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好萊塢：1950年代的上海薦書

簡體傳統

与上海电影业体制变革与功能转换相同步，新政权对好莱坞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毒素影片”发动了强烈的政治攻势，仅用一年多时间，便结束了好莱坞在上海文化消费领域里称雄数十年的历史，阻断了上海电影观众曾经的娱乐时尚。

从限制到驱逐

中共对好莱坞电影最初采取限制措施，并未一步禁止。195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对有毒影片审查标准的指示》，提出：考虑私营影院营业和观众需要，审查标准不可过严。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等也对美国电影持宽容主张。根据上级指示和领导态度，市军管会文艺处电影室于3月数次召开影院业劳资双方座谈会，征询关于处置美国影片的意见。会议“一致赞同对于美帝影片应加以行政上的限制”，并达成协议，全市从5月1日起实行一项“重要限制原则”，即“影院放映美帝影片的日数，按月最多不得超过二星期”。结果令执政者大为满意：

这个协议不折不扣的很顺利的实现了，各影院不但没有一家超过限制，并且有几家，如大光明戏院，竟从此决定放弃专放美帝影片，而一心一意为国产片和苏联片服务了。截至8月份止，美帝影片由140部减至63部，观众人数由76万减至32万。

9月，刚刚接手管理上海电影业的市文化局乐观地预见：“明年度的上海电影放映将是国营影片、私营影片和苏联影片的灿烂展览，而美帝的毒素影片将更进一步的自然而然的被驱逐出上海市场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抗美援朝运动迅雷之势地展开加快了禁绝好莱坞的步伐。1950年11月初，巴黎大戏院职工张贴“拒映美片”的大幅标语并向社会发出呼吁，全市影院起而响应，纷纷向市文化局提出停映美国影片的申请；11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8家报纸联合声明，决定即日起停止刊登美国影片广告；12日，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发表通告，自14日起停止放映美国电影，17日，上海市西片发行业全体职工发表声明，宣布坚决拥护停映美国片。好莱坞从此在上海文化市场绝迹达30年之久。

好莱坞的被驱逐使上海电影市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称雄数十年的美国影片从上海文化市场上退净，取而代之的是苏联影片和国产影片。1949年以前，全市56家影院，几乎全部控制在美国“八大影片公司”和一些私人投机商手里。上映的美国影片占全部影片的80% 以上；每月平均140万观众，占全部观众的75%左右。据电影局档案记载，1949年4月全市上映影片194部，其中美英片124部，占64%；私营片62部，占32%；苏联片8部，占4%。就是在军管会接管上海后的9 月，上映的美国影片仍占全部影片的64.6%，观众人次占全部观众的60% 弱，依旧居私营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之上。时过8个月，上海电影市场的情况急剧改观，在美国影片一落千丈、丧失霸主地位的同时，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的市场占有率直线上升。1950年5月，公私营国产片和苏联片的上映数首次超过了好莱坞为主的西方影片，占到58.6%；8月已占据了压倒优势，为64%；观众人次的比例也从5月的72% 跃升至8月的82.7%。年底，上海电影市场已是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的一统天下。

溃散的影迷

好莱坞曾经在上海文化消费领域里称雄数十年，风靡多时。洋行白领、家境富裕的大中学生以及外国侨民构成了美国影片的观众群。在他们中间，看好莱坞电影成为一种时髦，一种与众不同的、值得炫耀的生活方式，他们花较高票价踏进影院，不只是去欣赏美国电影，也是为了“换取体面人士的风尚”。不少中学生看后极易沉浸在美国片的梦幻中，甚至对美国心驰神往，影响着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着名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自传中写道，他的父亲曾希望他到英格兰留学，但他执意要去美国，因为当时美国电影刚刚进入中国，赢得了热情观众。贝聿铭是Betty Grable 影片的大影迷，他对Bing Crosby 扮演“校园英雄”的一部影片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影片）将美国大学生活描写得如田园诗一般宁静，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一种活力”。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那里规定员工“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能喝酒等等”。置身在这样的空间里，观众感受到了新的社交氛围，获得了新的享受。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好莱坞电影与“摩登”的中国电影，也曾是上海都市“堕落的标志”，既为那些守旧的人们所蔑视，也为社会道德扞卫者所不齿。

战后，受恶性通货膨胀、政府对电影票价限制以及国产电影业复苏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影片在上海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国产电影的观众呈上升趋势。但是，这不能动摇好莱坞作为美国强势文化的地位，相反，借助战后美国在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好莱坞成为都市大众文化时尚的象征意义更加凸显。时人记叙：

在胜利后看到一件不快的事情，就是许多人对于胜利后的希望都很低微，譬如说，青年们最渴望看一看好莱坞的电影，似乎除了好莱坞，世界上再没有伟大美丽的东西，除了电影，人生再没有可做的乐事。这些人的生命都很空虚，电影与麻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罢了。好莱坞征服广大的群众，电影明星成为大众的偶像，这些事实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战后大众舆论对好莱坞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中，尽管不少是泛政治化的观照，但更多的是对其作为时尚流行的忧虑。有人将这种时尚称为“好莱坞的拜腿教条”，“已成为全世界文化的一大威胁”。还有人认为：

好莱坞电影的恶影响是及于人类根性的，或者说机械的艺术正在渐渐淹没着人性。人类的情感必须是生动的，但是当它逐渐依附于好莱坞制作的情感时，人类的生命就有变成空虚贫乏的危险。

从坊间舆论对好莱坞如此激烈的抨击中，足见美国电影在战后上海仍引领时尚。

好莱坞现象也备受电影人的关注，以美国片影迷为题材的故事片由着名剧作家黄佐临在1946 年创作完成并由大同影业公司摄制出品。这部名为《影迷传》的喜剧片，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好莱坞影迷共同演绎“美国梦”直至最后破灭的讽刺故事。片中一段情节特别引人深思：女影迷因出洋未遂，精神受到刺激，陷入病态。其父母为了替女儿治病，竟为她搭建一幢美国式的活动金屋，让她与影迷男友在此成婚，婚后生活，全部仿照美国电影中的模式。创作者通过这些近乎荒诞的情节，意在向社会揭示好莱坞不仅腐蚀了富有家庭的年轻人，也征服了他们的父母，好莱坞影迷就是物质主义、金钱糜烂、颓废崇洋的集大成者，是富有阶级的生活写照。

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初，好莱坞影迷维持了一段十分短暂的旧时影院生活。在限制美国影片的政策之下，《美人计》《卡萨布兰卡》《郎心似铁》等好莱坞经典影片仍在上海各影院上映，由米高梅公司拍摄的浪漫歌舞喜剧片《水莲公主》，1949 年5 月以后改为《出水芙蓉》继续放映，成为当时上海最为热门的美国影片，上座率居所有影片之冠。在革命的红色氛围笼罩的上海都市生活中，好莱坞影迷仍有一方属于他们的空间。“在早上唱《国际歌》，到了晚上便去看贝蒂·赫顿（Betty Hutton）”就是上海影迷往来于“红”“黑”之间的生动写照。

不久，好莱坞影迷就受到抗美援朝运动的强力冲击。在美国影片被驱逐的同时，好莱坞影迷也迅速瓦解。见于报端、杂志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大众电影》《文汇报》充任了批判好莱坞的主要喉舌。从1950年6月到1951年1月，《大众电影》在上海创刊发行的15 期内，共发表批判文章17篇；《文汇报》在1950年9月至次年底，刊登相关文章55篇。在这些文章中，有好莱坞影迷以“现身说法”表示悔悟，从此与美帝毒素影片划清界限的自省，也有讲述或报道影迷由堕落而觉醒的“真人真事”。比如《大众电影》分3 期刊登了着名电影演员黄宗英的文章，详述了一个因迷恋好莱坞一心想当明星而荒废学业的女孩子的觉悟过程，女孩在给她的信中怒斥美国影片的大害，赞扬苏联影片的大益：

可恨的美国电影，可恨的那些所谓的文艺（精致的成套的谎话）是怎样的毒蚀过我弱小而无知的心灵啊，（资本主义文化）充满着悲观、色情、神秘，企图掩盖他们政治上的失败与腐朽；（苏联影片）像沐浴一样，使我心灵洁净，又扩展了我们的知识，更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确信一切黑暗和反动势力将会被我们打垮。

这些迷途知返的影迷用不同的具体例子诠释着同一套话语：受好莱坞“毒素影片”的毒害而“沉湎”甚至“堕落”，经过学习和观看苏联电影后而“醒悟”，认清了“美帝影片反动腐朽的本质”，进而洗心革面，追求进步。

与1949 年以前对好莱坞影迷的批评不同，中共新政权主导下的美国影片批判，由社会舆论空间转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空间，由道德的指责、文化和现代性的忧虑归于革命语境中的政治批判，在反帝、民族主义、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革命话语内，好莱坞影迷也被污名化，成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具象。前述的《影迷传》虽然对美国影片的恶影响进行揭露与讽刺，但在1950年上映后仍受到了批评，报端有文章指责它说：

不从美国电影对一般观众的思想上生活上所起的坏影响集中起来，表现出来，而从电影的风格着眼，拼命把故事编写得离奇，而且在小枝节上又刻意地运用象征手法。这样就不能不让《影迷传》陷于极度空洞无思想性的泥淖中去了。编导没有击中美帝电影的要害，也就是说，没有能够把美帝电影的侵略面目，暴露在我们面前。

面对如此强大的舆论攻势，仍有不少美国影片观众不赞同对好莱坞“一边倒”地全盘否定。1950年9月5日《文汇报》开设了“你对美帝影片的看法如何”讨论专栏，自称“一直喜爱着美国电影”的陈苍叶于9月16日发文，“赤裸裸地”表达出“对报端加于美帝电影的竭力抨击产生疑惑”：

美片可以去芜存精，自有它的强处的，并不是低级趣味的崇拜。（本人）对部分较高级的片子，到如今还是相当爱好的，如文艺片中的魂牵梦萦、茶花女、义犬救主、一曲难忘中的五彩；红菱艳、舞宫莺燕中的妙舞；一代歌王、翠堤春晓中的迷人音乐；蛊姬、郎心似铁中的摄人心魄的气氛；一时说也说不尽。

这篇“大胆的文字”遭到“群起责难”，文章发表半月后，陈苍叶本人也不得不做“一点微弱的解释”，说这篇仓促写就的稿子，“是偏激而欠考虑的”，“是有错误的”，但此后仍有不少人对陈苍叶深表赞同。10月7日，专栏又刊登出署名家祥、谢墨萍、陈浩浚的文章，不但重申和补充陈文的观点，而且对大批判本身提出不同看法。陈浩浚写道：

我始终注意着发表的意见，觉得占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是斥骂着及揭发着美帝影片的毒素，但是，我不以为在几篇投稿的文章中，能得到答案。而陈苍叶的文章可以代表上海观众大多数人的意见，尤其是陈文发出的艺术离不开政治，“时代不同”之感叹，真是绝大多数观众不愿发表意见的代表语，因此，真正的意见，是应该在“道听途说观众的话”中去求解答。

这几篇文章还提供不少来自影院一线的信息，反映观众的倾向：

请注意，此一年中，美帝的片子是被封锁着；新片是不允许他上映，而仍占着52% 的观众，这就表示电影观众，仍喜爱着美帝电影的“纯艺术”、“纯技术”，以及“绚烂的色彩”。如此多的观众，去复看美帝旧片，我认为他尚未失败。只要我们不太健忘，还可回忆到这些影片当时卖座的盛况，以及舆论的好评，就不难明了这些美帝影片是否真的及不上苏联影片。苏联影片尽管是大量的宣传，减低了票价，而观众仍旧寥若晨星，是否因为美帝影片是庸俗的，所以拥有大量的观众，而苏联影片是太深奥了，所以缺乏知音之人呢？

然而，这些表达上海电影观众另一种意见的争辩之词很快就被反美政治浪潮所吞没，好莱坞影迷的污名被定格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历史时刻。1950年11 月上海影院全面禁映美国影片后，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的《文汇报》专栏即刻停止讨论，一致声讨美帝。上海电影文化消费的好莱坞时尚不再，影迷们也从此溃散，另寻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