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太平杂说 大渡河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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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河首次闻名遐迩,是由于石达开在这里的悲惨结局。这结局是由洪秀全和石达开自己共同造成的。
  洪秀全、杨秀清内讧之后,太平军最需要的是:稳定局势,重立统帅。
  此时,翼王石达开理所当然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众人欢悦”。从1856年11月到次年5月。太平军在自相残杀、人心惶惶、军事失利的危险中稳定下来。任命勇敢善战的陈玉成、李秀成各为一方面主将,攻守兼施的战略取得了成效,军事上略有转机。
  石达开是太平军前期诸王中两三个知识者之一,又是各方面公认的最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洪、杨内讧之时,韦昌辉出面滥杀杨秀清部属,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南京,谴责韦昌辉及其帮手燕王秦日纲、陈承镕。意在制止事态扩大。不料韦竟要杀他,使他不得不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韦居然杀了他全家,又派秦、陈率军追捕他。当他率靖难大军四万余人返南京途中,知陈玉成在安徽宁国府被清军打败,立即移师救援。洪派人向石献上韦首级,靖难大军便休兵。他到了南京,洪秀全慑于其大军,并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封他为“圣神通电军主将翼王”。全军钦佩他的品德功勋,共上“义王”尊号,他坚辞不受,必定是鉴于内讧的教训,知道洪对他很是疑忌。力避爵高震主,不利于团结安定。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十分顾全太平军大局的。
  洪秀全就完全不同。他在与杨秀清你死我活之余,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给石达开那么一个封号,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看看这封号和以前杨秀清封号的巨大差别,就说明了他的心态。众人给石共上“义王”爵号,他连做一下姿态都不愿。相反,却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小丑来“主军政”。进而“不授以(石达开)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不但剥夺了石的权力,还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完全作为政敌与重点压制对象。看管了起来。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押(压)制出京”。这是开脱洪秀全的说法,安、福二王哪有力量、威望来压制石达开?石自己在出走的布告中说的“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就明确点出是洪秀全本人的逼迫。只是,他还是顾及“君臣之义”,维护洪秀全的面子,不肯将事实真相兜底抖出来。
  看来,洪秀全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到内讧之时,对诸王已全都不信任,视为潜在的篡位者。他要让韦、石、秦互相残杀,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既然能在石的靖难之师未到南京时,就杀了韦、秦,可见此两人并没有多少实力。那么,韦要杀石,屠石全家,派秦、殊追捕石,可能是洪秀全的示意,至少他是知道的。他要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亡之时,清除一切他心甘中的潜在威胁。然而,石的靖难大军,使他不能一箭双雕。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韦、秦及其同伙陈承镕,以安抚石。将韦的首级送宁国府给石看,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石入京,受到军民的拥藏,更使他加深疑忌。如果不是石实力和声望都远非韦昌辉可比,他就会在压制得手后杀了石。
  到石达开被迫逃出南京之后,洪秀全看到不但追随的将士很多,南京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这才慌了。于是,不得已革去其兄安王、福王爵号。并且镑刻“义王”金牌遣人送给石达开。这种做法,简直像哄小孩。在石看来,与其说是洪对他的“争取”,不如说是一种侮辱。而且,石深知如果出走再回去,迟早必定被洪秀全所杀,那时洪仁达、洪仁发仍将恢复王爵。洪秀全的这种拙劣的举措,只能引起石更大的反感。许多论者,竟指责石不接受洪的“争取”是多么不对,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洪所要争取的是石的脑袋。
  石的智力远高于洪,又长期经常在一起,当然了解洪的为人和此时心思。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一,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掌握实权;三,取洪秀全之位而代之;四,逃出南京,拉一支军队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六,投降清朝。他选择了第四种。有的着作说:“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已,争取天王的信任,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显然,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从前面所说可知,石如果能用什么方法表自,岂有不用之理?他在自述里就透露:“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论者为了替“农民革命领袖”辩护,将不可能的事也说成可能了。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历史论着,都给石达开扣了一项“分裂主义”的罪名,同时还加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这罪名,这帽子,都完全是从“洪氏本位”的立场出发的。
  一个才智卓越,立下赫赫战功。为太平军打下广大地盘的人,先是受杨秀清的压制与欺凌,继而为制止内讧大屠杀,自己差点死于韦昌辉、秦日纲之手,逃得性命而全家被无端杀尽;挽救了内讧后的危局,却又受到洪氏兄弟极端疑忌和排斥,洪秀全要剥夺权力就剥夺,要监管就监管,有力反抗而不愿反抗,最后落得逃离南京,还不愿扯下“太平天国”的旗号,不愿揭穿洪秀全真面目,世界上有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吗?如果他守在南京等洪氏兄弟杀戮,有些论者,是否会责怪他:谁叫你表白不了呢?或者:谁叫你功劳太大、声望太高呢?或者。用为了消除隐患为由,来说明杀得对杀得好?
  请容我再问几句:难道只有像岳飞那样,让赵构指使秦桧杀了,才算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难道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君错”是真理?难道死在无可救药的洪氏集团手里,让他们恣意胡作非为,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会有什么正面价值?不说于国干民于历史进步罢。即使于太平军,难道有什么积极意义?
  至此,我看“分裂主义”的问题,也并不难谈清楚。石达开到了朝不保夕,万不得已出走之时,还是一不愿降清,二不愿否定“太平天国”,三不愿揭洪秀全的底。只要不是以“洪氏本位”来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而以太平军的根本利害为标准,如果要说分裂主义,那首先是洪秀全及其兄洪仁发、洪仁达,是他们迫使石达开不得已而与洪氏兄弟分手的。
  有人说,石达开可以像李秀成那样,无论受什么委屈,都用行为表白自己,以获得洪秀全的信任。其实,洪自内讧之后,便任人唯亲。他何曾信任李?如果信任,李何必主动将母亲、妻子送到洪眼皮底下当人质?如果信任,怎会稍不如意即严辞训斥,公然指责李有奸心?如果信任。哪能在万分危急之际,也不采纳李的正确建议?洪无非是无人可代替李,不得不暂时利用,却又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纵容李部下胡作非为来削弱李的指挥权。李在屡遭歧视、限制、刁难之下,百般委曲求全,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要是洪氏兄弟能有人掌得了兵权,李便会被加上“变奸”的罪名而杀掉。虽然这一点没有成为事实,李最后也只能成为洪的殉葬,一个极其可悲的殉葬。石达开对于洪秀全性格的了解,对洪家天下命运的预测,又在忠君的道德规范制约下,使他终于采取离开南京而又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这条路。然而,这也是一条败亡之路。
  作为一个家庭富有的青年,石达开愿意倾家荡产参加造反,直接原因是:他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时,也由于他强烈痛恨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关注中国的前途。可是,他未能看清,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落后的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尽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追赶欧洲先进国家。关键是:培养和引进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学习先进的科技,兴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生产力。起步的迟早,关系到中国的浮沉。如果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领导的革命或政变,尽快改变腐败无能政权,全面实行近代化,自然是最好的出路。要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也可以有其它一些变革维新的道路,由发展生产力而带动其它方面的近代化,这是以前和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的。而造反,那就要看为什么造反,什么人为首的造反,真正要实现的(不是鼓动造反而宣传的)目标是什么。他也没能清醒思考,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可能有几种情况:比腐败政权好得多,好一些,一样坏,坏一些,坏得多。也可能在造反之初属于前面两种之一,后来就发生交化,变得一样坏或者坏得多。实际情况怎样,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品格和文化渊源。最坏的情况,是由比原统治者更落后、更愚昧、更腐败的人为首,而造成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在当时的中国,危害尤其突出。石达开在没有真正认识洪秀全品格、志向、能力之时,便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他,是石人生道路关系至大的一步。认识上的局限,加上年轻、人生经验较少,情绪因素易于扩张,使得他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拜上帝会即策划造反。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他人生方向。不过,他后来还有修正的机会。
  洪、杨内讧之后,如果石达开代洪自立,完全有可能。虽会遭到一些抵抗或抵制。只要措施得当,便不会受很大震荡。同时按轻重缓急,坚决而有序地废除洪的一些极端政策,逐步实行变革维新,顺应世界潮流,就会愈来愈得人心军心,建立一个远比清政府、洪氏小朝廷开明、进步的政权。至少可用“清君侧”的办法,断然处置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少数亲嬖小丑,使洪秀金只藏天王盒冠享受富贵荣华,同时坚决抛弃洪的极端政策,大力进行一些合理的军政经文诸方面建设,将会给控制地区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革和扩大军队。随后,无论是在苏、浙、皖、赣等省站稳脚跟,积极建设,在一段时间内与清军形成对峙或者在实力充足时北伐,迅速推翻清朝;或者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最后实现妥协;或者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或意外事故,失去均衡而被清朝打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近代化的步伐。这是石达开此时所面临的可能。一切取决于他肯不肯代洪自立或虚洪执政,这又是关系他命运的紧要的一步。然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石达开,却不愿做这种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于是,一个太平军中文武全才、谋略出众的人物,只能受制于任人唯亲、无可救药的洪秀全及其身边的群小。这是石达开的悲剧,也是历来许多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武将文官的悲剧。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箝制下,身居高位而又为帝王所疑忌时,往往成为刀俎上的鱼肉。石达开率军出走,客观上是被洪氏兄弟所迫,主观上是想求得多方面保全。
  既要保全生命,不作无谓羔羊,又不愿采取断然行动,掌握太平军的实权。既要与洪秀全分手,又不去掉“太平天国”旗号。既看透洪秀全的为人,又要保护他的名声。既不公开与洪氏集团划清界限,又要表明自己是正义的选择。既要率军出走,又要让出军事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盘。每一个既要又要,都是几何级数地增加难度。面面求全,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加速石达开走向败亡的是他自己。在生死关头,提出要“隐居山林”。此言一出,本来已经疲于长途征战,但对他仍抱有希望和恋恋不舍的官兵,得知主帅已信心动摇,在为自己安排最坏的后路,众人还有什么指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轰毁部属精神支柱的烈性炸药。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二十万大军在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七个将军带领下,离他而去。这样,即使没有后来指挥上的失误,也延续不了多久。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他在陷于绝境中,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此前,他已让妻妾五人、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他准备像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以自已一命,求得残部免受大屠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被凌迟处死,残部统统被杀,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志士枉流的热血,是历史最好的眼药水。石达开跟从洪秀全造反,而在不得已时又不愿取而代之,一错再错,在大渡河得到一个不该有的结局,他没能穿透时代的迷雾。
  石达开留下的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感叹号,更是一响令人寻味不尽的午夜钟声。
  然而,大渡河的钟声,梦乡中的人们总是没能听到。
 


潘旭澜 2011-12-18 2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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