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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查理周刊》事件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止于“言论自由”和“尊重信仰”的抗辩，矛头也不止指向宗教极端主义的袭击者，而衍生为笼统地指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族群。这次事件几乎已经成为一张滋生“民族主义”骚动的温床。

占主流地位的欧美文明一向倾向于用“民主、自由”的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框架来解读包括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其它弱势文化。在西方文明眼中，政教不分离的伊斯兰文明是父权制的、反民主的、滋生暴力的，这种看法也一再被一部分伊斯兰主义团体的极端行为佐证；而在中东裔学者看来，这一套西方中心的框架创造出了一套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把处于第三世界的伊斯兰文明构建成单一的图景，吞没了多样化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层面，将它们全部简化为一种威胁欧美文明的势力。

在这里，书评君梳理了各方作家、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看法（西方学者、中东裔学者），以提供多种视角，帮助大家理解《查理周刊》事件中更为深层的种族、宗教冲突。

齐泽克：原教旨主义的猖獗暴露了西方民主世界内部缺憾

齐泽克把《查理周刊》的袭击者定义为恐怖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而他认为原教旨主义并非根植于恐怖主义者对他们自身优越性的信服和努力去保护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反之他们已经内化了西方的标准，自认为比西方低劣。

斯洛文尼亚着名左翼学者齐泽克是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对者。近日齐泽克针对《查理周刊》被袭击事件撰写了一篇文章，虽然此文似乎旨在嘲讽自由主义派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无力，以及了西方左、右势力各自的“恐伊斯兰症”，但他也提出了欧洲自由主义传统应对原教旨主义是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策略。

他在文章中说，假如伊斯兰教徒感到他们受到一份讽刺周刊报纸那愚蠢的讽刺画所威胁的话，他们的信仰是多么脆弱啊!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并非根植于恐怖主义者对他们自身优越性的信服，和他们勇于保护他们文化宗教身份免受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的欲望的基础之上。原教旨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暗地里认为自身比我们低劣。这就是为何我们屈尊的“政治正确”，我们自感并不比他们更加尊贵，反而会使他们更加愤怒和怨恨的原因。这个问题，不是文化差异(他们努力去保护他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而是一个相反的事实：原教旨主义者已然跟我们一样，他们内化了我们的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自身。

他认为，原教旨主义的猖獗暴露了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的缺憾。自由主义自身并不能足够强大地对抗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因为原教旨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真正缺点的反动—它当然是虚假的、神化的、反动的—这就是为何它总是一次次地由自由主义所引发。他认为激进伊斯兰教派的崛起，是由于伊斯兰国家世俗左派消失。比如在巴基斯坦，封建力量正是自由民主派的“天然联盟者”。

最后他总结到，“那些不想对自由民主提出批判的人，最好对宗教原教旨主义也保持缄默。”

阿姆斯特朗：宗教不一定滋生暴力

阿姆斯特朗认为，宗教不一定滋生暴力。宗教是特定时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绝不意味着某种极端价值。只是在外来入侵和内部压制所累积的压力下，世俗社会的不满情绪摇身一变成为宗教冲突。而原教旨主义是现代社会借由强制力来推行政教分离的情况下，被滋生出来的。

凯伦·阿姆斯特朗是英国一位专精伊斯兰研究的学者。她在《宗教暴力的迷思》中写道， 在第三世界， 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运动与残酷扩张的政教分离运动一直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世俗主义的进攻使得宗教作出暴力回击。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每一个基要主义运动的根源，皆在于对被湮灭的深刻恐惧。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或世俗主义的建立将会摧毁他们的生存方式。

政教分离是欧洲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出的适应性产物，它未必是普世的。现代性在不同的环境里，现代性可能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许多世俗主义思想家认为“宗教”天然就是好战、狭隘、非理性和残暴落后的，是和平、安宁、人文且自由的世俗国家的“他者”。他们不过是带着自己愚昧的宗教信条，再一次地重复那种，把殖民地人民看做毫无希望的“原始人”的殖民主义观点。

欧洲的世俗主义、以及其对宗教角色的理解，只是一个历史的例外。未能很好地认识这一点，已经引起一系列后果：借由强制力来推行政教分离，便会激起基要主义。历史表明，基要主义运动总是会在受到攻击后变得更加极端。这一错误已在整个中东结出恶果：当我们惊恐地看到ISIS所造就的暴行后，我们总该足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残酷暴力正是源于、至少部分源于西方态度轻蔑的政策。

爱德华·萨义德：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伊斯兰世界”

萨义德批判西方媒体、学者、小说家、艺术家等把穆斯林的中东描绘成一个在西方对立面的，他者化的、同质性的、静止的实体。这种描绘在萨义德看来是为西方权力服务的话语机器。

萨义德是当代西方研究后殖民主义的着名阿拉伯裔学者，他提出了着名的“东方主义”框架。他在《报道伊斯兰》着作中写道，从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到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以及政府、学界与企业专家的应和下，“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利用“伊斯兰”一词，来为其丧失民心的高压政权张目。　

“从至晚18世纪末直到今日，现代西方对于伊斯兰教的反应一直被一种极端简化的思考模式所主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东方学专家”。东方学专家思考模式的共通基础是一道想像的但泾渭分明的地理界线，将世界划分成两个不对等的部分，“不一样的”那部分叫做东方；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的”世界，则称之为西方。有趣的是，尽管东方向来被看做是这世界上较弱势的一部分，它总是被认定为比西方更广大、更有潜力（通常是毁灭性的力量）。伊斯兰教一直被归类于东方，它在东方主义整体架构中的命运，首先是被当成一个庞大坚定的实体，然后饱受极不寻常敌意与恐惧的对待。　

我们要严肃面对标签，对于一个谈论“西方”的穆斯林，或者一个谈论“伊斯兰教”的美国人，这些广泛的概括化背后有一整套同时“授予”又“剥夺”的历史。这些标签带有意识形态，充满强烈情感，其生命力更甚于许多经验，而且能够适应新的事件、讯息与真实。现今“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每个地方都再度呈现出强大的迫切性。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与伊斯兰教彼此针锋相对的似乎永远是西方而非基督教，为什么？因为人们认定，虽然“西方”在概念上大于其主要宗教基督教，而且其发展也超越了基督教的阶段，但是伊斯兰世界——尽管包括不同的社会、历史与语言——仍然陷溺于宗教、原始与落后。因此西方是现代化的，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其文化认同永远是“西方的”；相较之下，伊斯兰教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可以化约为一小撮陈陈相因的特质，尽管从表面上就可看出，其冲突的出现与多样性的经验和西方一样丰富。

阿塞夫•巴亚特：伊斯兰与民主

巴亚特把伊斯兰主义者分为以宗教名义质疑民主的“怀疑主义者”与从伊斯兰教义中解读出天生民主精神与自由意志的“乐观主义者”，但他认为，伊斯兰与民主是否兼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忽视了“民主”本身的复杂性。他指出，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中，没有什么使他们天生地民主或不民主的东西。我们——社会的行动者，（才是）决定宗教的包容性或威权主义式的原始倾向的关键。

阿塞夫•巴亚特是英国肯特大学博士，现任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与中东研究教授。他论及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时，提到，“西方流行的媒体和知识分子圈，把伊斯兰看作穆斯林的中东的威权主义政体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是父权制的，缺乏任何关于公民（权）和自由的概念，因为其对真主的主权的信仰，已经削弱、贬低了民众的权力。此类见解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强化，他们——以它们宗教的名义——质疑民主，认为民主是一种“外来的建构”，并为支持真主的主权，而悬置民意。我们把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叫做“怀疑主义者”。与怀疑主义者相对的，则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倾向于谋划一种天生是民主的伊斯兰精神，主张伊斯兰是一个（包含）宽容、多元主义、正义和人权的宗教。”

而巴亚特认为，这两者的论述从方法论上说，都完全依赖文本，忽视了这些文本在穆斯林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并且这些解读使握有社会权力的个人或团体可以论断那些真理并使之霸权化。由此，他指出，伊斯兰与民主是否兼容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首先，“伊斯兰vs.民主”的辩论，几乎只集中在等式的一边，即伊斯兰上，就好像在另一边的民主，并无复杂性可言。说到底，“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倘若“民主”等同于罗伯特•达尔所说的“多头制”——一种通过相互竞争的，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框架中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精英来实现共识的政制，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又摆在哪里呢？个人主义到底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呢还是民主的反题？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其中，公司有很大的权力，和强大的制造共识的能力的），就不是非民主的吗？这些问题，和民主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力图使“民主”成其为民主的许许多多的运动和批判都提出了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理想（之间）的冲突；社会主义民主和“结社主义”强调公民权和平等。

更重要的是，问题不在于伊斯兰是否与民主或从外延上说，现代性（无论如何理解）兼容；相反，问题在于，在什么条件下穆斯林可以使它们兼容。因为在伊斯兰中，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中，没有什么使他们天生地民主或不民主的东西。我们——社会的行动者，（才是）决定宗教的包容性或威权主义式的原始倾向的关键。

奈保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最野蛮的一种帝国主义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现代社会形式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伊斯兰教使信仰者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所以他说，“伊斯兰是人类迄今最不妥协的、最危险的帝国主义。”

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曾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别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游历了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四个穆斯林国家，分别出版了两部关于伊斯兰民族的纪实文学——《难以置信》和《在信仰者中间》。在这两部着作中饱含了奈保尔对伊斯兰教尖刻的批评和指控——“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而西方长期对独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这种论调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使他屡次获诺贝尔提名却与之失之交臂。

他在《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由于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着宗教往里面倒。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道，“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于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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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延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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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

原教旨主义并非仅仅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最先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基督教新教中出现，其观念形式在神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今天， “原教旨主义”一词尤其被广泛应用于概述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用以描述世界各地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

原教旨主义理论上的共同点是反对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在政教不分离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并非是一个宗教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包含了在社会生活中从经济、法律到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随着西方工业国的兴起，大部分的穆斯林地区都沦为殖民地。在这漫长的三、四个世纪里，穆斯林对伊斯兰作为生活方式的要求，长期受到压制。对于伊斯兰世界局部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自由派指责它为民族主义的恐怖势力，也有左翼把它解释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应。

但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不一定宗教极端主义，也不能等同于恐怖主义。主流的原教旨主义主张开展合法的伊斯兰运动，反对暴力恐怖主义；而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不仅在思想观点上是极端的，在行为上也是极端的，为达到政治目的（建立宗教至上的教权主义国家），不择手段且不顾后果。而恐怖主义是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针对平民或民用目标，故意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能等同于宗教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事实上，社会上有多少个社会集团，就有多少个伊斯兰教。

本文系综合整理，参考文章：《齐泽克谈<查理周刊>惨案：最坏者真是充满了激情的强度吗？》（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译者：廖鸿飞，via dou出ban公众号）、《宗教暴力的迷思》（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via 澎湃新闻网，原文发于《卫报》，发表时间：2014.9.25）、《阿塞夫•巴亚特：伊斯兰与民主——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作者：阿塞夫•巴亚特，中译：王立秋，校对：丁科，文章选自阿塞夫•巴亚特2005年4月26日在莱顿大学就职演说的修订稿，后被收录王立秋发起并创办的《伊斯兰评论》杂志第一期，该期杂志于2012年由泼先生刊印）、《报道伊斯兰》（作者：爱德华·萨义德，译者：阎纪宇，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综合整理：禽禽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