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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存景观与文化颓败书写中的先锋执守

——弋舟小说论

文/权绘锦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先锋小说”至1980年代末已风流云散，但先锋精神在此后的历史演进中艰难接续。弋舟是新世纪以来专注于城市书写的先锋小说家。从已有的创作看，他在三个方面承续并发展了先锋精神：其一，对城市生存本质的体验式书写，是对新生代文学先锋精神的承续；其二，对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是对新世纪文学先锋精神的推进；其三，对城市文化颓败的寓言化表达，是其先锋精神的个性化体现。由此，弋舟实现了对以欲望化叙事为主流的当前城市书写的超越，为新世纪城市小说发展路向做出了重要探索。

一、城市生存本质的体验式书写

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文体探索和叙事实验为主流的先锋小说，199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精神主要体现为向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原生体验的回归。弋舟说：“世俗生活貌似平庸寻常，却囊括着本质上的尖锐与激烈，在这个意义上，它给了我写作的依据。”[1]弋舟通过对表面千姿百态的城市生活的耐心摹绘，剥离其中先验的意义或公共经验，建构起以生命体验为本位的独特的叙事空间，展开关于个体存在与世界关系的独立探索。

坚持个人体验的“在场”是弋舟写作的自觉意识。同时，他还力求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相勾连，延展了生命体验的景深。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在转型中快速发展。这一历史趋向不仅标志着因体制转轨而来的物质生产急速增长，市场经济高歌猛进，消费社会强势扩张，还意味着由此而来的以市场法则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在意识形态重构中的迅速崛起，以及芸芸众生以追逐实利为准则而培育起来的平庸、猥琐的人格范型。弋舟的长篇《战事》即通过少女丛好从青春懵懂岁月走向成熟理性的成长经历，借助于她对自身与世界的审视、与社会和人世的交往、从生理到心理的变化，及其丰富生动的内心轨迹，揭示出城市斑斓景观遮蔽下灰败不堪的生存本质。

小说名为《战事》，缘于两次伊战与少女成长体验的对应。北方工业城市因体制转轨，日渐凋敝。少女丛好在目睹母亲偷情与私奔，见证父亲的隐忍与怯懦，尤其是发现父亲竟借色情书刊自慰后，认识到了现实的平庸、猥琐与无望。在青涩与叛逆中，丛好偶遇张树。张树虽以盗劫为生，却让丛好看到了反抗平庸与猥琐的可能，遂与其同居。伊战爆发，丛好认定萨达姆会赢，只为这个远在天边的傲慢男人曾赢得张树赞誉。于是，尽管生计艰难，丛好也甘愿与张树厮守。但张树却因故意伤人入狱。丛好被扫地出门。在与毫无尊严的父亲来到南方都市后，丛好结识并动情于爱好文学的打工仔小丁。但文学的纽带脆弱不堪。夜晚散步遇盗，小丁落荒而逃。当强盗意图不轨，一条狗的偶然出现使丛好幸免。经此劫难，丛好陷入了无边恐惧。无聊间，她把自己的生存恐惧写成文字，大受好评。因为丛好未留姓名，她在当地成了一个谜。这个谜也吸引了儒商潘向宇。潘向宇不仅找到了丛好，还对这个面对世界只能以冷漠自卫的女人兴趣盎然。当机会便利，潘向宇欲火如炽时，经受难忍疼痛的丛好却深感对方的贪婪、自私与榨取。嫁给潘向宇，丛好生活安定，事业一片坦途。但偶然间，丛好发现，对自己颐指气使的潘向宇遇到实权官员时，却刻意巴结，丑态百出。再加上潘向宇混乱的私生活以及无由猜疑，丛好觉得，世界再次显出了平庸与猥琐。也许希望还在。刑满释放的张树来了。丛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其上。但张树不是为了爱情，他只想捞一笔钱，因为丛好嫁了有钱人。最后的希望轰然溃塌。与此同时，伊战结束，傲慢领袖的血性被证明只是虚妄的幻影，平庸与猥琐依然不可阻挡，成为这个世界无法抹去的徽记。

从南方到北方，从工业城市到商业都市，从计划时代到市场经济，从商人到官员，从打工仔到文化人，丛好历经挫折的成长体验揭示了当代中国城市生存共有本质：无处不在的自私、贪婪、猜疑、怯懦，以及由此形成的平庸猥琐的人格范型与社会氛围。

现代城市意味着以文明和教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蕴。但中国城市大多有着欠发达国家共有的后发特性。在城市空间里，既有政治威权专制，也有黑恶势力肆虐，既有资本横行的混乱，更有现实功利的冷酷。城市社会遵行的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所谓的文明与教养只是被掩盖着的谎言与虚无。

《蝌蚪》通过“我”的成长体验揭示了城市文明的本质。父亲郭有持曾是优秀技工，因恋人徐未被赵副厂长强娶，经此打击，凭一把菜刀成了十里店一霸。由于这把菜刀，母亲绝望离家；凭着这把菜刀，郭有持将徐未带上了床，并在与赵副厂长斗法中获胜。但时移世易，外地投资者涌入，仗着财大气粗，羞辱了郭有持。当他试图凭菜刀重树权威时，遭到法律严惩。为营救郭有持，徐未付出了一切，却被保外就医的郭有持逼得自杀。这一切，使少年的“我”羞愧无地，只能努力读书，以离开这里。大学毕业，“我”成了电视台编导，在教养与文明中优游。然而，城市文明的真相令人寒心。“我”曾与舞蹈演员马斯丽因普希金情诗而相爱，却发现她只是贪图私利的小人；“我”狂热爱着冰清玉洁的庞安，却被告知，之所以相互交往，只因为“我”酷似其前男友林楠。在与庞安的若即若离中，“我”也与其同事管生相熟，并时常被其同性之爱吸引。庞安父亲是手眼通天的律师，当马斯丽以怀孕要挟他时，希望“我”助其解困，回报则是与庞安的婚姻，遭到拒绝。绝望中的马斯丽与试图借暴力重现荣光的郭有持合作绑架了庞律师。与警方对峙中，郭有持被击毙，庞安随名誉扫地的庞律师离开。“我”对这一切充满厌倦，却无处可去。当管生告知，作为爱情纽带的庞安和林楠的故事全然出自虚构时，“我”对文明与教养的幻想彻底破灭，只能在与管生的同性之爱和化身蝌蚪的谵妄中寻求庇护：“文明不再困扰我，野蛮不再困扰我，因为我会逐渐丧失那种无用的意识；女人不再困扰我，男人不再困扰我，因为我将雌雄同体。”[2]（P226）

此外，在一系列中短篇中，弋舟亦通过人物经历，揭示了掩藏在表层下的城市生存本质：《鸽子》是对城市中贫富分化现状及其心态的关注；《隐疾》是对城市富人灵魂孤独及其变态反抗的呈现；《李选的踟躇》书写了城市白领内心“那种对于邪恶的向往和屈从，那种委身诱惑的本能。”[3]《蒂森克虏伯之夜》则揭示了城市仿真性的致幻本质。总之，弋舟通过个人体验，将其与时代勾连，以反思与警醒的姿态揭示了当代城市的生存本质。

二、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

先锋意味着永恒的反叛。比格尔认为，在西方艺术史上，具有唯美倾向的先锋艺术曾凭借自律性成为一种抗衡性文化力量。然而，当人们在追求艺术乌托邦的过程中逐渐满足于以艺术想象方式完成理想规划，不再通过社会变革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秩序时，曾经的先锋艺术就会因体制化而失去批判的锋芒，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无辜共谋。继之而起的“先锋派的抗议，其目的就在于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之中，揭示出自律与缺乏后果之间的联系。”因此，“历史上的先锋派运动值得赞扬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这种自我批判。”[4]（P124）滞后于西方，中国先锋小说的诞生最初是为了解除意识形态枷锁，确立文学的相对自律，但因其精英主义姿态和猝然遭遇的市场经济大潮，其先锋精神在短暂的眩惑之后，迅速消散。199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正是在反叛前辈的精英立场和挑战自律化艺术体制上凸显其意义与价值的。新世纪以来的“底层写作”则试图将先锋精神融入其中，在反抗自律性艺术体制，强调文学的“介入性”的同时，完成“先锋的底层转向”[5]。

小说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自律性的审美活动。这不符合小说的本性。布斯说：“在一切艺术中，小说最抵制纯化活动。它显然是由杂念构建而成的。”[6]（P136）根据其一贯立场，“介入性”是这“杂念”的题中之义。强调新生代以来当代小说的先锋精神就是反叛中的“介入”，并不意味着要求小说去宣传某种理念或直接改造现实，而是指小说至少应在伦理观照层面显示其意义。随着城市化大幕拉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明显，社会分工加速，职业选择越加多样，社群文化多元纷呈，由此导致原有的伦理关系出现裂隙，走向式微，面临解体，而新的伦理关系正在建构，并呈现出复杂而暧昧的面目。不同阶层、职业与社群的城市中人遵行不同的生存伦理，这已成为当代城市写作必须面对的现实。

弋舟对小说的本性及先锋精神有着清晰理解。他说：“‘感同身受’是一个小说家的基本能力。这个能力是指向他者和世界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将个人经验与世界建立起那种小说意义上的‘关系’，我们的写作就必定是无效的。”[7]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弋舟将思想的锋芒收敛在伦理的边界，通过对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切书写，对人物心灵中曲折、隐蔽、幽暗变化及其根源的细致表现，揭示出形形色色被扭曲了的伦理关系的荒谬，凭借着对城市生存伦理的多维度观照，在当代城市书写中独树一帜。

《我们的底牌》这部中篇是弋舟对城市底层生存伦理的反向建构。弋舟通过对底层群体生存伦理及其变化过程的叙写，既体现了他的悲悯情怀与批判立场，也是对当下底层叙事专注于苦难倾诉和矛盾揭批的超越。在当代中国城市，贫富分化怵目惊心，其必然后果是社会权利失衡与价值体系失效。在权利分配中，数量巨大且毫无保障的是缺乏资本、权力和专业等优势支撑的底层群体。当城市快速发展、蒸蒸日上、日益光鲜时，他们却得忍受生存恶化和内心失衡的双重煎熬。于是，在憋闷、委屈、无奈与躁动中，只能对生活发出绝望的悲吟与变态的抗争。《我们的底牌》即叙写了底层因生存压力所导致的伦理异化及变态抗争。童年时代，因邻家玩伴淹死，受到无尽纠缠，“我”的双胞胎哥哥学会了自残式的“发作癫痫”，得以脱困。此后，无论任何要求，他们都会用此“怪招”，达到目的；少年时代，发育较早的妹妹傲人的胸脯曾使流氓垂涎，危难之际，还是哥哥们使“怪招”解难。从此，他们借此四处欺诈获利，使整个家庭声名狼藉；成年后，“我”在市里奋斗，有了一家小店和还算体面的生活，自以为从此摆脱了那令人羞愧的过去。当“我”受到哥哥们的蛊惑和妻子的逼迫，试图与已割去双乳的妹妹对薄法庭，分得一份房产时，妹妹和年幼的外甥学会了那“怪招”，使“我”落荒而逃；祸不单行，街道办主任通知，因地产开发，小店要被拆除。当“我”诉诸法律，被律师告知，官司不可能赢。“我”被迫成了钉子户。终于有一天，当警察要强制执行拆除时，“我”无师自通，开始“发作癫痫”，打出了这副竭力抵抗并挺了多年的“底牌”。通过这一悲凉而又荒诞到令人无言的伦理变异历程，弋舟冷峻地指出：在当代城市社会，作为弱者的底层，为了自保，只能放弃尊严，泯灭廉耻，不择手段，丧尽伦理，以变态方式表达对资本和权力宰制下丛林社会的无望抗争。

《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中，“我”和妻子下岗，生活陷入困境，冷酷现实如同铜墙铁壁，以其不可阻挡的荒谬逻辑将“我”逼到死角，将人所本有的伦理情感剥蚀殆尽。“我”在菜市场做了卑微的保安，为了对得起良心和微薄工资，把抓小偷当作职责。但上级却与小偷勾结，让“我”睁只眼闭只眼；因发现妻子在家偷情，“我”与人理论，遭到姘头黄老板暴打，所有人包括母亲却都说“我”应该闭眼；年仅十六岁的女儿青青辍学，公然和小混混同居，老师同学都认为“我”应该装作没看见；当青青一时激愤，让男友刀伤黄老板，妻子发疯，女儿被捕时，“我”不得不主动担责，承认自己是幕后指使者。“我”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更无处倾诉，孤苦无依中，只能寄望于“天上的眼睛”。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普通大众也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天”是中国普通民众最后的伦理支撑。当弋舟叙写一个卑微生命在生存压力和社会不公面前，不得不一再退守，放弃正常伦理，在经受种种践踏、打击与扭曲后，只能依靠虚无缥缈的“天”获得心灵慰藉时，他对底层的态度就不仅只是悲悯情怀，而是真正的“感同身受”了。

植根于机器工业的现代城市本身也被高度组织化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便是“对精神和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操纵。”[8]（P170）城市中人被社会角色所选择，经过追逐实利的城市文化洗脑，将逐渐物化为城市这一高度组织化机器的零件，只能遵行社会角色给定的生存伦理而不能越界，否则，必将因不合时宜而举步维艰，甚至付出沉重代价。中篇《被赞美》中，童年时代的汤瑾与邻家小弟仝小乙曾有过艰苦岁月中的患难情义，并以两块瓷片作见证。多年后，汤瑾离婚，成了文化局长情妇。因谨遵局长“认清形势”和“摆正位置”教诲，任其玩弄和安排，成为前程远大的后备干部。仝小乙则只是卑微的电车司机。因文化局宣传禁赌，汤瑾找到绰号“骰子王”的仝小乙表演节目，并在此后的交往中因空虚寂寞与之发生了关系。当仝小乙以为找到了真爱，而对汤瑾纠缠不已时，汤瑾却告诉他要“认清形势”和“摆正位置”。绝望中的仝小乙冲向疾驶而来的汽车，留给汤瑾的则是阳光下闪亮瓷片划出的美妙弧线。中篇《凡心已炽》中的阿莫同样因没有遵行社会角色给定的生存伦理而陷入绝境。阿莫是学校会计，相貌平凡，内心自卑。在对爱情的朴素向往中，阿莫与做文学编辑的落魄同学相恋，在其引领下，结识了一群文化人，并借混搭搞怪的衣饰赢得了“前卫”的赞誉。要继续获得认同，阿莫的收入不堪承受，她开始贪污公款。当她发现数额巨大到超乎想象，且无论如何也难以弥补时，等待她的只能是牢狱抑或死亡。阿莫本性朴实，但在城市消费文化诱导下，步入了假象的迷阵。她不知道自己看到的都是幻象，更无法从各类谎言中辨识真假。因此，当周围所有人都将爱情、肉体与审美当做游戏时，活得认真的阿莫注定要落入绝境，葵花般朴素但内心热情的少女只能在冷雨骤风中无谓凋落。

美国学者帕克认为，城市并不只是“单个人的集合体”或“社会设施的聚合体”，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的管理机构及其人员的简单聚集”，“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共同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所包含的，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9]（P23）现代城市的核心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在激发人类物质创造力的同时，导致了人在心灵与生存伦理层面泯灭个性的群体同化，构成了齐美尔所说的文明时代的症结：“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个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特与个性，反对社会的、历史习惯的、生活的、外部文化的技术的干预。”[10]（P258）追求自由与保持个性是人类的应然。当这种努力徒劳无益时，无路可走就成为命定归宿。《跛足之年》是一部颇具卡夫卡风味的情节零散的长篇。因长期被一个抽屉的噩梦困扰，马领辞了公务员职位。抽屉意味着规律与秩序，也意味着有保障的生活。不愿遵行抽屉式生存伦理的马领只能成为百无聊赖的城市边缘人。即便如此，马领也并未获得个性和自由，他还必须面对几乎所有城市人关于“千禧之年”的迷狂。无论中外，人类在潜意识中都相信时间的整段性能参与历史。人们认为，送走了旧的千年，新的千年就会给予自己崭新的一切，就会迎来“我们的时代”，就会吉星高照，鸿运联翩。当这种观念四处弥漫、无远弗届时，就变成了令人窒息的力量。马领不愿信守如此观念，毫无目的的逃亡就成为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即便逃亡途中，迷狂于新千年的空气仍无法躲避。就此，弋舟表达了对工具理性宰制下城市生存伦理的无奈愤激。

三、城市文化颓败的寓言化表达

城市是现代文化的生产基地与传播中心。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世俗化转型，金钱与市场主宰下的大众文化汹涌而至，再加上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主体的普遍溃退，曾经在1980年代风生水起的精英文化花果飘零。在今天的城市，人文知识贬值，精神价值崩溃，道德理想消解，借大众娱乐、消费符号与商业景观包装起来的城市文化隐含着颓败、虚无与空洞的本质。

与众多新生代作家直接呈现城市文化的颓败景观不同，弋舟主要通过精神记忆与现实境遇的对比表达其立场。他曾说：“先锋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望的姿势。”[11]弋舟回望的是曾亲身经历的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1980年代，这一文化思潮曾占据主流，并与官方意识形态同声相应。自1990年代开始，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兴起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彻底“被排斥和喜剧化了”[12]（P70）。弋舟在追思这一文化思潮对自己一代人青春、理想、信仰与命运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对这一文化思潮的没落激愤喟叹不已。对于这一历史变动，可以有多种书写形式，弋舟采用了寓言化表达。他说：“文学之事，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高级的东西，那种终极性的、神性的方向，也永远借着寓言般的‘幼稚’，在根本上哺育着一切艺术。否则，时风之下，若没有这样一个根基，文学早玩完了。”[13]这就是说，在弋舟看来，当代城市文化颓败的实质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没落，而这一历史过程更关乎人性与形而上的终极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曾被看做改变个体甚至民族命运的力量，公共舆论曾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保障。但弋舟却在中篇《雪人为什么融化》中，书写了知识的贬值、公共舆论的崩溃和知识分子的窘境。在光鲜外表下，暴虐势力如同这座城市的沙尘，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缝隙。于是，搜集各种暴虐新闻充实版面就成了晚报记者潘让的工作。潘让最大的业余乐趣是借网络谈话勾引异性。由于记者身份和旁征博引议论人生，潘让在猎艳之路上屡有斩获。在与一位恋爱失意女子并不愉快的性爱经历后，潘让被告知，她是黑老大李二水的“妹妹”。为了“公平”，做酒吧老板的李二水要潘让献出自己做舞蹈演员的亲妹妹潘少。为了保护妹妹，潘让使尽手段。但无论他借黑白通吃的地产商疏通，还是靠公安局处长撑腰，也无论他通过媒体曝光对方的非法经营以解困，还是砸扁自己的脚，以自虐方式博取对方同情，遵行不依不饶就是不屈不挠信条和欠债还钱金科玉律的李二水根本不为所动。无路可走的潘让只能选择以暴抗暴，借着酒劲，用拐杖横扫酒吧，并随时等待对方用油锅炸了自己的脚去喂狗，以“扞卫所有的妹妹”。因此，当知识、文明与教养异化为勾引异性的招牌，当舆论、法律和话语力量完全失效，任由暴虐横行之际，城市文化必然暴露出其颓败无力的本质。

美国文化学家拉兹洛说：“归根结蒂，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14]（P2）以启蒙精神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风光无限的1980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诗歌曾承载一代人的青春、友谊、理想与激情，它是信仰的支撑，是爱情的源泉，是纯洁的见证，是温暖人心的力量。然而，当诗歌在市场经济与商业时代遭到遗弃和背叛时，承载其上的一切价值必然就此轰毁。中篇《所有的故事》情节恍惚，内蕴丰富。庞安与乔戈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夕的篝火晚会上，北岛那“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的诗句，震颤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如天启般懂得并永远珍爱坚贞、忠诚、宽容与纯洁。多年之后，人事皆非。庞安成了“我”的妻子，乔戈则始终独身。为了改变生活的枯燥，“我”养起锦鲤。趁“我”出差，庞安与乔戈见面，使缺乏照料的锦鲤死掉。当“我”为此暴怒不已时，并不知道，乔戈与庞安并无苟且，他们在宾馆房间整夜未眠，只为背诵那不再复现的往昔曾刻在心灵深处的诗句；因喜欢锦鲤，“我”在兰城出差期间，总去一家锦鲤店，每天都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购买。当“我”兴味有加时，却被陌生人痛打。原来，女人在利用锦鲤贩毒，“我”被误认为便衣。不久，贩毒团伙覆灭，漂亮女人逃脱。当“我”准备离开兰城时，她朝“我”亮出了匕首，完成复仇。锦鲤五彩斑斓，寓意多重。在庞安、乔戈那里，是对过往诗意人生的寄托；在“我”这里，却只是枯燥生活的调剂和猜忌妻子的借口；而对于罪犯，它又是贩毒工具。只因时移世易，当追逐实利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时，爱情、理想、纯洁、忠贞、宽容……那因诗歌得以激发和承载的全部价值被彻底颠覆，令人伤感而又无奈地成为过眼云烟。

在理想的预设里，以其独立人格、知识理性和道德良知推动社会前行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当代知识分子曾履行职责。但19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已然“失语”，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推卸给了后代。中篇《等深》寓意深厚。20年前的大学时代，女友莫莉激于道义，和贫穷而患有癫痫的好友周又坚相恋，只因对方敢于对时代疾言厉色，敢于对生活中的一切不义直面斥责。于是，“我”同时失去了朋友和恋人；3年前，“我”做了大学教授，以“说话”谋生，却不时感到话语的空虚、无力与欺骗性。与此同时，曾因“说话”赢得爱情的周又坚离家出走，神秘失踪，只因在与这个世界的对峙中，他已彻底成了格格不入的被世界遗弃的“病人”。3天前，莫莉快满14岁的儿子失踪，使她陷入绝望。“我”凭直觉判断，男孩的失踪与莫莉的情人、公司老总郭洪生有关：男孩要赶在未满14岁、不负刑责之前，刺杀郭洪生，只因曾目睹郭洪生借权势摸了母亲的屁股。怀着“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亏欠”，怀着对“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的内疚，“我”慨然前往，希望阻止这场随时会发生的血案。在成功截获手持短刃的男孩后，“我”震惊于如下事实：男孩选择的日子，恰是自己年满14岁之后，他要“光明磊落地谋求敢作敢为的责任”。这瞬间照彻了“我”灵魂深处的“肮脏、油腻、乖巧、轻浮”。用如此方式，弋舟表达了对过往的怀恋、对现实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愧疚，而这也理应成为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隐衷。

总之，不可否认，“无论我们对城市作何理解，近五千年来，它已经成为人类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无论其是好是歹，城市终究是我们的未来。”[15]（P384）不容回避，城市书写必将成为未来中国文学之巨流，而书写城市中人的生存景观与城市文化必将成为当代作家的职责；无可辩驳，只有执守永远反叛的先锋精神，中国文学才会寻得生生不息力量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还不能对弋舟的小说作出文学史视野中的判定，但至少应该承认，他为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做出了不容忽视的探索。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