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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1992年2月2日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左)到野半庐探望程世清(右)

1967年8月间，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武斗，被毛周定性为武装叛乱。程奉命率26军76师和坦克团进入江西，制止武斗。他的处理还不失理智，未曾动用武力镇压群众组织，主要通过散发《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和平收缴了枪支，使得江西局势恢复正常，受到了毛和中央文革的表扬。

但到了1968年，程自觉已在江西站稳了脚跟，便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三查运动，使得大屠杀的血雨腥风席卷全省。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决定在全省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会议结束后，各地迅速行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滥捕滥杀。运动才开展了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人。有的自杀场面极为惨烈：一个斗争对象被斗得走投无路，就在办公室的走廊里，用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一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围观的人都被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自杀者把肠子剪了十来节，在走廊里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

更恐怖的是瑞金县民办枪毙的伟大发明。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把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一级，实行民办枪毙，拿出成绩来向国庆节献礼。这就是说，公社和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瑞金县各公社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它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杀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各地开展民办枪毙以来，仅兴国县就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这些地区都是老苏区，深得革命传统的哺育，民风就是不一样。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程世清不但大刀阔斧杀人抓革命，也轰轰烈烈放手促生产，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搞经济建设(亦即臭名昭着的大跃进)的大手笔，在江西省得到忠实再现。

第一个大手笔，便是小土群遍地开花、蚂蚁啃骨头的汽车工业。程世清先是将江西汽车配件厂改名为井冈山汽车厂，于1968年用手工业方式造出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这新闻被《红旗》杂志在显要位置上发表，轰动全国。程世清乘东风，鼓干劲，一气又建了五个汽车制造厂，以井冈山五大哨口命名，如抚州的黄洋界汽车制造厂、新界县的桐木岭汽车制造厂，双马石汽车厂，等等。

这些汽车制造厂耗费了国家无量金钱，生产出来的却是勉强能走动的废钢铁。更恶劣的是，这烂事被《红旗》杂志大肆宣传后，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兴建地方汽车工业，连敝省也跟着弄出几个汽车制造厂来，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硬是用大木榔头敲出驾驶室与汽车头的罩子。这些勉强能走的垃圾唯一的功能，便是把汽油转化为大量黑烟与噪音，动辄抛锚，被人推的时间远远多过了载人拉货的时间。

江西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遍地开花，造出了汽车，轰动全国，对主管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带来了极大压力。该部汽车局副局长胡亮因带队到江西省考察，发现其它那五个汽车制造厂都是瞎胡闹。相比之下，井冈山汽车厂的条件还比较好，于是打算重点扶持该厂。不料程世清听手下密报，说胡亮等人反对遍地开花。程世清大发雷霆，臭骂了胡亮等人一顿，声称：我不要你们的臭钱，你们给我回去!

不能不承认，程世清同志确实深得毛泽东经济思想神髓，那便是坚持分散重复投资，只求家家起火，户户冒烟的美学效果，坚决反对考虑实际成果，遑论经济效益。就是本着这一光辉思想，程世清提出了江西决不做上海的殖民地的伟大口号，立志将上海提供的轻工业品逐出江西。他一声令下，手表厂、缝纫机厂、自行车厂、保温瓶厂等等纷纷上马。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好人民之大，喜人民之功，程政委也深得这一要旨。据陈云秘书肖华光在《记文革中陈云同志在江西的日子》中披露，程世清去见陈云时，批评陈云过去管经济没有管好，发展太慢，自吹江西准备年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把国家现在每年进口的100亿斤粮食包下来。陈云问：江西有那么多钢板吗?如果江西每年多向国家上缴100亿斤粮食，剩下的粮食还够江西老百姓吃吗?他说，江西有办法解决。陈也没问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因为陈知道那根本就做不到。

陈云那经济内行以为造汽车需要的只是钢板，于是问了江西有无那么多钢板的关键问题，然而这问题对程政委来说仍然太艰深，因此不必考虑。1969年底，他一声令下，全省各地同时展开生产1万辆汽车和10万台拖拉机的大会战。各地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领导小组，由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除了六大汽车制造厂外，江西还先后兴建了15个汽车主机厂、306个配件厂、152个拖拉机总装厂、102个动力厂。几百家工厂互相争设备、争投资、争人员、争材料，本来就较弱小的地方机械工业的布局与结构完全被打乱。据统计，历时三年的大会战，浪费国家资金亿元，钢材2.9万吨。仅制造的安源70型拖拉机零部件积压，损失即达649万元，1200台半成品成了一堆废铁，专用设备也基本报废。原来的板车工人鸟枪换炮，开上了起宏图的车子，一路冒着黑烟，突突突乱叫，成为当时江西独有的一大街头风景，更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

李意根于此感叹道：(会战)规模之大，战线之长，参加的人数之多，在江西的历史上，也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可能除了搞两弹一星，空前绝后。其实这和大跃进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李先生大概是年轻人，无幸目睹大跃进的遍地英雄冒炉烟的超宏大场面。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原则，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程政委对这原则不但深有体会，还作了个人发挥，创造性地发展了伟大领袖手订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在全省农村强制推行早、小、密、矮四字规章，提出早稻播种越早越好，苗越小越好，插秧每亩要3万株以上，并只许种矮杆水稻，说：种矮杆路线对，减了产不批评;种高杆路线错，增了产也不表扬。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又一重大原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程将军也忠实执行了这一伟大号召。为了备战，他把南昌大部分工厂都搬到远郊山区的湾里、石岗两地，宣称要在那儿建立南昌的卫星城。这两个山窝里毫无生活配套设施，又都离城三四十公里，几万人上下班，就靠挤十几辆公共汽车，多次发生挤死人的不幸事件。工人们用毛竹、泥巴、油毛毡建干打垒作为住房，有俩口子新婚住进去，顶棚未干垮了下来，被压死在里面。机器一转，就算投产成功，工人们随即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省革委、市革委去报喜：××厂投产成功!报喜有时一天多达十几次，城里时时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

在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旗帜指引下，仅南昌市轻化行业就拆迁114个工厂，拆掉厂房60万平方米和不少生产线。搬到湾里、石岗的工厂，虽然投产捷报频传，实际上没有一家厂具备开工条件，只充分具备了工伤与其它意外伤害频频发生的条件，以致许多厂子几年后又不得不迁回原地。据有关部门计算，全省因搬迁工厂这一瞎折腾，造成直接损失3.2亿元，白白耗去钢材上万吨。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另一个重大原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程将军也积极照办。他把合作商店和个体商贩一律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在一次商业工作会议上，他重拳一砸，喊出打倒商人主义!仅1968年里，南昌市就取消了400多个商业网点，下放291名有影响的工商业者。他宣布，江西是全国第一个消灭了资本家的省份。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光辉经济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工农兵学商合一，农林牧副渔并举，全民皆兵，生活军事化。程将军也紧跟照办。1969年冬，他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还亲自为农民规划了新村图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这意思是，在八字形山谷上端，建造用于蓄水的一口塘;一口塘下边是按照大寨的标准一层层的修建梯田;两边的山坡上则盖起简易农舍。程世清下令全省按图行事，把农民强行搬迁上山。然而，仓促建起来的一口塘工程质量非常低劣，第二年春天由于蓄水过多，排泄不及，导致垮堤。数万劳力大干30天旱涝保收的梯田以及新农舍，统统被洪水冲得精光。农民又回到了祖居之地。有史以来，亲自为千千万万农家规划农舍基建格局，并以枪杆子强迫实施的军人，大概也就只有程世清一位。

在全民军事化方面，程将军也作出了巨大成就，将全江西化为一个巨大兵营。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乡下，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在中学，各个年级是营，班级则为连。一篇《关于江西拖拉机厂四车间试行军事编制的情况调查》称：将车间380余人，编成三个连。班是连队的最小单位，每班10-12个人。党支部建在连上，排上有党小组，每班逐步都有党员。经过半个多月的实践，证明军事编制完全适用于工厂企业，对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效果很好。(1968年9月18日《江西日报》)

据李意根说，各单位里能侥幸逃脱这一建制的，大概唯有厕所，连劳改农场都笼进去了，将大批中学生送进去后，成立了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整个大陆，只有江西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云云。其实，全民军事化并非程的创举，不仅1958年全国都变成了兵营(同时还是红专大学)，各行各业一律是军队建制，而且在文革期间军事建制又大规模恢复，至少在城市是这样，当时所有的工厂都实行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程世清的个人发挥，似乎只在于他把这套扩大到农村和学校里去罢了。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内容是教育革命，程将军在这方面的贡献也颇为不俗。江西全省13所大专院校被砍掉8所，剩下来的5所都被迁到边远山区。如江西师范学院和江西大学文科、江西教育学院合并，改名为井冈山大学，搬迁到井冈山脚下的拿山。江西医学院和江西中医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西医科大学，下迁到吉安县的青原山。中学也迁，南昌二中迁市郊梅岭，八中迁永修县马回岭，师院附中迁靖安县，十四中迁奉新县罗坊除了教学设备、图书、仪器等由汽车运输，十几岁的孩子们统统徒步而去，忠不忠，铁脚板下看行动，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一路上毛主席语录歌唱得震天价响。

这就是毛共将军的爱民德政，就是毛共治国的种种大手笔。程将军不愧是我党我军的优秀代表，毛主席的好学生。据陈云的秘书披露，程世清向陈云抒发了他的建设宏图后，陈云曾对其秘书感慨道：真是军管经济，胆子好大啊!然而这与伟大领袖当年主管经济时的胆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请问，大跃进算是军管经济，还是民管经济，抑或是白痴管经济?胡琏将军治下的金门岛是戒严地区，反共第一线，算不算军管经济?为何又没有这些白痴大手笔涅?

毛共将军与国军将军的又一重大区别，是前者竟然直接介入高层权力斗争，干预党务政务，绝非文明世界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据该书披露，九届二中全会后，程世清试图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分别去请求毛泽东和林彪散会后不要走，在南昌住几天，两人谈一谈。毛林都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林次日即变卦，下山回北京，程挽留无效，只好又赶去见毛说明此情。毛泽东悻悻地说了声：变化这么快?

1971年夏，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发动倒林战役，在南昌召见了许世友、韩先楚和程世清等人，直接点了程世清的名，问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向死党打招呼时有没有他。程吓得魂飞魄散，一夜无眠。次日(1971年8月31日)，他灵机一动，便去向毛泽东密告林彪，立功赎罪。据说他向毛告密的内容是：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8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泽东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世清讲完后，毛泽东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它任何人都不能讲。次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午饭后，毛突然命令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完全打破了原来的行动计划。

据说，毛之所以提前返京，就是因为程世清这一密告。而过去官方报导从未提及此事，以致众说纷纭，猜测多端，那些为林副翻案的好同志们甚至把这说成是伟大领袖的阴谋诡计。我在写作《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时，尚未得知这个信息，因此虽然对各种奇特的阴谋论不以为然，把毛此举解释为疑心病发作，但也未能查明毛提前回京的真正原因。现在看来，他之所以赶回去，不是因为知道林彪要暗算他，而是怕他的副统帅坐水陆两用坦克逃到韩国去!

此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盲笑话：程世清是装甲兵出身，却竟然闹出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的笑话来，堪与空军司令吴法宪自称在雷达监视器上目送林副专机越境的文盲佳话媲美。幸亏他的红司令毛泽东更是超级文盲，这才能信之不疑。若是毛稍微有点常识，则程世清这密告只会招来他的奚落嘲笑。那么，林副仓皇出逃时，毛多半还会在南方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也就少了生动素材了。

更可笑的是，程世清还不知道此举无异于为自己签发了逮捕状，竟然在秦城监狱中写的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告密后的心情：

当时我觉得压在我心里将近一年之久的大石头，终于掉下来了，我感到非常的轻松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两贵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当夜我睡得非常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算是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您说这是什么白痴?本来，以他微不足道的地位，去撮合两大巨头和好，就是自不量力的蠢事，只会被多疑的毛泽东把他当成林彪的亲信若非他深受林的赏识，甚或受了林彪委托，岂能冒昧向毛提出这种建议?这告密更是致命，若不准确倒也罢了，却偏偏不幸而言中。哪怕毛心态正常，不是个深为妄想型人格失常所苦的病人，也一定会想：他的情报为什么这么准?连林彪秘密出逃的最高机密都知道，其它机密还用说么?

所以，程世清在林彪事件后被关了将近十年(从隔离审查算起)，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人汪东兴就比他奸猾得多。他在向毛告密前曾向汪东兴讲过，要汪代他向毛报告，汪当即就拒绝了，要他亲自去跟毛泽东讲。毕竟是多年的大内总管，知道这种浑水自己是万万不能蹚进去的。

总而言之，痞子造反、文盲治国的空前逆流，为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不是可以轻易修复的。

《程世清沉浮录》 李意根 2015-08-23 08:4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