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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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多米尼克·利芬

翻译:吴畋、王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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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夏天,欧洲的主宰者拿破仑率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军队进军俄国,相信他会横扫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国不到两年后就沦为废墟,俄国则赢得了胜利。


《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关键角色的历史着作,再现了两大帝国之间前所未有的史诗性战斗。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二章:作为大国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国家而言,18世纪是一个胜利时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欧洲精英视俄国人为野蛮人、陌生人和无足轻重之辈。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被当作欧洲的局外人;和奥斯曼人不一样的是,俄罗斯人甚至都无法赢得源自恐惧的勉强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时,欧洲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俄国在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中痛击瑞典,取代它成为欧洲东北部最为强大的国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当中,俄国给欧洲人的头脑里留下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它的军队占领了东普鲁士,多次在交战中击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甚至短暂占领过柏林。是叶丽萨维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继任者彼得三世戏剧性地改变了俄国政策,才使得普鲁士免于毁灭。


其后便是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时期(1762~1796年),在此期间俄国的领土、国力和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极大提升。大部分波兰联邦领土被并入俄国,此外纳入版图的还有现在被作为乌克兰南部和东部,但当时人称“新俄罗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为波罗的海头号大国之后,俄国现在也开始主宰黑海,并让它的舰队驶入地中海。拓殖者们开始填充由叶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乌克兰草地。随着新俄罗斯经济迅猛发展,俄国未来的国力看似几乎无可限量。叶卡捷琳娜与她最着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将金计划恢复拜占庭帝国,让她的孙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这一计划野心勃勃又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同样具备这种特征的不仅是叶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还有俄国在18世纪激动人心的崛起。


这些胜利的影响之一就是令俄国精英们习惯于胜利,为他们培养了骄傲、自信与自大。或好或坏,这都对俄国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战有所影响。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胜利强化了罗曼诺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专制体制的合法性。俄国是瑞典和波兰宪政原则的强烈支持者,因为它了解瑞典和波兰君主国的弱点,认识到这会逐步削弱它的邻邦兼对手。在1768~1792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软弱的苏丹不能控制宫廷派系和行省总督。俄罗斯沙皇和奥斯曼苏丹都面临着过时的军事力量阻碍创建现代化欧式军队的挑战。这些团——俄国的射击军和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团体有关联而愈加危险。彼得大帝在17世纪90年代毁灭了射击军。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有一位奥斯曼苏丹拥有足够摧毁耶尼切里的权力和坚定信念。到那时为止,沙皇的国度早已在国力上超越了奥斯曼帝国。


国家权力的基础是罗曼诺夫王朝与土地贵族间的政治同盟。俄国在这方面与其他四个欧洲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类似,它们也都是依靠王室与土地精英间的类似同盟关系。在每个案例当中,同盟关系都有其特殊之处。以英国为例,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贵族则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贸精英在内的联盟中的高级合伙人。


尽管四个欧陆大国在理论上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没有人会怀疑俄国皇帝的权力较之他的法国、奥地利乃至普鲁士同行更为绝对。他未经人民许可便能制订法律、征收赋税,俄国也没有法律保护哪怕最为高贵的贵族臣民免于他的专制冲动。与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国则有继承自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贵族议会和司法机构乃至有时包括君主本人及其亲属在内的社会精英道德风貌,来约束君主权力,在法国和奥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强了俄国专制君主的权力。例如,在欧洲新教地区,此前庞大的天主教会地产已经在宗教改革中被没收,大部分最终落入贵族手中。在18世纪,欧洲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此类土地依然由教会掌握。然而,到18世纪60年代为止,俄国君主制政府已经查扣了东正教会的庞大财富,并将大部分此类财富纳入自己名下。这也是为何到18世纪90年代的所有农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属于私人地主,而是属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专制君主的庞大专断权力是俄国政治与政府的日常现实。专制君主管理政府机构和贵族精英二者的方针与技巧是至关重要的。但俄国君主既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严重制约的。即便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在面积上也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其他大国,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纪50年代才超过法国,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年代按照欧洲标准依然是人口稀疏。陆上交通线相当原始,在春季和秋季会崩溃成无法通行的泥淖。国家的官僚机构不但规模较小,而且腐败无能。在1763年,俄国的国家官员人数仅仅略多于普鲁士,尽管后者的国土面积只有俄国欧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鲁士君主可以从诸多德意志大学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训的官员,其中一些大学自中世纪起一直存续。当亚历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国皇位时,俄国只有一座大学,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创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国家在乡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强,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新官员们都来自地方的乡绅地主,而且时常是由乡绅地主们推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是在军队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乡结婚并继承小庄园的。因此,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张强化了君主政体和地主阶级间的互相依靠。


从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罗曼诺夫王朝便会一事无成,一位君主曾称地主为国家的无意识征税人和乡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没有贵族在官僚机构中效力,特别是倘若没有贵族在军队中作为军官服役,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但贵族们也十分需要国家。军官或官员职业是重要的收入补充来源。国家也为地主提供免遭农民反抗或暴动威胁的保障。在叶梅利扬·普加乔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的领导下,哥萨克和农民于1773年在乌拉尔(Urals/Урал)地区发动了范围广大的起义,并一路沿伏尔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万的正规部队展开了好几个月的作战才将这一反叛平息下去,这场反叛让数以百计的贵族失去了性命,给精英阶层的意识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一小部分(尽管其绝对数目依然很大)小贵族而言,军队乃至官僚机构都提供了跃升为贵族精英从而获得财富的渠道。18世纪的频繁战争为年轻的贵族们提供了许多证明自己的机会。


除了罗曼诺夫家族之外,18世纪俄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这一时代主宰着宫廷、政府和军队,构成了帝国贵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这些家族中有的历史比罗曼诺夫家族还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则要晚近得多,但到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为止,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单一的贵族精英阶层,他们之间以财富和婚姻网络抱团。他们的财富、社会地位和政府职位带来了庞大的能量。这些人的庇护人—受庇人网络遍布在俄国政府和武装力量当中。罗曼诺夫家族自身也来自这一贵族环境。是皇室地位后来让他们远远高于普通贵族,而君主们则决心保护自己的自主权,永远不让自己被任何贵族小圈子绑架。虽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欧洲君主那样,他们视大贵族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运转良好社会的天然秩序与等级的屏障。


贵族们使用了许多诡诈手法以保持他们的权力。在18世纪,贵族们把自己的儿子早在童年时期就送入近卫军团。等到贵族家庭的小年轻长到二十多岁时,便可以利用他们的“资深”服役年数和近卫军的特权地位一跃进入普通部队各团上校之列。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帕维尔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统治俄国,他终止了这一诡诈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当俄军高位的许多贵族已经得益于此。更为重要的则是贵族们利用宫廷职位。尽管这些职位大体是荣誉性的,但它们让年轻贵族宫廷侍从(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宫廷侍从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够转入政府中的所谓同一品级高位。


在18世纪欧洲的大背景下,这并不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年轻的英国贵族们用金钱开路,在军中各个等级间快速攀升即英国陆军中的购买军职制度。依靠他们父辈的口袋选区进入下议院,有时还会年纪轻轻便继承上议院席位。和英国贵族不一样,俄国贵族无法凭借对下议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过,若是一位俄国君主施政拙劣或过度惹恼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谋杀。帕维尔一世曾经评论说,俄国国内除了能够与皇帝交谈的人之外,根本就没有显贵(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连那些人的显贵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与其谈话时维持。他的话对了一半:与他们在伦敦或维也纳的同类相比,俄国显贵更附庸于皇权,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错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这一误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帕维尔的专断行为激怒的俄国贵族们,在彼得堡督军彼得·冯·德·帕伦的率领下将其谋杀。


俄国贵族和乡绅构成了帝国的统治精英与军官团核心。但罗曼诺夫家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他们使自己与帝国的非俄罗斯贵族结为同盟,将他们纳入朝廷和军队。最为成功的非俄罗斯贵族是波罗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阶级。根据一份保守估计,1812年所有俄军将领中有7%是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波罗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得益于路德宗教会和18世纪北欧的启蒙运动,他们的教育程度要远优于普通的俄国外省贵族。


在那个时代,帝国由多种多样的外来精英统治实在极为平常。在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统治精英阶层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隶组成的。清帝国和莫卧儿(Mughal)帝国分别是由来自中国和次大陆边界以外的精英统治的。根据上述标准,罗曼诺夫王朝的帝国已经是非常俄罗斯化了。即便根据欧洲标准,俄罗斯国家的状况也并非独一无二。奥地利帝国的许多重要军人和国务活动家来自哈布斯堡的领土之外。普鲁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伟大的英雄——布吕歇尔、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都并非生为普鲁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军中开始军事生涯。


当然,俄军中的外来者人数可能确实要多于奥军和普军。欧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维也纳更为突出。在18世纪里,有许多欧洲军人和官员为了获得更好的收入和职业前景转而为俄国效力。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逃离法国大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欧洲移民填补了由于俄国职业教育或职业中产阶级发展缓慢造成的空缺。职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便到了1812年,俄军当中的医生人数也只有800出头,其中许多人是德裔。军事工程师也面临短缺。18世纪时的俄国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尽管他们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获得了独立,但受过训练的工兵军官数量依然太少,而他们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范围又极其广阔,因而俄国依然在寻找能够被吸引到俄军来的外国专家。在1812年战争前夕,最为资深的两位俄国军事工程师分别是荷兰人彼得·凡·叙赫特伦(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尔·奥珀曼(Karl Oppermann)。


更为重要的外国人巢穴则是为军队提供总参谋部军官的军需总监部门。在博罗季诺会战当中,“俄国”参谋里有几乎1/5的人连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拥有斯拉夫姓氏。总参谋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图局,那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数学能力要求相当高。这一点确保了它里面充斥着外国人和非俄罗斯人。随着军队在拿破仑时代规模膨胀,变得更为复杂,参谋机关的作用变得相当关键。让许多俄国人感到越发憎恶的是,他们的参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罗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仑在1812年的入侵引发了俄国的排外主义浪潮,这一浪潮有时会针对俄军中的“外国人”,这一用语并未对真正的外国人和并非俄罗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区分。然而,倘若没有非俄罗斯人参谋,帝国是永远无法在1812~1814年取得胜利的。此外,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罗斯国家,他们的家庭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融入俄罗斯社会。这些外国工程师和参谋也协助培养了日后取代他们地位的新一代年轻俄罗斯人军官。


就像其他大国一样,对沙皇俄国而言,拿破仑时代的巨大挑战在于为战争动员资源。有四个关键要素可以被描述为俄罗斯实力的源泉。它们是人员、马匹、军事工业和财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基本优势与局限,不然就无法理解俄国怎样进行这些战争,也无法领会到它为何取得胜利。


对任何国家而言,人力都是最明确的资源。当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97年逝世时,俄罗斯帝国的人口大约是4000万。与之相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国拥有2900万臣民,同时期的哈布斯堡属地则有大约2200万居民。就算到了1806年,普鲁士人口也只有1070万。联合王国的人口介于普鲁士和更为庞大的欧陆大国之间。包括爱尔兰人在内,1815年的联合王国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不过印度的人力也正在成为英国全球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因此,俄国的人口数量根据欧洲标准是很庞大的,但它并不比旧制度的对手们大太多,还要远小于拿破仑控制的人力资源。法兰西帝国,或者说由巴黎直接统治的全部领土,在1812年拥有4370万人口。但拿破仑还是拥有650万人口的意大利王国国王、拥有1400万居民的莱茵同盟(Rheinbund)保护人。他还可以掌握其他一些领土:从俄国角度而言,最显着的就是华沙大公国,它的380万人口为1812~1814年的战争努力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简单地列出上述数字,就多少反映出了俄国在那些年里面临的挑战状况。


从国家层面而言,动员俄国人口的优点在于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价格低廉。威灵顿军中列兵的生活与王公相去甚远,但即便俄军以银戈比计饷,英军列兵的年收入也是他们俄军同行的11倍之多。实际上,1812年的俄军列兵更有可能拿到贬值的纸卢布,其实际价值仅有票面价值的1/4。由于时常弄不清楚摘引材料中的俄国卢布究竟是纸卢布还是银卢布,对价格和收入的比较总是问题丛生的,而且俄国的生活成本无论如何都和其他国家相去甚远,其差异之大尤以英国为甚。更为现实主义的比较则是这样的事实,即便在和平时期,英军士兵除了面包之外,还可以拿到米、肉、豌豆和奶酪。而俄军列兵拿到的只有面粉和谷粒,尽管他们在战时还可以得到肉和伏特加的补充。士兵们把拿到的谷粒煮成麦片粥,这就是他260们的日常主食。


俄军的团有时拿到的也不是制服和军靴,而是衣料和皮革,以此自行制作衣服和鞋子。火药、铅和纸也被分发到各个团里,让他们自己制成弹药。国家能够动用的免费劳力也不仅是士兵。一小部分征募人员并没有被送进军队,而是被派到了矿山。更为重要的是,当彼得大帝第一次建立作为俄国军事工业基础的钢铁工场时,他将若干个村庄永久性地整体分配给工场劳作。他在建立一些为军队提供衣料的纺织工场时也是如此。分配给工场的劳动力总是要更为廉价,因为工人的家属依然保有农地,政府期望他们以此自给自足。


只要整个欧洲的军队都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俄国的军事体系就能在竞争中发挥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统让俄军成为欧洲最庞大也最廉价的军队,与此同时却没有给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负担。然而在1793~1815年,法国和普鲁士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俄国军事体系的长期生命力打上了问号。革命中的法国开始普遍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年轻人,希望一旦战争结束便让他们作为崭新共和国的公民重回平民生活。1798年时,所谓的《茹尔当法令》确立了6年兵役制,从而将这一制度固定下来。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征召整个年龄阶层的国家可以投入比俄国更多的军队,它日后也将拥有由依然相对年轻的退役士兵们组成的、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如果俄国试图效法这一制度,它的军队就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独立集团,整个沙皇制度下的国家与社会也将发生改变。公民军队是与基于农奴制的社会极不相容的。军队在镇压内部叛乱时会比之前更不可靠。贵族地主会面临这样的前景:成群回到乡村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是农奴(要是现存法律依然有效的话),而且接受过军事训练。


事实上,拿破仑的挑战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以致无法让这一威胁完全成为现实。临时的应急措施就足以克服危机。在1807年以027及1812~1814年,虽然政府领导人中有人担忧民兵在军事上无用,反而可能转变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但政府还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只需在作战期间服役的民兵。当组织民兵的主张于1806~1807年冬季首次被提交讨论时,亚历山大资历最深的顾问之一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公爵便如此警告,“在当下的俄国,削弱(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关系纽带是比外国入侵更加危险的事情”。皇帝愿意冒这种风险,他的判断也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大量增加正规军和召集民兵对俄国人力进行动员,就足以击败拿破仑,并不需要对俄国政治秩序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作为军事资源,马的重要性仅次于人,而俄国在马匹资源方面拥有超出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自然馈赠。俄国南部和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分布着无数的马群。这些马匹体格健壮、行动敏捷、适应性极强。此外它们也相当便宜。一位研究俄国马匹产业的历史学家称这些草原马是“巨大且取之不尽的储备资源”。最接近纯粹草原马的俄军骑兵马匹出现在它的哥萨克、巴什基尔和卡尔梅克非正规骑兵团里。顿河(Don/Дон)哥萨克马其貌不扬、体格矮小、行动快速、易于操纵。它可以在恶劣天气中的崎岖地形里,只携带最低限度的饲料连续数日长距离行进,这种方式对正规骑兵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本土上的哥萨克马总是被放养出去吃草的。在冬季,哥萨克马会用前蹄挖出浅沟,寻找藏在冰雪下的草根和草叶。哥萨克在从军时自行携带马匹,不过1812~1814年政府会为在作战中丢失的马匹提供补偿。哥萨克是极为出色的侦察兵,即便身处黑夜中也能够在任何地形上找到道路,哥萨克还让俄军轻骑兵免于从事让其他军队里的同行们疲惫不堪的勤务,但是俄军骠骑兵团、枪骑兵团和猎骑兵团自身也拥有强壮、坚韧、廉价又快速的马匹,它们也混有相当程度的草原马血统。


从传统上看,中型马(供应龙骑兵)和重型马(供应胸甲骑兵)是大得多的问题。事实上,在七年战争前夕,俄国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胸甲骑兵团,甚至连龙骑兵团状况也非常糟糕。然而截至1812年,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首先是因为俄国的马场产业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急剧扩张。截至1800年,俄国共有280250个私有马场,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40年中创立的。这些马场提供了一些龙骑兵战马和大部分胸甲骑兵战马。在1812~1814年与俄军一同作战的英国军官们赞同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爵士的观点:俄军重骑兵“无疑十分出色”。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爵士写道,俄军重骑兵的“战马是无与伦比的体格、力量、活力、坚韧的结合;既有英国挽马的块头,又有绝不粗劣的血统,而且性格极为和顺,自然而然地使其便于管理,还得到了最佳的梳刷装饰”。


要是说俄军胸甲骑兵的战马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它太过昂贵了——至少在亚历山大一世眼中是这样。就连重骑兵战马的官方价格都高达骠骑兵战马的两倍半,近卫胸甲骑兵——换言之就是禁卫骑兵团和骑马禁军团——的马匹花费自然更是远多于此。胸甲骑兵战马的饲育与养护开支也要比轻骑兵战马昂贵,而且作为体型较大的马匹,它们通常在耐力和韧性上也有所欠缺。因为它们来自马场,所以补充这类马匹也要困难得多。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俄军胸甲骑兵在1813~1814年时常被留作预备队,参战次数颇为有限。有一回某个奥地利将军动用俄军胸甲骑兵从事前哨勤务,让他们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亚历山大因此大发雷霆。



东方历史评论 2015-08-23 08: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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