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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前辈，他为了和喜欢的女孩子接近而拿起相机，后来竟成了一位摄影作家。而我则是为了逃避失恋的痛苦，仅为私人理由而一头扎入摄影的世界，结果当了摄影师，像我这样的恐怕也不多见。

昭和三十三年九月初，一个残暑的夜晚，父亲因事故突然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正在大阪平野町的一家小商业设计公司工作，我并不怎么在乎学习设计，却惯于去神户东滩的友人公寓鬼混，又常常在三宫、元町的高架桥下面晃荡。神户略带洋味的氛围令我说不清地喜欢，日夜在大街上不务正业地游玩。这时突然传来父亲的死讯，我便回到了大阪府茨木市的家。

那时，我还差一个月就要满二十岁了。

父亲的去世使我成了一名自由设计者。因为同情我突然丧父，公司认可我作为一名独立设计师接活儿，定期地给我一些宣传品设计的单子。我把家里的一个房间辟为工作室，与神户市里那些我最喜欢混的有趣好玩之处暂时作别，日夜埋头于设计工作。白天跑公司和印刷所，深夜做完当天分派的单子，早上睡觉，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我渐渐有了一般年轻菜鸟不太能拿到的收入。然而相比从前，我的生活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根本没时间花钱。除了做西装，便只剩收集唱片的爱好。喜欢的书也没空定下心来阅读，离那种夜夜玩乐的生活也似乎很远了。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我喜欢上了一个白领女孩。我们相识于晚春，然后一直约会，我做设计赚的收入基本上都花在和她一起的时间里，直到四个月后，盛夏的一个星期日，她说：“我，要结婚了。”“知道了。那么再见吧。”恋情戛然而止。不管太过年轻的我怎么不善于处理这种情况，总之就这样被甩了。这事令我备受打击，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嫉妒是一个长着绿眼睛的怪物。”懊恼的情绪日夜纠缠着我。一直进展顺利的设计工作完全无法继续，尤其是深夜独处时分，要坚持案头作业实在太痛苦了。直到某一天晚上，突然灵光一闪：“我要拍照！”这个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没头没脑的决心、不顾后果的念头一下子捕获了我。我这个人从来就是心念一动就一条道儿跑到黑的性格，做事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毫不踌躇地下了决心：“对，我就去请岩宫先生让我进他的工作室吧。”

那时我出于设计工作的需要，经人介绍认识了名满关西的摄影作家岩宫武二氏，为了委托摄影的事，去过几次他的摄影工作室“岩宫photos”。当然那些委托项目都无须岩宫老师亲自动手，我不过是和他手下大批的助手打打交道，与其中几人混熟了便请他们帮忙。那时我对于摄影一无所知，可以说除了工作需要之外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为了找人帮忙拍照而出入岩宫先生的工作室。然而有一回，岩宫先生带着他的手下刚从夏威夷摄影归来，我看见工作室的同行们都穿着当地买的花哨的夏威夷衫，灵活地摆弄着棚摄和户外摄影专用的林好夫相机，满屋子忙碌的样子，忽然觉得没有比他们更男子汉气概、更飒爽帅气的人了。岩宫先生是一位身材瘦长、气质犀利、令人不敢随便与之搭讪的摄影家，但是出入他的工作室那段时间里，我却感觉他其实是一位内在温煦、十分有魅力的人物。

我这个人的脾气是一旦下定决心，绝对不听他人相劝。那次失恋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导致原来的设计工作能不能再捡起，我已经毫不在乎了。而我虽然一心想着“我要改行搞摄影”，但对于摄影本身却依然兴致缺缺，没什么热情。说穿了只是为了逃避痛苦的现状罢了。实际上父亲的骤逝对我的打击尚未平复，失恋之痛又雪上加霜，二十岁的我已经无法忍受夜夜伏案绘图的劳作生活了。最后，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逃避现状的方法，就是和之前的生活一刀两断，去一个崭新的世界——当时在我的眼中犹如运动员一般用行动力说话的“摄影”世界。我也知道并不喜欢摄影却任性地躲入这个世界，无非是自找苦吃，但我仍然跨进了这个领域，没想到就这样踏上了漫长的摄影人生，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

于是我向交情不错的“岩宫photos”首席助理阿健坦露心里的想法。他态度很和善：“是吗！如果是森你的话，不知道老板会不会收呢，我帮你问问吧。”我也和母亲坦白了。母亲想了一会儿，道：“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反正你父亲也不在了。”她只是提醒我要好好和父亲为我介绍的公司说明，把设计工作了结，便不再多说什么。

我念头一起，便半刻也按捺不住，第二天又去找阿健。由失恋引发的逆反心理是如此强烈，我恨不得马上一头扎入摄影之中。阿健像兄长般亲切地接待我。“啊，抱歉，我还没说呢。这会儿老板正在隔壁吃饭，就现在说咋样？你和我一起去吧！”于是我跟着阿健去了工作室隔壁的餐馆。走到正在进餐的岩宫先生身边，我先打了个招呼。岩宫先生讶异地看着阿健和一脸恭敬的我，先开口问道：“阿健，怎么了？”不等阿健回答，我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老师，我有一事请求您。我想放弃设计的工作改行摄影，老师能不能收我为徒，让我进您的工作室学习呢？拜托您，老师。”岩宫先生停下正在舀咖喱饭的勺子，静静地凝视我的眼睛。我还想说点什么，但发不出声音。此时阿健也为我说话：“老师，我也求您了。”岩宫先生又沉默无语地交替看了我们两人好久，突然伸出桌底下交叠着的腿，踢了踢我裤子的膝盖部分。然后望着一瞬间惊讶不已的我，露出此后我将多次有幸见到的那魅力独特的笑容，微微一笑。那一刻我仿佛就这么被岩宫先生的鞋尖一脚踢入了摄影的世界。岩宫先生什么也没对我说，什么也没问。只丢下一句：“下个月来吧，跟着阿健好好学习！”就继续吃他的咖喱饭去了。我的摄影入门仪式就这样完成了。说起来，被一脚踹入摄影界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吧。岩宫武二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有点腼腆又很棒的老师。

当时“岩宫photos”位于心斋桥南侧桥下一座和广告标志塔差不多高的三层小楼里。越过宽阔的御堂筋街，隔开一条马路的地方并肩矗立着大丸与SOGO 两座百货楼，标示出南部商业街的入口。“岩宫photos”在小楼的二层建有工作间，暗房和办公室在地下。岩宫先生在工作间里摆了张桌子，让新加入的我搬进去，而他手下总共有八名助手和暗房操作员每日蜗居在狭窄的地下室。岩宫先生作为一名作家一面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同时又要为一家知名纤维制造商拍摄商业广告，非常忙碌。而我的生活经历了从神户时代的放浪儿向自由设计师的转变，如今又意想不到地成了摄影师助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

在“岩宫photos”做助手，每天不过是打打灯光、扛扛相机什么的，然而个性孤僻、见人就害羞的我竟然以惊人的适应能力很快融入了摄影的世界。虽然当时我仍然欠缺对摄影本身的兴趣，但助手生活是新鲜而充实的。最重要的是，后来我发现，能拜岩宫先生为启蒙导师乃万幸之幸。当时岩宫工作室里，有被誉为名师高徒的新人摄影家井上青龙，还有待我如兄长的堀内健（阿健）。我积极地与两位前辈接触，于是从在东京新闻界早已崭露头角的井上师兄那里，我掌握了街头抓拍的实战技巧；从平时多有机会代老师操刀的阿健那里，我了解了摄影行业的现状、学到了暗房技术，我贪婪地吸收着，除了工作室规定的任务之外，每夜还消磨在新学的知识上面。不久我拥有了人生第一台相机，是阿健便宜转让给我的佳能4sb。这是一台小型的、拿在手里刚好的镀铬外壳的高级相机。对于各种暗号般的摄影技术专用语也多少能记得几个了。在阿健看来，我俨然已是个能独当一面的摄影师了。新婚不久的阿健很喜欢像小狗一样每天跟着他的我，晚上总是不顾夫人在家等候，带我去南北商业街的街头，指导我进行拍摄实践。拍完照，我们会走进咖啡馆，两人对着一本摄影杂志，无休无止地畅谈摄影见闻。从他嘴里我认识了东松照明、细江英公、长野重一、佐藤明、川田喜久治、奈良原一高、早崎治、小川隆之、石黑健治等当时的新锐摄影家和中坚摄影家的名字，看着他们的作品，我想象着不曾谋面的东京的年轻摄影家们，难以抑制心中强烈的憧憬和羡慕。

渐渐地，我只要有闲暇，就带着相机上街。要拍什么、拍得出些什么暂且不管，自己能够拿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照，已经令我十分陶醉了，当时我还那样天真得可爱呢。岩宫先生这里经常会有一些大神级别的摄影家出没，像土门拳、中村正也、秋山庄太郎、范· 肯· 艾尔斯肯等，他们来大阪时或者会来工作室顺道一访，每每一瞥大师们的身影，我就激动得几乎晕倒。岩宫先生也很疼爱我，等我大致熟悉了摄影以后，他不仅让我参与棚摄，自己拍的时候也经常令我做助手追随左右。佐渡、山阴、日光、京都……只是个新人的我越过其他前辈，一次又一次获得了伴随他出行的机会。有了这些经历，我多少对摄影本身产生了兴趣，对于自己抓拍的照片也渐渐在意起来。我开始觑着暗房的空当，学人家的样子自己冲洗照片。混合了硫代硫酸钠和酸性盐的显影液散发着独特的臭味，昏暗的红灯下，图案慢慢显现出来的一瞬，我品尝到了难以言喻的快感。那时我突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也许我生来就是该做摄影家的宿命呢？

此时，“岩宫photos”早先筹建的新工作室完工了，我们搬到了西区的阿波座。三层楼的建筑外观潇洒、空间宽敞，棚里的闪光装置等器材也更换了各种新式型号，又招募了新的职员。从那时起我又开始经常去逛最喜欢的神户。不过这次是带着相机，把过去耽于玩乐的街道港口拍了个遍。神户和摄影带来的双重乐趣，使我再次乐不思蜀，不想回家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有时会到元町高架桥下面一家又窄又小的DP 屋打零工，那家店位于迷宫一般弯弯绕绕的巷子深处、国际市场的二楼。当然工作室我还是一丝不苟地去。冲洗店老板是个富有男子汉气概的年轻人，把店推给友人和我，自己只顾玩去了。最令我无语的是我们接手的业务三分之一竟然是色情照片，而且好像黑社会也经常出没这里。最初冲洗这些照片，我还会微笑着脸红心跳地干活，到后来便觉得自己傻透了。不管白天黑夜，头顶上总时不时地有山阳线的列车驶过，带来剧烈的轰鸣与震动。我的日常生活很快就变成：黄昏时从工作室下班前往高架桥下的暗房，一边苦恼于驱赶臭虫一边冲洗扩印照片，天明时略睡一会儿，清晨早早地带着相机去拍摄山上外国人住的洋房和街道，然后去“岩宫photos”上班。

就这样，浸淫在摄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有一天，一本摄影集给我带来了冲击性的震撼。那就是威廉· 克莱因1的NEW YORK 。我无法从深层意义和语言上诠释这些作品，只是被那些除了暴力还是暴力的图像震惊得难以名状。接着又在摄影杂志上看到东松照明的《占领》和《家》，我已经无法自拔地、痛切地感到：“啊呀，看来不去东京不行了啊！”于是我那身随心动的性格再度发作起来，立刻找上了早先熟识的一位前辈、现以营业员身份加入工作室的小Y，他曾是早稻田大学摄影社团的成员，我和他秘密地谈了。小Y 学生时代有过给“全日本学生摄影联盟”当干事的经历，我还在做设计那会儿就认识他，他为人坦率，人际交游出乎意料地广泛。“你那么想去东京呀！真没办法。东松君倒是和我熟识，给你介绍也没问题，不过老板可不会放你走哦！”他竟一派轻松地称呼“东松君”。正如小Y 所说，对平时一直那么照顾我的岩宫先生，我一时无法开口提出上京的愿望。而当我第一次向阿健表明心迹时，他的脸上瞬间流露出被背叛了似的动摇的神情，然后也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去东京吗？但是森啊，老板会生气哦！”在那之后我一个人细细地考虑了几天。小Y答应我，如果我能得到岩宫先生的同意，他就帮我给身为青年摄影家团体“VIVO”成员之一的东松照明写介绍信。

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向老师坦白了。“森山，你的意思是要离开我这里吧？”老师说完这句话，就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此后三天，老师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第四天，老师把我叫住了。“我听Y 说了。给‘VIVO’的介绍信我来写，你去吧！”他原谅了我。但是小Y 好像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顿”。我松了口气，才回家向母亲提起上京的事。“是吗？你那么想去的话就去吧。”她当下便同意了。我的心已远远地飞到了东京。一周后，岩宫先生在工作室为我举行了送别会。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工作室同僚们的鼓励。此去东京没有“VIVO”的承诺，能否得偿所愿谁也无法为我打包票，一切仅凭我的执妄一念和岩宫先生的一纸介绍信。但是我却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决不再回大阪。

之后又过了一周，我答应母亲无论成事与否都回家一次，便提着一个深蓝色的大波士顿包从大阪出发了。此时距离我像被踹了一脚似的跌进摄影世界、师从岩宫先生以来刚好过去一年半。昭和三十六年四月，我当时是二十一岁。在人生际遇之初从一名女子那里尝到的失恋之痛，意想不到地转化为对摄影的希冀，带着这样的希冀我坐上了去东京的夜班列车。行李架上的旅行包里塞着一台佳能4sb，条条大街都回荡着水原弘低哑声线吟唱的《黑色花瓣》。

选自《犬的记忆》 森山大道 着/金晶 译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4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