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精神。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
吴钩先生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气给我们讲了四个故事，以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同舟共进》2014.3）。文中的四个故事，讲的都是“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讲完了这四个故事，吴先生又以“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讨论了宋朝理学家所希望建立的“虚君制度”和“宰相治理”，以及“执政（宰相）与台谏”“相制”而不能“相胜”的政体结构。而吴先生更进一步的创见，则是提出了宋代具有“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而且有了明显“法治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的见解，甚至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吴先生因此认为，所有关于“宋代君主专制得到强化”的论断，都是不能被认同的。
为了不至于误会吴先生的意思，笔者再三读了吴先生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有论有据；但不足的地方，是对论据的误读；而误读的根源，则在于对“专制”一词的误解。
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吴先生所讲的四则宋朝故事。
第一个故事。宋初，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太祖于是任命赵普为相。但诏书没有宰相签名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太祖说可以由他来代为副署。赵普认为，这是宰相的事，不该皇帝来做。最后，由同平章事（宰相官衔）、开封府尹赵匡义签名副署，太祖才签发了任命诏书。
按宋朝的规矩，皇帝的命令，凡是由中书（相府）执行的，概由中书按皇帝指示起草诏书。其程序是：宰相从皇帝那里接受指示（“取旨”）；命中书舍人（相府属官）按皇帝的指示依式起草诏书；再由宰相在诏书上签名副署；然后呈交皇帝签名生效。可见，吴先生所谓宋代“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讲法，无非是把相府的工作程序当成决策程序，完全是由于误读所致。
第二个故事。神宗因为陕西用兵不力，下令将一名转运使处斩。宰相蔡确认为，这会坏了宋朝不杀士人的规矩，不同意杀。而门下侍郎章惇，则以“士可杀，不可辱”为据，连神宗要将此人刺面流放的旨意也坚决反对。他还告诉神宗：“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蔡确坚持的是“祖宗家法”，章惇强调的是士大夫尊严。二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为依据的。忠臣谏诤，明君纳谏，是中国人历来强调的政治传统。做臣子的维护祖宗家法和文治理念，谏止皇帝的任意胡为，显然与宋朝是否专制无关。将这样的故事，作为宋朝不是专制王朝的证据，又不知是出于怎样的一种误读。
第三个故事。陪孝宗下棋的赵鄂向孝宗要官。孝宗惮于“外廷”的阻挠，就让赵鄂自己找外廷官推荐。赵鄂找到“恩公”中书舍人葛邲，要他推荐，但遭拒绝，说哪怕是皇帝降旨，也照样要驳回。
宋朝封官，虚衔虚职泛滥。官员只有受皇命“差遣”，才真正有职有权。赵鄂因为陪孝宗下棋，获得了“武功大夫”这一中级武衔，和“浙东路钤（即钤辖）”这一地方警备官虚职。对于一个棋手来说，待遇已经不低。凭技艺得官，属“伎术官”一类，按规矩也只能得到武职。太祖、太宗时，以一技之长行走于宫廷的伎术官，近水楼台先得月，由武职迁任文职的事很多。后来，真宗曾下令禁止伎术官像京官那样考核升迁，仁宗也曾下令禁止伎术官请托辅臣和宗室荐举为行政官。这两条，估计都与伎术官由武职转文职有关。
鉴于汉唐之失，宋朝对外戚和宦官限制得很严。此类对伎术官的限制，用意也无非如此。赵鄂估计也是想迁任文职，以便有机会得到“差遣”。但孝宗让赵鄂找外廷官推荐，更像是一种婉拒。记载此事的张端义，就称赞孝宗：“非特处君子有道，虽处小人亦有道也。”而葛邲坚持“祖宗家法”，固然是为官的本分；但从他称赵鄂为“我家里人”，也不难看出还有避嫌的意思。总之，以这样的例子来说明皇帝“不敢私自封官”，也还是出于误读。
第四个故事。给事中谢深甫，每每敢于缴驳光宗提拔近臣的私旨；中书舍人楼钥，对光宗不合法度的私旨同样“缴奏无所回避”。
吴先生讲这个故事，还是要说明宋代皇帝不能任意提拔官员，而且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缴驳的权力。虞云国在其所着《光宗传》中指出，韩侂胄因为是嘉王（后来的宁宗）夫人的曾叔祖，“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即历练与政绩考察）才能达到的官阶，光宗还准备超授他四阶，又相当于20年的磨勘转迁，后因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而品行为人所不堪的耶律适嘿，光宗任命他为承宣使，“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光宗以御笔宣谕他书行（即签字同意）”，尤袤只好照办了。尤袤是光宗做太子时候的旧僚，曾因讽谏光宗不要任用私人而被逐出京城，他的上奏也曾被光宗撕碎泄愤。尤袤后来积忧成疾，上表光宗，请求致仕，光宗也不予理睬。可见，在皇帝能否任意提拔官员，是否尊重臣下封驳之权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约。这两个例子，正好可以用来反驳吴先生的误读。
宋朝专制的制度化水平高于汉唐
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其集权的最显着特点，就是皇帝的专制。由秦到清，两千年间，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就是以强化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其特点之一，就是越来越理性化。这个“理性化”，从制度设计来说，就是使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从对皇帝的政治品格的要求来说，就是使他纳谏而不是拒谏，以及近君子而远小人；而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来说，就是从制度约束和教育入手，使他们不忘忠君爱民。
在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中，以汉唐与宋相比，前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而后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多。由汉至唐，因为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所以就出现了诸如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如西晋司马氏诸王）“共天下”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皇帝可以任意将权力赋予他人，却收不回来而造成的。
宋朝是非常重视皇权专制的理性化的。如上面所讲的第一个故事，其中有过这么一个细节。当时有人建议效法唐朝甘露事变之后，因宰相缺席，而让尚书仆射（尚书省的副长官）“奉行制书”的“故事”。但反对的人说，这种事情发生于“非承平之时，不足为据”，因此提议由“同平章事”的赵匡义来“副署”，以完成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的细节说明，宋朝士大夫非常重视程序和原则；对于决策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对制度的破坏性，抱有高度的警惕。这正是专制集权制度愈趋理性化的现实反映。而上面讲的另外三个故事中所强调的“祖宗家法”，也都包含着强烈的按制度办事的理性化特征。
从具体的制度设置而言，宋朝的专制集权有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把军、政、财权都收归中央；二是将内、外廷行政系统分权制衡与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科举选官制度的普遍实行；四是对恩荫的严格限制。对于这样的理性化，宋朝君臣自有种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宋太祖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北宋宰相文彦博所说，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高宗则谓，宋朝“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基于“文治”理念的理性化，一方面针对的是五代“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另一方面针对的是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共天下”的问题。在这一理性化的制度创建过程中，宋朝的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等中枢权力，都分别集中于皇帝。所谓“权在人主，下无专政之嫌”；“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君权主导下的分权制衡
强化皇帝的专制集权，这是根本前提。至于理学家的“虚君”共识，即便有，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富弼反对神宗事事亲批，说哪怕每件事批得都对，也不符合为君之道；何况总也会有批错的，日积月累就是一大堆。他特别提醒神宗，正当变法之时，皇帝应该洞烛小人趁机生事的本性。他这里讲的是“为君之道”，是人君南面之术，而不是什么“虚君”。即凡事让臣下去做，错了当然都是臣下的错，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并猜不透。如果事事亲力而为，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都了如指掌，夤缘作奸的小人就有机可乘。皇帝如果出错多了，不仅会丧失“神圣”的权威，也等于是授人以柄。
而陆九渊所谓“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无非是说君王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恶，也不要被小人所蒙蔽，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只不过他认为这样反而可以使臣下做起事来不受束缚，尽心尽责。中国的古人，讲人君南面之术，总是讲“垂拱”，讲“无为”，其实都是讲君王不要把自家的心思暴露在臣子面前。讲得更甚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人君装糊涂，放手让臣子们去说去做，才能洞烛臣子内心的想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早已讲得清清清楚。看到要君王“垂拱”、“无为”这些词儿，就以为是“虚君”，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
关于宋代的相权，吴钩先生引用了《宋史·职官志》“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以及《宋会要·职官》“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的说法，以说明相权虽然被多个机构分割，但宰相所统率的政府，权力并不亚于汉唐，只不过相权本身是被分散了。我们权且不讨论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是否有欠通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宋朝仅仅是宰相对皇帝负责，还是宰相、枢密使、三司使（掌盐铁、度支、户部）分别对皇帝负责？
事实上，北宋大部分时期，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对皇帝负责。那时，中书省与枢密院称“二府”，对掌文武；而三司称“计省”，独掌财政。元丰改制之后，三司撤销，财权统归户部，置于宰相的控制之下。但宰相的权限虽然扩大了，同时也加强了副相（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分权。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枢密使，又获得了处理部分军政的权力，但也使副相与枢密院副使互兼。这种做法，固然是出于宋金战事的需要，也是为了限制和防范各军事将领势力的膨胀。
所以，表面上是宰相权力的扩大，实际上是新形势下保证皇帝继续专制集权的举措。由此看来，说宋朝宰相“事无不统”、“执大政”之类的话，其实都有些说过了头。只有“佐天子”三个字，是说得准确的。总之，在宋代，皇帝控制政府的方式与汉唐有很大不同，宰相的权力范围与汉唐也不一样。
吴先生还以宋代台谏对皇权和相权的制约为例，来说明宋朝政体的“二权分立”，即君权与相权的分立，以及政府与台谏的分立。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关于君权与相权的分立，吴先生的证据，一条是讲“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一条是讲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朱熹语）。可是这两条材料，无非是说要分清权力的性质，使君相各司其职。尤须指出的是，所谓“政出中书”，其合法性，就来自“权归人主”的制度设计。既然如此，皇权与相权，就不是“分立”的，而是从属关系，主从关系；是行政权从属于而不是独立于决策权的关系。
而吴先生所谓“政府与台谏的分立”，程度也非常有限。关于宋朝宰相有权任免台谏官，史书有清楚记载。惟其如此，宋代台谏官迎合宰相的事情，十分严重。如南宋宰相韩侂胄专权，而“言路皆侂胄党”，于是“台谏迎合侂胄意”，纠举“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台谏官迎合韩侂胄，说到底，就因为他是宁宗皇帝的宠臣。虞云国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中，论证了宋代台谏制度的设立，虽有监察君主失误的用意，但“台谏监控机制中君权的独尊，与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冲突的”；“君权的失误便为相权染指并进而控制台谏系统开启了方便之门”。
虞先生认为，宋代君主、宰相和台谏的分权制衡系统，仍是以君权的独尊和主宰为前提的。对于这样的事实，吴先生一概不予注意，津津乐道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感叹其“精妙”和“优良”，说是“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厢情愿，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防弊之政”意在专制
为了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吴钩先生又大谈所谓宋朝的“‘立法民主’机制”，说宋朝记录帝王言行的《宝训》、《圣训》，均为“士大夫的集体塑造”。写得兴起，他又结合宋朝立法有向朝野征求“众人”、“诸色人等”意见的程序和方法，有根据“官吏民庶”意见修改已颁布法令的规定，强调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吴先生又讲宋朝有“法治的意识”和“司法独立”。他引述宋朝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的话头，认为这就能证明“宋朝已出现了‘法治的意识’”。
宋人好讲大道理，这样的话自然讲得不少。我们的古人，也从来都是这么讲的。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没有不立法的。立法的初衷，也是要人遵守。若说是这样的“法治的意识”，不要说宋人，从来也都是有的。吴钩先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汉朝廷尉张释之轻判惊动御驾的乡下人的故事，以及宋人对这一故事的法治意义的讨论，一方面要读者“深入理解这一传统”；另一方还要读者认识宋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非凡见解”。
张释之的这个故事很简单。文帝坐马车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有个乡下人唯恐“犯跸”，就躲到桥下。等了许久，他以为皇帝的马车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跑出来，却正好惊到了文帝的马，险些伤着了文帝。文帝一怒之下，把这个乡下人交张释之处理。但张释之的判决，是建议罚金。文帝说自己差一点就被摔着了，这样的判罚太轻。张释之说，如果皇帝当时把这个乡下人杀了，自己这个做廷尉的也管不了；但既然交廷尉审判，就只能依法定罪。然后，张释之跟文帝讲了一番法律是“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大道理，文帝听了口服心服。
就这么一个故事，却引得喜欢讲大道理的宋朝人拿张释之开涮，说怎么可以说皇帝把人杀了廷尉也管不了呢。吴先生抓住这个问题，引宋人洪迈的话，说张释之这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他还介绍了陆九渊根据《尚书》所谓偶犯，但不是故意的，犯了大罪也不可杀的施法原则，认为张释之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跟文帝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他认为，陆九渊在这里阐发的，是“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古老而永恒的法理；所制定的法条也应符合这样的法理，司法才能独立，并避免法家的“任法之弊”。
但是，在我看来，张释之作为为天子执法者，明确告诉汉文帝廷尉的责任就是依法判决，是很有道理的。他哪里想得到，他的一句加强语气的话，竟成了喜欢讲大道理的宋代士大夫吹毛求疵的口实。他当然更想不到，这样的吹毛求疵，到了吴先生这里，就成了“司法独立”的佳话。他为什么不能想一想，陆九渊所讲的《尚书》上的那条“古老永恒的原则”，若真的实行起来，较之法家的“任法之弊”，必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的张汤，判案子就总喜欢引经据典，使之符合儒学的教义，却逃不脱“酷吏”的恶名，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宋朝对内对外，都不是一个进取的王朝，惟于“防弊”上深有心得。此所谓“防弊”，防的就是臣下夤缘为奸，而皇帝不能专制之弊。而吴钩所谓“民主立法”，其实也是宋朝皇帝“防弊”的一种措施，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所以，不能一看到征求“诸色人等”的意见，就以为是民主立法。征求意见，属于“兼听”，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这里不妨请教一下吴钩先生，宋太祖篡位之后实行强化专制集权的种种措施，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思，还是出于宋朝的“士大夫集体塑造”？这个问题，想来吴先生在心里应是问过自己许多遍的。然而吴先生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宋朝政府“权力与汉唐宰相机构并无不同，只不过宰相个人的权力没那么集中”这样的表述，来否认宋初有专制集权措施，以避免与他的宋朝权力运行机制并不专制的论点撞车，不仅文不对题，且失之于掩耳盗铃。邓小南教授在其所着《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中指出：宋代立法原则，就是太祖所谓“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对于这一立法原则，邓小南引太宗皇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之语加以解释，道出了有宋一代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宋朝官僚张咏的“故事”
好在吴先生对于宋人已有“司法独立”的见解不过点到为止。他笔锋一转，就泛泛而谈宋朝的“独立审判”制度。从字面上看，这些审判制度的设立，其“防弊”的功夫虽然做得很细致，也很“独立”，无非是防止官员越权和舞弊，为的就是保证皇权专制。而笔者由这种“独立审判”，自然而然想起一个叫张咏的人。此人在太宗和真宗时期做官，政绩和政声都很不错。这里，却不妨举几件他做得不堪的事。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遇一村民居然从市场上买菜吃，而不是自己种菜，就断定人家是“惰农”，对人家动用了鞭刑。张咏总是喜欢凭推论审案。在崇阳，有一次他检查仓库，发现某库吏左鬓头巾下夹着一文钱，而且态度很不老实，还蛮横，遂以“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亲自将此人斩于阶下。
张咏知杭州时，一个做弟弟的，与姐姐打财产官司。原告的姐夫告诉张咏，岳丈去世时，这个小舅子才三岁。丈人遗命他掌管家产，将来十分之三的家产归这个小舅子，十分之七归他们夫妇。张咏听了，即断言他岳丈深知如果不这样分，这小舅子就会死在他这个做姐夫的人手里，命令他马上将十分之七的财产分给小舅子。
张咏后来到益州做知州。在益州任上，据说张咏有一个小簿子，记的都是谁谁谁有怎样的“阴事”、“细过”。张咏每次办案前，都要翻开这小簿子“默记”。之后，不是杀人，就是动刑，“不皆究实”。这样的判案，想来也是推论的居多。他甚至还因为私愤杀人。如他手下的一名吏员，因为言语冒犯，他就给人家上了枷。那吏员不服，说“有种你就杀了我，否则就让我永远戴着这枷”。张咏一怒之下，就把这吏员给杀了。
还有一则故事，听来更令人发指。说张咏在官衙，见一军卒与小儿在廊下戏耍。不知怎的，那小儿被惹恼了，忽然怒扯其父。张咏大怒，叫来众人，说益州人好犯上作乱，都是习俗使然；幼儿已如此，等长大了怎么会不造反呢？然后，竟把这个小孩儿杀了。
按宋朝的法律，知县有权对人用刑，却无权杀人。张咏在崇阳擅杀库吏，曾上书“自劾”。“自劾”的结果虽不得而知，但料想他不至于认为自己触犯了重法。而他后来到益州去做知州，因为得到“便宜从事”的授权，就敢于凭推论断案，大开杀戒，甚至因私愤而杀人，亦不惜以残杀幼童来震慑大乱（王小波、李顺）之后的蜀地民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皇帝授权之下的“专制”性质，以及这种“专制”所可能达到的暴烈程度。关于张咏的这些听来让人不堪的“故事”，可都是在吴先生所谓的“独立审判”之下发生的。
专制不是无法无天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而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种专制主义逐渐地摆脱自身的非理性化倾向，而趋于深入地转向理性化。可以认为，理性化是历史上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君主专制必然以其自身的理性化为目标。总之，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对于欧洲近代新专制主义的兴起，曾这样写道：“王权是神圣的，它是仁慈的。它是专制的，它是合乎理性的。”这与中国专制主义制度下君王的追求并无二致。
而吴钩先生心目中的专制，即皇帝完全不受约束的“专制”。很难想象，完全不受约束的皇帝专制穷竟是怎样的。我们在中国宋以前的历史上看到，当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越来越少，则来自于诸如外戚、母后、宦官或膏粱子弟专权乱政的事情就越多。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于皇帝将权力赋予私人，却不能收回而造成的。宋朝的太祖、太宗对此看得很透，“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整个国家制度的设置上强调“使臣下无专制之私”，以保证专制之权收放自如，始终不脱皇帝之手。
虞云国指出：“前代治乱的经验教训，渐趋圆熟的统治思想，再加上政治制度的自身演进，促使宋代统治者迈出了分权制衡的重要一步”；但它的前提必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然而，因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宋朝出现过许多“与奸臣共天下”的局面。其实，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朝代，又何尝少见。
宋代“分权制衡”的结果，无非是诸害取其轻。所以，关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或许应该更加注重的，是皇权的主导和专制与这种“分权制衡”之间的关系。但是，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的，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精神。就这样，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