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在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传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众反叛的神经，引发共鸣的效应。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任何偶发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名人。韩寒嘲讽时政的博客，由于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颇受大众欢迎，再加上小伙子长得很帅，还能赛车，于是更增加一层文章之外的、让年轻人喜爱的偶像魅力。韩寒以此魅力，发表带着当今年轻人话语风格的讽刺小品文，其所能发挥的风化专制的作用是独特的，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韩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让人感到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把名气当成了智慧。不客气地说，看完之后，感觉这三篇文章的逻辑之“差”，思维方式之“俗”，文笔之“糙”，不亚于孔雀忽然把背后转给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逻辑“差”在：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鹅绒革命又没可能，所以革命是没有影的。虽然革命没有影，但民主还是需要的。虽说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是没有的。虽说民主素质是没有的，但自由还是应该有的。虽说自由是应该有，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争取的。——如此这般逻辑，不正是韩寒应嘲讽的对象吗？

其思维方式“俗”在：流入“成龙一条虫”的套路：中国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笔“糙”在：没一个干净利索的句子，更不见任何昔日的小幽默，连年轻人的清新都不见了。看来真是逻辑一糊涂，文字就浆糊了。很多人批韩寒，大概是因为接受不了忽然面对孔雀背后那实在不漂亮的一面。更遗憾的是，还是因为发现那么年轻的韩寒，忽然穿上了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梁启超的马褂。这“马褂”其实一直被无数中国文人穿着，只不过套在被大众一直当作孔雀而喜爱的韩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强了些。

这马褂之所以醒目，首先因为绝不止韩寒一个人穿；其次因为当年梁启超穿时还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烂不堪，很多人还得意地穿着，实在太难看。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启超到美国考察，看到旧金山的华人吵成一团、勾心斗角，也不关心美国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结论，华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中国万不可实行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中国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会天下大乱，应该靠皇帝改革（开恩），等待从上至下的变化。但朝廷做的却是，杀掉谭嗣同等维新派六君子，改良被严酷镇压，最后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从清朝的覆灭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对”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结果。不仅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类的几场重要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这种模式。它跟统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关系。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狱的“塔楼”刺激出来的；“断头台”从地底冒出对“塔楼”说，我是你造成的血泪浇灌出来的。

所以穿马褂的人们说“革命未必是中国好的选择”没有意义。因为是否发生革命，取决于政权的腐败、残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领引全国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的言论都没阻止得了中国革命，而如今，把既反对革命、更完全达不到梁启超当年在全国影响力的人们都关进监狱了；更何况统治者完全拒绝政治改革，上下官员普遍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严重不公。在这种国情下，每一天不满都在剧增，革命的岩浆在酝酿，火山完全可能爆发。

所以，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天鹅绒革命，都不是谁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加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共产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为什么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而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后的法国、俄国、中国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这里的关键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革命。这个指导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

美国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指导美国革命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单数的“人”的个体权利。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的两场革命，都强调的是国家强大、人民意愿（法国人把它称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复数的“人民”群体权力。这一字之差，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论，相反的结果。

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体，而不是群体或国家。随后制定的美国宪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再后来的“权利法案”被列为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全部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而法国大革命则不同，虽也制定《人权宣言》，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最后被加上一条“不可违背人民的意愿”，即“公意”，违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敌人”。但什么是“公意”？谁来确定“人民的敌人”？法国没有美国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司法保障，结果是谁拿到大权，谁就成为“公意”代表，谁就有权把“敌人”送上断头台。

后来列宁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都是法国这种模式。而且列宁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失败，只是没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来完成。他们真的把法国大革命“完美化”了，断头台被扩展成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在毛泽东那里则成了一座座劳改营。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义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

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韩寒和无数中国文化人继承梁启超马褂的另一典型谬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差、无法实行民主。难道乌坎村的百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劣质刁民”不一样，个个如韩寒之类“素质超群”？诸此“中国民众素质太差”的言论，使人想起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上的谈话。因他主张国家最少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主持人问他，“面对那么多十分贪婪的人，国家不采取更多措施管制，怎么行呢？”弗里德曼笑着说，“当然，别人统统都是贪婪的，反正只有我们自己不贪婪。”台下观众哄堂大笑，都领会了他的意思。

从中国官方到文人群体，都是一个口径：中国人素质太差（潜台词，只有我一个素质高的）。韩寒举例说中国人开车不懂得关高照灯，素质太差。可他忘记了，官员们则是可以随车带着警灯的，需要开路的时候，随时可把活动性警灯放到车顶，不必高照灯，一路畅通无阻。如此“权威”的“高素质”，老百姓怎么可以比？！中国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中国的“上梁”都塌了，文化人们却抱怨百姓们顶不起“道德”大梁，素质太低下。

别人都差，唯有他们高。

他们大概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民众的素质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里去，道德水准可能更差。按中国文人们的标准，再过一百年，中国人的素质也不配实践民主；而那些为金正日的死哭天抢地的北韩人，更应该统统都死在暴政的魔窟里，他们配民主吗？！

官方和御用文人们，不是成天骂美国吗？有一点他们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后，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还有好几个地方的民众抢商店！如此这般抢商店的“暴民”们是什么素质？怎么也可以实践民主？在中国还没听说有民众抢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国人怎么反而还就不能民主了？！

中国文化人们，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柏杨到今天的小偶像韩寒，都把矛头对准大众。事实上，大众从来都是被动的，他们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恶制度的牺牲品。而执政者和文化人们，才历来都是恶制度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百年过去，中国文化人之所以总能看见大众的“劣”，是因为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所以看不见、看不清早已腐烂透顶的“上梁”，而只看见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梁们。

这个以调侃当局而闻名的韩寒，今天不仅看问题的视角有所改变，而且说话的口吻也忽然从“嘲讽”变成了“祈求”：“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一个敢站起来喊两嗓子、被众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忽地一下就 “跪”下去了：请求、恳请、跪求。韩寒作文前大概太懒惰，他在“恳请”之前，没去谷歌搜一下，看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跟暴君“求”来的自由。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

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后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不要革命”而且高喊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

韩寒“新三篇”的角色转换，让他的很多粉丝们痛不欲生，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一般的文学青年们都喜欢从风花雪月开始闯入文坛。在大家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环境下，风花雪月成了独木桥。但这成名缓慢，于是哗众取宠说一些逆潮流的话就成了捷径。可分寸不好掌握，说深了进监狱；说浅了没效果。只有少数人能过这个独木桥，韩寒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以一个在现代人眼里没文化的中学生，能够在文坛里引起轰动而又不让自己进监狱，其才华不在于思想也不在于文采，而在于眼光：善于找到鸡蛋上的缝。既能盯到缝里的臭鸡蛋，又让网警们无从下手，这种机警和眼光不是常人所能望其项背。而且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急流勇退，与其撞了南墙再回头，不如见好就收。赚够了钱就回家过舒坦日子，不失为古代君子的良策，没本事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也个很好的选择。

韩寒“新三篇”引发这次的热烈讨论，主题仍然是革命还是改良。党希望用一批被改造的文人引导舆论，达到党希望的状况。可是韩寒不愿被别人引导，而喜欢引导别人。结论虽然是党的老生常谈，题目却是中国当前最敏感的话题，而且争取到一个不被封网删帖的机会。而网民们借着大肆攻击韩寒的机会，大大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几乎是舆论一律的倾向于民主革命，几乎是一次民主和革命的民意测验。这次的民意测验证明了，就是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也已经忍无可忍。

如今党里也有这么一批人，看到了这个现实。他们或者出于父辈年轻时的理想，不忍心看着贪官污吏们欺压剥削老百姓；或者仅仅是出于不想被革命后血腥报复的自保心理。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们也在不计风险地大声疾呼：除了民主这条路，中国没有别的出路了。可是他们在党里不占多数，和平改良的希望几乎没有。领导层被牢牢的掌握在专政派手里，根本不打算向民主的方向改革。就算大喊大叫的改革了，也不过是像清朝末年一样，改出一个皇亲国戚们的议会；给老百姓人权自由和选举权，在他们看来就是洪水猛兽。

韩寒在《谈革命》一文中，认为“革命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婉转把理由归结于中国国民素质。进而断言：“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几乎任何国家，都“急需要改革”，何止中国？此话等于白说。但说中国“最不可能有革命”，则不仅主观，且毫无根据。那些因“天鹅绒革命”而获得自由的东欧国家、因“颜色革命”而颠覆独裁的中亚国家、因“茉莉花革命”而民主化的阿拉伯国家，其国民素质尽皆高于中国？即便中国国民素质当真差到世界倒数第一，难道不是因为统治者的愚昧政策酿成？！在《说民主》一文中，韩寒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党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这番话被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赞为“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且不问13亿中国人是否都能像党员一样红利共享，只说今日中国基督徒超过一亿，按韩寒算法，连带有近四亿亲属关系，就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教派或者阶层了。教派庞大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如此类推，中国到底是什么？恐怕连韩寒和《环球时报》都要莫衷一是了。

在《要自由》一文中，韩寒向政府“讨价还价”，在新的一年里，“要求更自由的创作”，要求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果官方能让这一步，韩寒承诺“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听上去，像是一桩“交易”：我已经反对革命了，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好处。暂不讨论自由是乞来的、争来的、还是天赋的这类大论题，仅祝福韩寒，但愿你的期待，不是一厢情愿。再说，“交易”的背后就是这么一句潜台词：如果你不给我这些自由，那么等着瞧，我就要清算，往后看，专门谈论你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

还是要造反，还是要革命，这才是韩寒血液中原本的基因！

韩寒写什么，怎么写，固然是他的权利，无可厚非。值得玩味的是，韩寒连发三文，官媒《环球时报》也连续跟发三文，破天荒大捧特捧韩寒新作。

标题之一：“韩寒化蛹为蝶，超越左与右”。其实，韩寒新论，不涉左与右，而是从理想到现实的回落。化蛹为蝶，原意是成熟。在中国社会，世俗的“成熟”，被定义为面对现实、世故老成、明哲保身、玩世不恭；与人类进步意义上的成熟背道而驰，那是：思想更深刻，理想更坚定，行动更踏实。发表新论的韩寒，其“成熟”属于哪一类？在这个标题下，《环》文扬言：“寻求中国渐进发展的道路其实是现实中国的‘最大公约数’”。好一个“渐进发展”——得以让腐败集团从容完成洗劫国家资产、化公为私、并将不义之财连同亲属成功转移到国外的全过程。此一所谓“最大公约数”，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内部“默契”，与13亿人共处的现实中国格格不入。

标题之二：“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事实上，韩寒新论出炉后，褒贬不一，争论激烈。很显然，这根本不是“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而只是韩寒个人思绪的一次回摆。在这个标题下，《环》文声言：“中国的改革越坚决，民生的实质进步幅度越大，它能牵动的舆论回摆就越多。”这仍然以民生取代民主，视中国人为单纯“经济动物”，继续以“养猪哲学”，拉低中国国民素质。

标题之三：“韩寒博文引争议是中国之幸”。果如此，官方又何必封锁互联网？接着这个标题，居然也有这样的文字：“像革命、民主和自由这样永不过时的话题，只有一家之言，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反而奇怪了。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在寻找国家进步的探索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听上去倒不像是说给老百姓听，倒像是说给达官显贵听，因为只有他们才沉迷于一花独放、一己之私。

当今中国，举凡官员腐败、官场糜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哪一项，没有达到民众忍耐的极限？相应地，仇官心态、仇富心态、官民对立、警民对抗，又有哪一项，没有濒临爆发的临界点？！各类御用媒体和御用文人，都不得不承认，时下的中国，“革命这个词又火了”，谈革命，成为网络舆论的热点。处于这等政治气氛的中国社会，不论是主张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不论是韩寒还是《环球时报》，他们所表达的，所焦虑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内容！

颜昌海 2012-01-05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