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家，你说，其实他在“文学江湖”上，却是十八般“文”艺，样样了得。他写电影剧本，写影评，剧评，画评，乐评，舞评；他写游记，写围棋史话，文史札记；他写史论，考证之深与精令人惊叹。当年影响甚大的，实际推动了香港历史进程的，还有洞察时事的《明报》社评。

这些“文学概论”上细分的文体分类，在香港现代报刊史上，在我看来，不妨笼而统之，一概称为“专栏文章”可也。“专栏文章”者何？依主编查先生的定义，就是“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譬如《三剑楼随笔》中，今天，金庸谈好莱坞电影 《相思曲》如何媚俗，糟蹋了小说家凯恩（James Cain）的原着；明日，百剑堂主（陈凡）大聊顺德名菜；后天呢，梁羽生讨论变态心理。一些琐细的话题，被金庸拿来大做文章：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五斗米”究竟所值几何呢？杭州月下老人庵里的卦签，又是典出何处？“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了数学：金庸援古引今谈圆周率（π），深入浅出，功夫很深，接着还考证出海宁陈家洛（《书剑恩仇录》）的世叔陈世仁，康熙时翰林，是有所成的数学家，所着《少广补遗》“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 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专栏文章”呈现了广博的中外视野和深厚的文史知识，你会说，在花果飘零的南国边陲，借由现代印刷媒体，正是这些斑驳的“散”文和“随”笔，保存和传承了新文化人的文化价值。

在“散”和“随”的剑花撩乱中，你也能定睛认出查大侠的本门剑法。琴棋书画，金庸写得最多的是“棋”。谈“各国的象棋”，谈中日的围棋，最精彩的是“历史性的一局棋”。说的是二十二岁的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下了四个月的一盘棋：“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金庸解释了秀哉有权“叫停”而吴清源不能的规则后，写道：“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写到这里，还不算是地道金庸武侠笔法，你须得读他结尾处来了个“龙摆尾”：“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

金庸读史，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性格与身世，关注世道人心，到后来，则往往聚焦于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大关节。本来是要讲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威水事，笔锋一转，谈起了被马援镇压的两位女性敌手：“二徵王”，说她们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的牺牲者”，因感叹道：“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还没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只可惜历史传下来的记录太少，不能令我们多知道一些这两姊妹的状貌、个性和言行。”熟读《天龙八部》的读者，晓得乔峰/萧峰的身份认同如何在胡汉之间兜兜转转，当能明白金庸的“民族立场”在这里的倏然翻转。

金庸的剧评兵分两路，一路谈京剧（《除三害》、《三岔口》、《十字坡》），一路谈改编成电影的莎剧（《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各各精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谈论电影《大白鲸无比敌》的文字，连续写了两篇。美国文学的经典名着，梅尔维的Moby Dick 改编为电影，成绩平平。金庸说，电影拍出了“情节”，却没有拍出小说的“精神”。这“精神”就是船长亚海勃的灵魂，“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度充满着憎恨与反抗”，由愤恨带来的疯狂导致最后的悲剧结局。金庸心有戚戚焉的是书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愤世嫉俗的强烈呼声，接近疯狂的憎恨感与复仇欲，以及信仰迷失之后模棱两可的善恶观念。金迷们津津乐道的正是：四年多以后，“无比敌”成功转化为残暴的“金毛狮王”谢逊（《倚天屠龙记》）。这自是中西文学比较的上好题目了。

围绕“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创作谈”，或序或跋，或索引史料，或剖析人物，或与读者们交流，在我看来，都是金庸散文的精华部分，不容错过。然而，一如金迷们不满于查大侠太早挂印封笔，不写武侠小说，对金庸的散文随笔，你也会感叹说写得太少了。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博闻多识，与他形诸文字的篇幅有点不成比例。不过你也说，正因为少，才弥足珍贵，可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