克党人在俄国各地之骚扰，又发见于吾华首都。” 这位敏感的记者，已经嗅到“革命”的火药味了。由于发生闯私宅、纵火与殴打官员一连串事件，事态迅速恶化，原本对学生态度友好的警察，也不得不采取镇压行动了。

军警旋即在东交民巷宣布戒严，在赵家楼也开始捕人了。走在后面的易克嶷、许德珩、江绍原、杨振声等32名学生被抓，军警把他们两人一组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步军统领衙门。易克嶷沿途大呼：“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吴炳湘也赶到赵家楼，亲自向曹汝霖道歉，并把他们全家护送到六国饭店。曹府的火被扑灭了，但东院一排西式房已烧成瓦砾，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一小部分中式建筑尚存。章宗祥身受数十处伤，脑部受到震荡，然并无生命危险。

摘自《重返五四现场》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5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