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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挤地铁上班，不经意间，听到了一对年轻夫妻之间的对话，他们边说边笑，出于好奇，我便竖起耳朵来听，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又在笑些什么。

听了好一会，方才知道原来是男孩子的妈妈竟然将儿媳妇苹果手机的耳机线拿去系窗帘去了，从这对夫妻对话的口气中听得出来，他们并没有责怪妈妈的意思，只是觉得她的做法好笑，并且用手机拍照记录了这荒唐的一幕，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听完这样一则趣事，我并没有笑，而是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上一辈人甚至更年长者，同我们这样一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后辈，在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怎么就会差这么多？

也许，在上一辈人中，做出用耳机线系窗帘这类荒诞事的在少数，但这样一个行为却非常有代表性，它形象地揭示了互联网时代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隔阂。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对年长一辈的人而言，它快得有点残酷，他们中很多人，莫说微信、微博这些年轻人常用的社交软件，只怕是连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都不会用。而最大的差异，来自于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就像长辈无法理解年轻人天天拿个手机刷啊刷，年轻一辈也同样接受不了自己爸妈仍旧守着电视机看各种联播。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确实是一场从技术到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全方位革命，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的突飞猛进，很多人、很多组织乃至各级政府，都开始跟不上社会和人心的变化速度了。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是整个人类，具体到政治层面，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结束不多久的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就因为“改革的脚步没能跟上人民的期待”(马英九语)而遭遇空前挫败，“六都”丢掉“五都”，民进党跨越长期作为蓝绿分界线的浊水溪大举北上。

诚然，国民党此番败选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的选战思维仍旧停留在过去蓝绿对决过去时，而没有跟上年轻一代选民逐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络时代。

正如财新网特约记者徐和谦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这群年轻选民在成长历程中，看尽了台湾两党恶斗的结果，见证过陈水扁等政治明星形象的倾颓，反感自己投给某一候选人的选票，被其所属政党用以作为政争角力的资本。更重要的是，传统上与政党认同相配套的意识形态，对这一辈年轻选民而言，重要性都逐渐下降。”

互联网时代的台湾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不会再接受蓝绿阵营各种‘大词’的规训，而是要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意义”(施展语)。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毫无从政经验可言的柯文哲医生登台了。“在我前面是一道又一道、重重叠叠的高墙，有意识型态的高墙、有蓝绿对抗的高墙、有统独仇恨的高墙、更有世袭权贵垄断的高墙。这些无形但是冰冷的高墙，不但阻碍台湾社会的进步，更折磨我们的友情、亲情和爱情。”

柯医生在选前之夜号召自己的选民“用爱和拥抱推到这些高墙”，超越蓝绿，他这种带有后现代解构色彩的竞选风格，较之有着权贵二代标签的竞争对手连胜文，显然更加符合网络时代年轻人对新一代政治人物的想象，台北“由蓝转白”(柯阵营自称白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可以说，对台湾新生代力量带来的挑战，不仅岛内的国民党没有做好准备，大陆政府同样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应该正为接下来的对台政策该作何调整而苦恼，因为亲中的蓝营大规模败北之后，两岸关系必将面临不少新挑战。

其实，台湾新生代早在今年上半年的太阳花学运中就已经崭露头角，旨在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的服贸协议也因为这群年轻人的抗议而被迫搁置。

结合在香港持续了近80天的占中运动，台港地区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都大大超出以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政治演进中力求“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抗争也好，竞选也罢，似乎都在宣称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正在成为一个巨大的无组织形式的组织，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影响乃至左右现实政治。

如前所述，对台港新生代带来的政治生态变化，大陆政府并没有做好充足准备。截止日前，大陆官方几乎没有发表对“九合一”选举结果的相关评论。

相比之下，军方的“鹰派”人物在对台问题上就显得比较有信心。12月6日，原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刘精松上将在2015在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谈到台湾问题时就表示，台湾问题不会久拖不决。“我们绝不会放弃使用武力这一条，必要时将依法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也是选项。”

不知道，台湾的那群年轻人，看到对岸将军这番表述会作何感想，我想，他们大抵是不会被吓到的。

同样，也是在《环球时报》的这个会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同另外几位来自军方的将军在“颜色革命”这一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甚至一度引发争论。

会上，被认为是自由派“公知”的王占阳公开为“颜色革命”辩护，招来现场几位“将军级名嘴”群起反驳，其中包括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少将、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少将和解放军理工大学政委、网名“昆仑岩”的宋方敏少将。

王占阳首先说：“不能简单地否定颜色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颜色)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说那个东西全部都是什么外国势力搞的”，“说美国干预香港事务，这种说法都是推测而来，并没有准确的根据。我的消息来源是很权威的。”

尤其让将军们恼火的是，王占阳指中国正在发生“颜色革命”，“这种‘颜色革命’就是周永康、徐才厚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他还说：“对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是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的，关键就是那些带枪的腐败分子最吓人。”

杨毅痛斥王占阳的说法“很危险，容易误导民众”。他警告说：“对我们核心价值观的诬蔑的人，已经到了我们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讲台上了，对这种现象决不能继续容忍！”

彭光谦更是怒批王占阳把中共领导的革命与西方发动的颜色革命混为一谈“是荒谬的，庸俗的”，“说什么‘带枪的腐败’，把矛头指向整个军队，是别有用心的。”

对于这样一场意识形态上的重大争论，虽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舆论震荡，但除了作为主办方的《环球时报》有做简短报道之外，国内的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

应当说，如同以往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引发重大争议的意识形态话题一样(比如普世价值争论，宪政与反宪政大争论，以及王伟光文章引发的“阶级斗争”争论等等)，“颜色革命”也是一个宏大的老话题了。

在过去的部分官媒文章中，也会经常有涉及到这个话题，比如在今年10月16日的一篇题为《颜色革命的不同版本与共有症候》中，就将香港的“占中”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并且断定有不少境内外敌对势力参与了这一运动。

那么，关于这类老的意识形态话题，国内的年轻人又怎么看呢？

从互联网上的跟帖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来看，评价同样呈现两极化趋势，以“颜色革命”争论为例，骂王占阳为“汉奸”、“砸锅党”的大有人在，嗞几位将军“保守”、“危言耸听”的亦不在少数，但这两种声音都不是主流。

在大多数年轻人心中，关心实的“打虎反腐”远比讨论虚的“颜色革命”更有意义，他们中不少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占有话语权的精英和媒体为何要将时间浪费在这类议题的设置和讨论上。

梳理最近半个月在陆、港、台发生的种种理论和现实争议，笔者发现，这些争议的背后似乎都有一个代际差异的问题在里边，显然，三地政府对年轻人的心声和诉求都关心不够，也就更谈不上回应了。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则趣事，执政集团各个层面的精英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讨论的议题，以及正在做的事情，会不会在年轻人眼中，变得像那位妈妈用耳机线来系窗帘那样可笑？而对正在成长为社会主力军的年轻人而言，是不是应该在追求自己的理念，实现自己的诉求时，适当放慢脚步，对上一辈人给予多一些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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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2015-08-23 08: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