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她像一头章鱼，塞满了君王的全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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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可谓无间身手，事义浅深，机杼独出，审美审丑并举。审美不事敷彩，尽可捕捉一忽一趣,一灵一境，一肌一脉，涵远不尽；审丑敏于洞见，长于灵视，胆力、智识、语言一似剑走偏锋，时见寒光凌厉，时有游刃虚实，时常出筋入骨，无隙不往，直抵个人、群体、文化、历史流变底蕴，直抵世道更迭、人间极变深处，乃至其中最丰富、最复杂、最鲜活、最深隐、最衍化部分，穷神极状，不拘体势而卓其态，寓事，寓情，寓识，似是揭示荒谬，实则殷忧时代，寄寓深刻悲悯人类命运的怆怀与情思，尤以开放、灵变、坚质而又恣肆的叙述，挑战文学现状，以还原自由汉语的骨血、灵性、禀赋和天良。——岳建一
只有智慧之光才能照亮历史的暗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蒋蓝不仅是历史的叙述高手，更是一个思想者，他的历史散文，与他的思想散文完全分不开。这是因为蒋蓝对历史的叙述不是游戏，不是猎奇，支撑他在叙述中重构历史的支点，就是尼采所说的“意义”——历史生存于意义之中，没有意义的历史死掉，有意义的历史活下来，死掉的历史，在意义的呼唤下，可以死而复生。在“新散文”的写作者中，蒋蓝是一个抢占了思想致高点的人。——祝勇
蒋蓝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随笔作家之一。随笔是当今中国备受欺凌的文体——从前是意识形态，现在是商业和 “《读者》体”随笔，它们共同参与摧毁了随笔的声誉。蒋蓝多年来的努力，就是要为这种高贵的文体重新赢得尊严。《身体的媚骨》有对身体的哲学史反思和质疑，但更多的是对随笔本身的扞卫。这本书的出现，将和多年来已经出版的少数几本随笔一道，恢复随笔的本来面目。它的出现向我们宣告，无论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作协官员、商人或其他高高在上的偷鸡摸狗者——在糟蹋随笔，终归是无用的。因为文学史最终只会承认：文学的编年史根本就不是一年接一年编下去的。文学史反对1、2、3……的线性编年。——敬文东

蒋蓝和我以一样是蜀人，而且祖籍至少三代都在盐都自贡，那里有两件物事世人皆知，就是恐龙和食盐，就物理而论，一则躯体庞大，一则微沫细腻，况蜀人尚滋味，且口重，嗜辛辣，都一并体现在他行文的风格中。他试图解析中国人的身体器官，不是生理肢体，而是文化器官，精神肢体。古人也言及肢体，但多归于易学，将南则偏符号学意味。仅这点也值得期待。——钟鸣
世上只有两种作家，他们均为魔法大师：手持秀笔者点石成金，手持锈笔者点金成铁。蒋蓝无疑是一位以秀笔为魔杖的高人，他调遣文、史、哲及各种杂学，直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尤其令人称奇和折服的是，他在现实与历史之间倏忽往来，所思所感全无“滞”与“隔”的痕迹。读蒋蓝的《人迹霜语录》，仿佛与益友晤谈于山亭水榭之中，古今多少事，感慨实无穷。——王开林

这两天看央视播出的《间谍之花》，二战时期的盟军的几位顶级女间谍，如弗吉尼亚·霍尔等等，个个貌美如花，身兼多种超人技术，在危机四伏的雷区一步三摇，以袅娜的造型展示了不可思议的致命手段。号称“美国第一位女间谍”的弗吉尼亚·霍尔，被德国盖世太保视为眼中钉的女人只有一条腿，却在二战中扮演了健全人不可替代的角色。英国大使大卫·曼宁将向霍尔的侄女罗纳·加特林颁发英王乔治六世1943年颁发的荣誉证书。霍尔于1982年去世，享年78岁。身体政治修炼至此，似乎已到了一个临界点。但与西施、郑旦相比较，就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有关吴越往事的电视剧——西施是范蠡的情人，两人“浓得化不开”，为了国家大义，身为臣子的范蠡只好献上西施，情形与某个隐士向宫廷贡献阴谋秘计或宝剑一样，西施身上的一袭白纱，无法遮蔽权力觊觎的强光，她玉体横陈，就曝光于历史了。西施与夫差周旋，作为越国的内应。最后夫差要西施与他一同逃亡，西施说自己一向对他毫无爱意，夫差拔剑刺死西施。范蠡赶来，正好让情人死在他的怀里，说一番痛哭流涕的情话……

这个民间版的美女计，其实是俗气的。把西施装扮为土鳖，却激发了蜈蚣们的大欢喜。

最早把西施与吴越密切关联起来的是《吴越春秋》与《越绝书》，这两书同出于东汉时期。《吴越春秋》说：“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时，“相者”补改作“相工”，所以，“相工”绝对不可能是范蠡的老师计然（辛文子），就是相术高手而已。《越绝书》记载与《吴越春秋》大致相同，只不过西施的结局迥异。前者说吴亡越王把她“鸱夷”沉江，就是把美女装在皮口袋里投水溺杀。后者却说她与范蠡泛五湖而去。前者凶险，后者飘逸，我估计前者更接近事实。

那么，如同西施影子一般的郑旦，一入吴国的床榻怎么逐渐就消匿了呢？我估计，除去红花还需绿叶扶的道理，西施、郑旦应该是一个人，施有“给与”的意思，施固然为姓，但我推测应该是居住在西边的施姓的族人，选举出来的为国分忧的人民代表，她姓施，名夷光，她的本名极可能就是“郑旦”。

傅志良在《西施郑旦辨——兼析其出生地》一文里指出：“所谓西施居西村，郑旦(或夷光)居东村云云，都是后来见诸记载，怎能说得通萧山西施古迹群是诸暨‘西施’经过留名说。萧山是吴越战争的前哨阵地，越因战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浙东‘僻陋’之地得西施，先后与勾践从今萧山‘狭中途’送往吴国，这才是历史事实。”这个分析很有见的（见萧山图书馆网站）。

范蠡如果不张扬，西施就一直匿身在他的道袍里。这说明范蠡张扬了，理由是灭私欲存天理的国家大义。《越绝书》沿袭《史记》说法，认为献美是文种“遗之美好，以劳其志”之术，出自他的全盘计划“灭吴七术”，为勾践所采纳。但这个如意算盘真这么简单吗？它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

首先是美女的硬件。外貌、身段那就不说了。吴国国势强大，选择百十批次美女供帝王御用，本是吃饭穿衣的寻常事。那么，苦练内功，西施的内在修为必须妙到毫巅。但为期三年的特种训练，对“卖柴女”来讲则是超高难度的转身。美女学习技术的地方在会稽的“土城”。“土城”古称美人宫，位于现在绍兴城区绍兴钢铁厂内，20世纪以来多次出土先秦青铜器以及文化层，说明此地绝非虚构出来的。

“教以容步”是什么意思？“容步”不是什么学习表情与猫步，学者许晖认为，这是特指古代神秘的媚术，一语中的。

《战国策·赵策》说，刺客豫让跟随知伯：“知伯宠之，及赵襄子杀知伯，豫让逃山中，曰：‘嗟呼！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矣。’”如此严峻的格言，出自行侠世家的豫让之口，而不是出于孔门，多少让人有些意外。“悦”为使动用法，意思是女人为自己喜欢的人打扮自己。这种取悦于他者、进而对自身的媚术革命，体现为个人内与外均被他者宰制。这里的容，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是从外美其姿、自内丽其容；其二是容忍、包容他者的一切；其三就不好说白了，显然与性事有关。单这几点来说，肯定比死难。因爱（或伪爱）而容忍一切献出一切，是漫漫长路，远没有一死了之的爽快与英武。面对他者，西施的身体越来越抓不住那些滑腻的信念。无数的行政指令在她玉体上打滑，被香汗越冲越远。

复仇已经迷其心智，勾践到了无毒不用其极的程度。他曾经到吴国为奴三年，时逢夫差生病，范蠡让勾践为夫差尝粪而寻找病源，彻底打动了夫差，他决定释放勾践。但是，一个连粪也敢吃的君王，还有什么事情日后做不出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国家名义大规模训练“死士”的帝王。为此，他招募那些青年寡妇供“死士”使用，使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开设的军队妓院。为激励“死士”，他在鸡山大量养鸡，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集约化的养鸡场。所以，他自然不会放弃对裙底技术的精益求精。在“相工”高标准、严要求的循循指导下，手段、体位、药物、心智、巫术等等，经过三年的训练，村姑西子已经不是村姑了，夷光不再是夷光，她宛如吞食了过量权力毒药后，仅剩的那一只终极之蛊。西施终于大功告成。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越王勾践一不小心又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以国家名义投资于媚术的帝王。

野史上说，国家对美女发布的最高指示为“四字真言”：媚、谗、传、变。媚，取得夫差信任；谗，向夫差进言伍子胥的不是和越王的忠心；传，及时向越国传输消息；变，随机应变，长期蛰伏。这有一定可能，但要像一床蚕丝被子那样柔软、熨贴还要包藏祸心，的确不是易事。

面对这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尤物，夫差就一定会“入其彀”吗？一用即见分晓。

十分“受用”的吴王，其实并不需要为此再花费心思。但是，他竟然花了三年聚材，耗时五年，为西施在姑苏山上筑了姑苏之台，高见二百里……北宋状元诗人郑獬说：“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但一个国家的财力并不会因此而耗尽。更关键在于，因为被媚术彻底淘空了的夫差，已经对西施，产生了温情主义的缱绻和如蛆附骨的依恋。或者说，他爱上了这个神秘的女人。这种情况，在权力情欲学中十分罕见。

西施为什么不采取极端手段，比如暗杀、投毒一类，尽快完成越王的国家使命？她进入吴国高墙后，似乎并没有做过妻子不利于丈夫的勾当。她只是像一头章鱼，塞满了夫差的全部空间。吐纳。吸盘努力工作。在四季里以繁盛的身体之花营造爱欲的后花园。爱也罢，毁其意志也罢，消耗国家财力也罢，对一个垂垂老矣的男人来说，其实他多少是明白的。夫差比勾践的年龄几乎大两倍，他是世故的。夏朝的妹喜，殷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三个美女把夏、殷、周朝“媚”得像药渣一样。就像一个被蛇咬过的人，如果再次与之相遇，他并不像凡人那样逃之夭夭，他希望再次历险，在重新获得的紧张里，体验一种濒死的快感——幸而又没有死！所以，什么也没有做，这才是西施最可怕之处！

民国时期的小说《西施艳史演义》模拟了一句夫差的心里话：“孤得西施，如鱼得水，此生愿终老温柔乡矣。”我想，这真是知音者言。

美人计与离间计并行不悖，前者是对后者的强力补充。《史记》和《越绝书》指出，主体策略的幕后执行者，不是西施，而是吴国的大臣伯嚭，他在接受了勾践的重金贿赂后，成为“贰臣”式的地下工作者。做掉伍子胥，成为灭国计划的转折点。

对比一下夫差与勾践的长相。范蠡发现越王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野史上讲夫差“生得昂藏英武，一表人才”，这应和了我一个没有什么依据的推测：大凡长相英武之辈，相比起来，大都怀有一些“妇人之仁”。临终，面对越王发出的投降通牒，夫差根据以前的交往希望媾和，遭到拒绝后，他的答复仍是文绉绉的：‘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伍子胥早已鸱夷沉江，被马皮包裹，做鬼也见不到面。最后的夫差反而是知命的，显得很清醒，让那个耿耿于手刃仇敌的对手，永远败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吃屎，无法折返。

夫差多次可以除掉勾践，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如同项羽之于刘邦。西施对夫差是否有情？吴国亡时她向着吴国还是向着越国？这个问题，估计村姑西子可以回答，但作为“国之重器”的西施是拒绝的。

值得重视的是明代梁辰鱼的唱本《浣纱记》。众多教材以及后世的道德家们均指出，“《浣纱记》首次将西施范蠡的爱情故事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爱情服从国家，开始是牺牲爱情，最后在国家主义的实现中使个人爱情也得到了实现。”在《迎施》一节，范蠡说：“为君父有难，拘留异邦，有背深盟，实切惶愧。”西施对曰：“尊官拘系，贱妾尽知，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据说，此剧“看似爱情，实则以爱国主义作为主旋律。”我不想多做分析，至少说明，混淆了国家主义、专制主义的爱国主义，为终极目的，从来就是不拒绝阴谋和阳谋的，自然也不拒绝身体媚术，因为它一切都是“用其极”的。在我看来，国家主义是法律、行政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以国家名义命令民众维护国家利益；而爱国主义却是民众道德、精神层面的意识，是民众自发的热爱、扞卫祖国的原始感情，它更多的与历史、文化、伦理亲情相关。爱国主义永远大于、高于国家主义。我钦佩勾践复仇雪耻的勇气，但勾践无疑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国家视为高于一切的东西，用的却爱国的堂皇名义。在“朕即国家”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心目中，所谓爱国，不过是希望千百万平民“入其彀”中的道德之盐。

勾践的复仇哲学同样来自于一系列他亲身力行的身体政治风云：为奴、尝粪、饥寒交迫、卧薪尝胆、鼓励越国民众生育、全民习武、深挖洞广积粮，励精图治20年，将帝王之仇散播为国家、民众之仇，勾践式的复仇主义一直就是爱国主义的样板工程。针对当时朱光潜倡导读陶渊明之诗的静穆，而鲁迅只是说：在国之将亡的年代，陶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还有其他的复仇故事，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小人式复仇，这在《春秋》中也有记载。

学者朱大可在《电视剧“施琅”热播的冷思考》里指出，国家主义制订了第一定律：凡是有利于扞卫和扩展疆域的就是“国家英雄”，反之就是“国家罪人”。但国家主义也会面临种族问题的严重困扰，即如何区分入侵异族和本土国家政权。国家主义为此增设了第二定律来弥补第一定律的逻辑缺陷：凡是在异族尚未占领和统治中原之前，一切针对他者的抗击活动，皆应视为爱国行为；而外族一旦完成民族征服和国家接管，他者就转换成了自者，即合法的统治者，从此后所发生的任何抗争活动，都应被视为叛逆和分裂。（《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15期）

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JohannesRau）在2006年11月9日的一次演讲中，当他论及国家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不同时，他说：“只有当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被扬弃时，爱国主义才能发扬光大。我们永远不要把爱国主义误认作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者是那些热爱他们祖国的人，而国家主义者则是那些蔑视其他国家的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权力的硫酸从国家的权杖中流出来，它必然会打穿一切软弱或坚硬的骨头，汇聚成一锅爱（国、情）的烂液，以前所未有的沸腾之势，裹挟着更多的泡沫参与其中，最终达到国家主义鼎沸的高潮。

比起那些“间谍之花”来，最大不同点在于：西施是国家天桥上被权力毒药包装出来的肉弹风景。她才是用特殊材料制造出来的勾践复国主义党人。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曾对范蠡说了一句话：“亡吴之功，西施当属也。”

那么，作为国家主义千锤百炼的得心应手的道具，在历史的落幕时分，结局如何？《墨子·亲士篇》是最早言及西施终局的文献：“自古比干之噎，其抗也；孟黄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最锋利的刃，往往是刀锋最先被摧折。像西施这样的“水做的骨肉”，难道不会被人再次痛饮，继续上演淘空、弑君、乱国的身体革命吗？如果西施加盟敌人阵营，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因此，除掉祸水，又成为了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具，它又露出了铁面无私的嘴脸。

远在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国大夫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和夏姬所生的女儿为妻，女甚美，号为尤物，但叔向的母亲目光如炬：“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她认为极美中隐藏极恶势力，尤物的能量足以改变人的精神，使人心智和举止失措；如果男人不是有德有义的正人君子，根本不可能镇住这种尤物，祸患也就随之而来。闻此一番训诫，“叔向惧，不敢取。”而前车之鉴还在于，美女的母亲夏姬乃是地道的美女蛇，拥有“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的祸水纪录。

在“甚美必有甚恶”的道德指南之下，西施的功臣命运十分堪忧。

《后汉书·孔融传》载，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纳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孔融知道后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不明白这是对他们父子的讥刺，问此事的出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其实未必是想当然，范蠡是否也想过让勾践把西施赐予自己呢？不得而知了。结果只能是，如此妖物一旦缓过气来，注定还会遗祸江山社稷的。

《吴越春秋·逸篇》沿袭墨子的说法：“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东周列国志》赞同《墨子》沉江说，细节化令人心悸，把国家希望获得的“暴力清洁”，妖魔化成了女人之间争风吃醋的谋杀：“勾践班师回越，携西施以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石，沉于江中”。

2007年4月，“国学大师”文怀沙在17届全国书市重庆主会场称，自己将编撰一本《先秦七子》，其中包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屈子和西子，他反问：“诸子为什么没有西子？”（《扬子晚报》2007年4月29日）这个反问，仅仅是针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么？可见，西施进入庙堂，是迟早的事。

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曾在后世称为“称山”的地方“称炭铸剑”，大炼兵戈，称山因此而得名。如今“为弘扬越王爱国主义精神，就在铸剑遗处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构建了越王史迹陈列室，基地正中精塑了高4米越王像，并铺设了周围坛场，成为对世人，特别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德育教育的场所。”在这样的教育逻辑下，西施故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看来也是指日可待。

金圣叹在《必读才子书》中，针对《国语·范蠡不许吴成》一文点评道：“通篇皆写范蠡，其眼辣、心辣、口辣、手辣处，即其所以候时转物者也。既是写范蠡，便不是写勾践，毋便谓勾践不忍于吴，不忘于蠡也。”金圣叹不愧为是斲轮老手，深得古人心源。一再阻挡吴国投降策略的，还是范蠡。功成身退，但功成了，身，是那么好退的么？作为中国历史上复仇哲学与阴谋学的首席执行官，20年的卧薪尝胆既造就了勾践，使之成为了一把冷血的、逾二千载不蚀之剑。范蠡离开了，而文种却执迷不悟，“光复”不到一年，勾践对文种说：你教我讨伐吴国，说了七条计策，我只用了其中三条，就消灭了强大的吴国——剩下的四条，你打算告诉谁呢？勾践给了他一把名剑，文种被“赐死”了！赐死和赐婚、赐女、赐食、赐官一样，都是来自帝王的赏赐啊。国家主义的历史机遇更奇妙之处还在于：赐死他的剑，竟是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的同一把剑！这把剑有一个凌厉的名字：属镂。而伍子胥的尸体，也是被越王装进了皮口袋沉入钱塘江的，这又让人心有余悸地想起了那黑洞一般的“鸱夷”。

2007年5月10日九里堤

蒋蓝，诗人，思想者，散文随笔作家。1986年开始诗歌创作，已出版《倒读与反写》（东方出版社，2013）、《寂寞中的自我指认》（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人迹霜语录》（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思想存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动物论语》（重庆出版社，2008）《玄学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哲学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等多部专着。近年在《青年作家》开设“身体政治”思想随笔专栏以来，不少作品被《读库》《社会学家茶座》《读书》《书屋》《十月》《布老虎散文》《散文》《上海文学》《花城》《青年文学》《天涯》以及《书摘》《中外书摘》《青年参考》《香港文汇报》《美文》《杂文选刊》《文摘周报》等海内外数十家媒体转载，入选百余部选集。获过布老虎散文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成都日报》报业集团。
《媚骨之书》系蒋蓝围绕“身体政治”而撰写的一系列思想随笔，并旁及其他器物分析。目前国内尚无一部围绕“身体政治”而展开的思想随笔集，此乃贴补空白之作。计文章26篇左右，25万字，配图100幅。

所谓“身体政治”是指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所展开的针对诸如国家、集体、权力等组织之原理及其运作的描述。在这种“身体政治”的叙述中，“身体”常常仅是政治思想家用以乘载意义的隐喻，而且常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思想家藉由作为“符号”的身体，而注入“身体”难以承载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学术在20世纪成为显学，国内研究者众多。

事物的形态就是身体的一种表征。以“身体”作为进入历史的切口，同时，“身体”也是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通道。身体之痛与身体之思，成为了作者发力的两个基点。

《青年作家》2007年1—12期连载了本书中的13篇文章。作者在《蒋蓝“身体政治专栏”开栏语》里指出：自思想家福柯将“身体”作为一个批判现代理性话语的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以来，政治、风俗、权力在宰制身体和生命诸领域方面，身体政治已经成为显学。福柯之后，身体政治研究在汉语领域更是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学术界多围绕五四新文化中的“身体”观念、革命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到身体写作、性政治等。置身于身体的后现代处境，我们尤其需要对身体、文化、政治的关系作出深刻的探索。在葛红兵、宋耕主持出版大陆首本专着《身体政治》（2003—2005）之前，作家祝勇和我就注意到身体政治在文学中的延伸与变异，在2001年就相继写作出《有关警报的发声史》《有关死刑的身体史》《道在屎溺间》等篇章，在文学、文化、思想领域引起广泛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