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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出生于德国，在1933年为逃避希勒特对犹太人的迫害，离开故土，曾作为无国籍者漂泊在异国他乡多年，最终她到达美国，在那里得以度过她生命的后来时光。她是20世纪声名卓着的政治思想家，因为她是女性，也更加引人注目。

她的成名作是《极权主义的起源》，她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她参与纳粹战犯审判而撰写的长篇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过，哲学家们更喜欢她的《人的境况》。两年前，德国人拍摄了纪实性电影《阿伦特》，纪念她不凡的人生，向阿伦特致敬。这种“待遇”在政治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

在今天的中国，对阿伦特的兴趣与日俱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公共阅读领域，阿伦特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据说阿伦特最初是作为海德格尔的情人被介绍给中国学人的。其实，阿伦特的爱情故事，并不比其他人的初恋更精彩。一方面，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被马堡大学三十来岁的已婚教师海德格尔“激情思考”的魅力所折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青年阿伦特的才思迷倒了海德格尔。这段注定无果的恋情持续了不到一年，阿伦特在无限的惆怅中决定放手，转学至海德堡大学，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阿伦特多半已不再是浪漫师生恋中的大一女生，而是一位具有极大勇气和一流心智的政治思想家。

阿伦特在中国的传播，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和学习相连。然而，因为她的着作涉及对苏联体制的严厉检讨，她的着作的译介就不免姗姗来迟。就在十年前，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只有台湾有中译本。阿伦特着作的陆续翻译出版，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情。

□陈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一个思想者只有在

生命终结之时才停止思考

阿伦特的着作，阅读起来不无难度。她的着作，很有些独特的地方。

首先，阿伦特十分注重概念的区分和辨析。概念区分意在辨析不同的现象。无论是阿伦特的时代还是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概念的混用，这种混用与强权相结合，就会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里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是这种混用的写照。奥威尔还提到极权社会里热衷于不断制造“新话”（新的词语）。“新话”让人远离了现实，让人沉浸在迷醉状态中，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

其二，阿伦特特别注重对人们生活中新现象的辨析。阿伦特认为，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用过去来比附新出现的事物，无视新现象真正的本质。比如说人们在暴政、僭主制的意义上去看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便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而阿伦特则用“极权主义”来描述二十世纪出现的新政体——纳粹政体以及与之相类、有着相同本质、旨在确立意识形态统治的政体。

第三，阿伦特注重对政治经验的深度体悟。阿伦特反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它们用抽象干瘪的数据、图表拉开了人们与现实政治经验的距离，让学者成了冷血动物。统计数字中的死亡人数，不如眼前的一具尸体对人有震撼力。以社会科学家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希特勒与英雄人物发挥着相同的统治功能，具有相同的本质，而普通的公民彼此之间也没有独特性可言。

最后，阿伦特的着作是不成体系的，往往不导向明确的结论。阿伦特曾经说：“如果我的记忆力足够好，我一个字都不会写。”她非常推崇苏格拉底，她自称她所有的作品都是她思路展开过程的记录，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方法，阿伦特称之为理解。阿伦特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名为珀涅罗珀之网（aPenelope’sweb），意为一个人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把网拆开重新编织。思想活动正是如此，思想不是设计好了的有着明确起点与终点的连续剧。阿伦特在她的《精神生活》的卷首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述什么是思考。思考不会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会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过程，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一个思想者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之时他才停止思考。

在劳动动物充斥的现代世界，

她提醒人们关注行动

行动是实践生活中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阿伦特将行动同劳动和制作区分。“制作”是古希腊的术语，主要用于描述手工业活动。劳动、制作、行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交换。人在劳动中受制于自然，劳动要不违农时。制作的特点是人按照目标或蓝图去创造有形物品，例如一张桌子，便是制作的结果。这个过程中人不是被动的，但他只是部分地获得了自由，其特点是有明确的目标和手段。制作活动的典型形象是古希腊的工匠，劳动的典型是种地的农民。

行动则另有千秋。阿伦特着作中的行动概念，前后并不统一。有时指开启新局面、不可预先知道的举动，例如英雄壮举，有时指公共政治生活中公民的言行。在第二个意义上，行动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相联系。参与广场上政治活动的公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像劳动那样受自然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像制作活动受目的和手段逻辑的支配。

很多政治理论犯的错误，便是按照制作的逻辑去描述政治活动，以为从政就是要按图纸创造一个理想国度。第一个犯这个错误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柏拉图批评匠人营国，实际上他就是按照制作的逻辑来谈政治，他的思维正是匠人思维。在柏拉图那里，芸芸众生就是原材料，制作一个好的城邦，要去掉一些人，擦干画布。这就是制作者的逻辑。柏拉图批评行动，看不起公民之间意见的交换。柏拉图主张，意见是普通公民持有的，是无意义的，业余的，经不起推敲的，没有知识含量的，哲学家则不同，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走出，从“洞穴”中走出，时刻盯着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没有讨论，没有公民大会，真理让讨论变得多余。柏拉图是城邦的敌人，阿伦特描述的政治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原型，现代人失去了这种生活。阿伦特讲的行动生活是自由人的活动，人是一个具有言说能力的动物，人应当被允许到公共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需要被他人听到。阿伦特说：“政治生活中，没有真理，只有意见。”政治生活源于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那就是“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多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政治行动要和行为相区分。行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行为的特点是可以预期，而行动的特点是不可预期，人参与政治活动，我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做什么；人能够做出的不可预期的言和行的能力，被称为行动能力。

而所谓行为，则是人经过长期的驯化（极权主义赤裸裸的强制，或现代社会无形的驯化）而成，比如说现代礼仪课程，便是致力于教你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它排除了任何自由发挥的东西。阿伦特说，行为主义兴起的危害不在于它的荒谬，而在于它符合现代社会的特点，人已变得可以预期。在现代世界，只有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才会有政治行动，行动是自由人的事情。

行动不能孤立地发生，它是具有政治性的活动。劳动可以一个人去进行，制作可以一个人去完成，行动则需要他人的在场，需要他人的见证，行动者发言需要别人来聆听。阿伦特指出，在古希腊人眼里，一个人由家庭领域跨入公共领域是非常神圣的事，奴隶、妇女、外邦人没有这样做的资格。它又需要足够的勇气。行动出现在不同的行动者面前，行动者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一群人走到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空间。阿伦特有一个非常着名的比喻，她说，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中间会放一个桌子，桌子就好比公共空间，它联系着每一个人，又把他们彼此隔开，如果有一种魔法让桌子消失，我们就会感到困窘、尴尬。公共空间既是联系我们的东西，又是把我们彼此隔开的东西。而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正是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公共空间，实现其对个人绝对的宰制。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力。按照阿伦特的思路，权力是一群人共同行动的能力。我们彼此是单独的人，由于围坐在一起而形成了公共空间，形成权力。政权的本质就是此种权力。阿伦特说，少数人形成的权力组织，可以控制一个规模极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拥有“共同行动的力量”。

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是世界

不过，阿伦特的最终目的，指向的不是行动，而是世界，这个失落的此岸世界。阿伦特倡导伟大的行动，这当然不错。然而，阿伦特同时对行动的危险保持着警惕。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理论表达出的是对世界的担忧。阿伦特认为，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我的疏离，而在于人与世界的疏离。世界对我们变得陌生，变得不宜居，或者说，我们在世界中已无如在家中的感觉。

阿伦特讲的“世界”有独特的意涵，它不是日常中文中所说的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而是在描述一种文明现象。讲“世界”的时候，阿伦特是在讲什么呢？重要的一点，是在讲对自然与人为（或人造物）关系的思考。自然和人为的区分仍然是古希腊传统的一种做法。阿伦特在讲自然和人为的时候，她是在描述，人能够做什么，还有人的活动要受哪些限制。“自然”在阿伦特这里，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由领域的一种力量。

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阿伦特界定的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支配了所有的人，包括极权社会的领袖在内。在纳粹那里，它是种族进化的规律。种族的划分是以自然的语言来描述的。种族是生物学中的一个词。你是犹太人是因为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而不是说你入了某个国籍，成了某个地方的公民。

把极权主义描述为自然力量对人的支配，人对于外在于己的力量的屈服，这种描述非常独特。在极权社会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不是他违反了哪条人为法，而是说他生得不对，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由此就必须被消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在。这里支配一切的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由不得自己，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也由不得自己。

阿伦特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极权主义，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自然法、自然权利理论的推崇者，把自然当做法宝，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东西去看待。在阿伦特这里，自然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是阿伦特长期研读康德的结果。康德有个名言就是人为自身立法。这就是说人要主宰自己的事务。康德有非常着名的共和思想。康德讲，一个魔鬼的民族都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政体，如果他们有足够智慧。就是说，人不需要太伟大、太崇高，不需要英雄人物的领导，就能够为自己创立一个文明世界。人造的世界在阿伦特这里是非常重要的。独善其身不可取。面对人世间的罪恶与血腥，阿伦特反问：我们难道就这样视而不见吗？

阿伦特并不赞同现代国家制度，但是她暗示了现代国家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对立。阿伦特指出，在民族国家解体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兴起了，在民族国家构建得非常好的地方则没有极权主义。阿伦特相信事在人为。她相信人们通过自己信守承诺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信任达成契约，可望构成一个公共世界。

这个世界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它是一个法律体系，体现法治精神。它确保每个人的活动空间，阿伦特比喻说，法就像大厦一样，其中的每一个房间就是我们自由活动的范围，如果没有这个法把这个大厦撑起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第二个维度，阿伦特所讲的世界是人类文明成果所组成的世界，特别是人类制作活动的产品所组成的世界。这和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是非常不同的。很多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讴歌的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讲的是人与自然有机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阿伦特的思想。阿伦特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开始建造居所，制作工艺品、摆设等等。如果把这个都否定掉了，人就变成了动物。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落实到个人，指向的是一种意涵丰富的公民理论。阿伦特的公民理论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独裁政体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这尤其见于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讨论中。在现代世界，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叫做公民和资产者。资产者是一种人，公民是一种人。阿伦特说，当一个社会到处都是资产者（或者市侩）时，极权主义运动的土壤就形成了。资产者的特点是非政治化，不参与政治，只追求财富的增加，对政治漠不关心。公民的特点则是要承担公共责任，要在适当的时候发声，要付出努力、做出实际的行动来创建、维持公共家园，要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那种正义感和勇气。这种公民具有古典色彩，却不是古希腊公民的复活，因为他可以是兼职公民。

参与政治生活是古希腊公民生活的全部，但不是阿伦特主张的公民要过的生活的全部。遗憾的是，现代社会资产者充斥，公民寥若晨星，对公共责任有关怀的人甚少。这就很危险。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人生活在极其暴虐的独裁政体或以恐怖为本质的极权政体下，普通民众有没有责任，又需要以何种方式、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阿伦特对极权政体中个人责任的反思，每每令人愧疚。为了肉体的保存与安全，有几人能勇敢地向纳粹的屠刀说“不”呢？集中营中坐以待毙的犹太人，便是明证。

阿伦特充满激情的文字启迪了很多人。她启迪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启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启发了激进民主理论的发展。然而，并不存在所谓的阿伦特学派。只有固守某种教义的封闭小圈子，才会展现出明显的学派特色，而阿伦特从根本上拒斥这样的做法。

思考是高度个体化的事情，是人与外在世界调适的努力，阿伦特从不认为思考是哲学家的专利。实际上，职业哲学家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判断力。海德格尔教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谄媚，表明他和平庸的艾希曼在某些方面差不多，他们皆不具有恰当的判断力。阿伦特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思考，她称我们应当如同锻炼身体一样，经常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思考是一个人内心分饰二角，在我与“自己”之间展开的无声的对话。阿伦特由苏格拉底这一思考者的范型出发，似欲表明思考对于一个人拒绝作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宁愿忍受被人冤枉，也不愿意对别人施以不义，因为他一旦做坏事，他就不能与内心那个“自己”如朋友一样地友好共处了。

阿伦特批判各种“主义”式思维，认为那是对人的头脑的束缚，是人失去思考能力的标志。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让人失去了现实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意识形态分子之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诚如夏虫不可语冰。不过，学人还是给阿伦特赠以主义的头衔，如共和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这多少体现了人们不太愿意真正聆听她的教导。大概失去了“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坐标，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理解一个思想家。或者说，我们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我们想简单快速地对一个人的立场进行辨析。这是可悲的，是人懒于思考的体现。

阿伦特，失落世界的一位守望者，于无声处，她的文字如同黑夜中的光亮，让人们从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诗人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求光明！”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京报评论 2015-08-23 08: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