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李宗仁差点儿取代蒋介石划江而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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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茂清（作者系文史学者）

李宗仁与白崇禧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经谈判求得停战和解，保全长江以南省份，与中共以长江为界，在美国支持下坐稳半壁江山，并彻底取蒋而代之。此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认定蒋介石已是不可雕的朽木，不再给予支持，决策“换马”，劝蒋退休，让位给李宗仁。

蒋介石与李宗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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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底国共大决战胜负已分，南京政府精锐丧尽，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北岸。四面楚歌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被毛泽东称为“求和声明”的《元旦文告》，表示愿和谈下野，意欲通过谈判使中共停止进攻，争取时间整顿兵马，卷土重来。“代总统”李宗仁也要求与中共谈判，希图谈出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坐稳江南半壁江山。

　　此时此势，毛泽东需要面对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还是“沽名学霸王”满足于“南北朝”？他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希望谈出个“南北朝”局面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但退而未休，在老家溪口遥控时局。

　　蒋介石与李宗仁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政敌了，但在划江而治这一点上两人高度一致，蒋曾多次向李宗仁表示，支持他与中共谈判，谈出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为迫使中共接受划江而治，蒋介石抢在下野之前，部署军事，给中共施加压力，任命了一批亲信将领担任长江江防指挥官，如以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的军事指挥权。又在宣布下野后的1月下旬，在溪口召开会议商讨长江防御，决定把江防分为两大战区，湖北宜昌至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有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到上海由汤恩伯指挥，有75个师约45万人，并配备兵舰172艘、飞机230余架，协同固守长江一线。

　　3月3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到了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草拟的和谈“腹案”。张治中讲到和谈“限度”即现在所说的底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华北、东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对此，蒋表示首肯。

　　蒋表面上是下野了，但引退后两个多月时间里，每天都在发号施令，以备战求和为口号，规划、操纵长江防御作战部署。国防部部长何应钦遵照蒋的命令，组建了12个编练司令部，源源补充训练新兵；已被解放军歼灭的嫡系部队各个师的编制，也很快恢复，并任命了蒋信得过的师长。

　　4月1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一行飞抵北平，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开始。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向广州中央党部发去指示，以党的名义压迫李宗仁照此执行：（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反对中共渡江。

　　中常委还按蒋介石的旨意，成立了“和谈指导委员会”，负责谈判的指导与决策，内中多数成员听命于蒋介石。

　　李宗仁：“我想做到划江而治”

　　李宗仁从蒋介石手里接过的是一副烂摊子，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谈判维持残局。在代理总统的第二天即1月22日，李即宣称愿以毛泽东开列的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

　　李宗仁与白崇禧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经谈判求得停战和解，保全长江以南省份，与中共以长江为界，在美国支持下坐稳半壁江山，并彻底取蒋而代之。此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认定蒋介石已是不可雕的朽木，不再给予支持，决策“换马”，劝蒋退休，让位给李宗仁。

　　刘斐也是桂系骨干，是李、白选派的和谈代表之一。李宗仁3月上旬约他谈话，对他说：“我主和有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全国民众要和，立法院多数委员主张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支持我讲和，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苏俄和中共都是不能不重视的。”

　　刘斐问：“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李宗仁交底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算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刘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

　　李宗仁有点不以为然：“你放心去谈判吧，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李、白政治上作积极谈判姿态，军事上作划江而治的准备，提出和谈时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争取利用3~6个月的时间，编练150~200万新兵，造就军事上的优势，阻止解放军过江。

　　当时武汉下游长江以南地区，南京政府尚有残存的百余万陆军，空军海军仍是完整的，又有新兵陆续补充，总兵力可达300多万。《李宗仁回忆录》中说：尽管质量不行，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的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扼守长江，同共产党隔江对峙个三年五载还是可以的。

　　白崇禧对桂系人物的和谈代表黄绍竑说，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留一些警戒部队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

　　3月31日晚上，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和谈代表团后，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首要议题是加强长江防务。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防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事项作了规定。还责成参谋总长顾祝同加紧组编二线兵团，以资江防的后续梯队。

　　毛泽东：“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李宗仁说美国支持他讲和，这在人们预料之中。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毛泽东尊为“先生”的苏联，居然同意调停中国内战，以长江为分界线。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宣称：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

　　1月10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通报南京政府挽请苏、美、英调停中国内战。电报中说，我们打算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现在都是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一方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政府想使另一方即中共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行调停的同意。

　　眼看蒋介石就要兵败大陆、解放军行将进军江南，斯大林的电报中却说苏联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这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的求和备战。对此毛泽东怀疑，斯大林想在中国搞“南北朝”。

　　前事不忘，毛泽东想起了4年前斯大林的“不许革命”：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民党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沦陷区都有八路军、新四军穿插其间，毛泽东准备趁此机会发展壮大，甚至在苏联红军支持下拿下东北。因此在苏联出兵的当天，就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并电请毛泽东去重庆面商国家大计。这时斯大林来了电报，反对中共再与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承担？毛泽东气愤地称之为“不许革命”。

　　这次，毛泽东当然不会为斯大林所左右，他在给斯大林的复电中婉转回绝：如果苏联在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中，采取你1月10日电报中阐述的立场，美、英、法就可能认为，参加调解工作是应该的，国民党就取得了侮辱我们的借口，说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感到失望……

　　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他在1949年4月11日的谈话中说：“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

　　周恩来也说起过此事。1955年1月，周恩来对即将赴莫斯科任驻苏大使的刘晓说：“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曾说到：“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白崇禧：“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

　　李宗仁与白崇禧为了试探中共方面的反应，决定派刘仲容去北平见毛泽东。刘仲容长期以桂系特使身份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还曾秘密访问过延安，被毛泽东称为“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

　　刘仲容秘密北上时，白崇禧向他交代了此行的任务。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武断地说：“国军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

　　3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北平，当晚，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刘仲容道明来意后，毛泽东收敛笑容：“白先生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

　　刘仲容意图说服毛泽东：“白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国军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你们的木船能过得去吗？”毛泽东纠正了白崇禧的估计数字：“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毛泽东的口气、神态充满了自信：“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反动的军事家从来都是不懂得人民的伟大力量的。”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之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已到北平。毛泽东想请刘回南京劝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大势，并请他转达李、白：“桂系的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我们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毛泽东还郑重承诺：“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至于他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他如果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还可以退到广西，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内不进广西。”

　　周恩来也对刘仲容说：“人民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告诉李、白两位，国共双方谈判已经开始，不论他们签订不签订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原原本本报告了北平之行经过。李宗仁未置可否，但说且待商量。白崇禧听说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一脸愠色：“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还谈什么?”

　　刘仲容又转告了毛泽东请他带兵的话，白崇禧显然听不进去：“对我个人的去留，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的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不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宣告将于1949年内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并以“农夫和蛇”的故事告诫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针对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又在1月14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8项条件作为国共谈判基础，以和平方式达到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目的，使国家少受损失。

　　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朱学范、蔡廷锴、章伯钧、彭泽民、章乃器、陈其尤、郭沫若、沈雁冰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热诚支持中共8项和平条件，热诚支持解放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快要土崩瓦解了，为了苟延残喘，表面上提出和谈，阴谋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作最后挣扎，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应苟安纵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

　　北平和平解放，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毛泽东把“北平方式”定为与南京政府和谈的样板，他在3月5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8条，不许讨价还价，并警告李宗仁、白崇禧，如不愿接受北平方式，就用天津方式——武力解决。

　　毛泽东既作“北平方式”和平渡江接收江南的准备，又作“天津方式”武力解放江南的准备，早在2月初，就已任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5人组成总前委，领导组织渡江战役。

　　国共谈判开始，第一阶段由周恩来与张治中、叶剑英与黄绍竑、林伯渠与章士钊、李维汉与邵力子、聂荣臻与李蒸、林彪与刘斐作个别对话。南京代表口径一致，要求中共不要过江。中共代表同样口径一致：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4月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中外：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唬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8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

　　鉴于南京代表再三请求中共有所宽容，为争取谈判成功，毛泽东于4月8日起亲自出马，逐个会见南京代表，就战犯名单、军队整编、解放军渡江、联合政府的组建等，凡中共所能作出的让步都交了底，其中的第四点是：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其时机可以在签字后实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张治中等表示可以接受，于是向南京请示。

　　为给李宗仁考虑的余地，毛泽东更改了渡江时间， 4月11日上午，中央军委指示渡江战役总前委：原定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假使政治上有必要，还准备再推迟7天，即23日至29日。

　　然而12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5项决议，并指示在北京的谈判代表团遵照执行，内中之一是“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也在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他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刘仲容一下飞机，就被接送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处，并直言相告，李、白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厢情愿，解放军已决定近日渡江。毛让刘仲容转告李宗仁：他在解放军渡江以后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对他以贵宾款待，那时和谈仍可继续进行。

　　刘仲容立即用电话向李宗仁作了报告，李宗仁无动于衷。

　蒋介石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毛泽东得悉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后，决定摊牌了，13日告诉周恩来：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对方的意见。如提出任何异议，不论是内容上的或文字上的，均不要允许修改，只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以便考虑。另向张治中说明，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举行签字仪式。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当晚的会议上，周恩来将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交张治中。南京代表团接连两次讨论，提出修改意见40多条，以书面形式交与中共代表。

　　毛泽东指示，坚持应该坚持的，忍让可以忍让的。结果采纳了半数以上，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

　　15日的双方会议上，周恩来将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交给张治中，并郑重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南京政府是否同意在协定上签字，于本月20日为最后期限，如果同意就签字，否则马上过江。

　　16日一早，南京代表团的黄绍竑与顾问屈武携带“协定”乘专机飞返南京请示。

　　李宗仁看了“协定”犹豫不决无主张，何应钦、顾祝同等坚决反对。白崇禧也不答应，他恶狠狠地训斥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李宗仁就更不敢拿主意了，令人马上送去溪口征询蒋介石的意见，同时要求中共暂缓签字日期。

　　蒋介石看过“协定”，拍案大骂：“文白（张治中字）无能，丧权辱国！”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党，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18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遵照蒋介石指令发表声明，拒绝《国内和平协定》，通知在南京的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照办。

　　何应钦主持行政院开会，作形式上的最终决策，李宗仁列席。参加者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王少谷等，他们均是蒋介石的人，一致反对签署“协定”。本已不敢接受“协定”的李宗仁，也只能唯蒋介石之言是从了。

　　19日，李宗仁主持召开和谈指导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议电告张治中，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当天晚上南京广播：对和平协定8条24款似未便同意，尤以渡江要求，实非即可同意。

　　毛泽东要张治中转告李宗仁，中共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张治中：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南京政府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彻底破裂。

　　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从20日子夜起，分东、中、西三路，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横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了南京政府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江防。23日，南京终于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彻底覆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