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太平杂说大渡河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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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河首次闻名遐迩，是由于石达开在这里的悲惨结局。这结局是由洪秀全和石达开自己共同造成的。
　　洪秀全、杨秀清内讧之后，太平军最需要的是：稳定局势，重立统帅。
　　此时，翼王石达开理所当然地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众人欢悦”。从1856年11月到次年5月。太平军在自相残杀、人心惶惶、军事失利的危险中稳定下来。任命勇敢善战的陈玉成、李秀成各为一方面主将，攻守兼施的战略取得了成效，军事上略有转机。
　　石达开是太平军前期诸王中两三个知识者之一，又是各方面公认的最有军事才能的领导人。洪、杨内讧之时，韦昌辉出面滥杀杨秀清部属，石达开从武昌前线赶回南京，谴责韦昌辉及其帮手燕王秦日纲、陈承镕。意在制止事态扩大。不料韦竟要杀他，使他不得不连夜“吊城由小南门而出”。韦居然杀了他全家，又派秦、陈率军追捕他。当他率靖难大军四万余人返南京途中，知陈玉成在安徽宁国府被清军打败，立即移师救援。洪派人向石献上韦首级，靖难大军便休兵。他到了南京，洪秀全慑于其大军，并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封他为“圣神通电军主将翼王”。全军钦佩他的品德功勋，共上“义王”尊号，他坚辞不受，必定是鉴于内讧的教训，知道洪对他很是疑忌。力避爵高震主，不利于团结安定。这一切，都表明他是十分顾全太平军大局的。
　　洪秀全就完全不同。他在与杨秀清你死我活之余，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给石达开那么一个封号，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看看这封号和以前杨秀清封号的巨大差别，就说明了他的心态。众人给石共上“义王”爵号，他连做一下姿态都不愿。相反，却加封他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小丑来“主军政”。进而“不授以（石达开）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不但剥夺了石的权力，还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完全作为政敌与重点压制对象。看管了起来。李秀成说，“翼王与安、福二王结怨。被押（压）制出京”。这是开脱洪秀全的说法，安、福二王哪有力量、威望来压制石达开？石自己在出走的布告中说的“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就明确点出是洪秀全本人的逼迫。只是，他还是顾及“君臣之义”，维护洪秀全的面子，不肯将事实真相兜底抖出来。
　　看来，洪秀全在与杨秀清矛盾激化到内讧之时，对诸王已全都不信任，视为潜在的篡位者。他要让韦、石、秦互相残杀，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既然能在石的靖难之师未到南京时，就杀了韦、秦，可见此两人并没有多少实力。那么，韦要杀石，屠石全家，派秦、殊追捕石，可能是洪秀全的示意，至少他是知道的。他要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亡之时，清除一切他心甘中的潜在威胁。然而，石的靖难大军，使他不能一箭双雕。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杀了韦、秦及其同伙陈承镕，以安抚石。将韦的首级送宁国府给石看，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石入京，受到军民的拥藏，更使他加深疑忌。如果不是石实力和声望都远非韦昌辉可比，他就会在压制得手后杀了石。
　　到石达开被迫逃出南京之后，洪秀全看到不但追随的将士很多，南京许多人也为他抱不平，这才慌了。于是，不得已革去其兄安王、福王爵号。并且镑刻“义王”金牌遣人送给石达开。这种做法，简直像哄小孩。在石看来，与其说是洪对他的“争取”，不如说是一种侮辱。而且，石深知如果出走再回去，迟早必定被洪秀全所杀，那时洪仁达、洪仁发仍将恢复王爵。洪秀全的这种拙劣的举措，只能引起石更大的反感。许多论者，竟指责石不接受洪的“争取”是多么不对，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洪所要争取的是石的脑袋。
　　石的智力远高于洪，又长期经常在一起，当然了解洪的为人和此时心思。摆在他面前有几种可能：一，无所作为地让洪氏兄弟杀掉；二，除掉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人，掌握实权；三，取洪秀全之位而代之；四，逃出南京，拉一支军队反清，仍用太平军旗号；五，拉起反清队伍，不用太平军旗号；六，投降清朝。他选择了第四种。有的着作说：“石达开应该顾全大局，他可以用各种方法表白自已，争取天王的信任，甚至暂时不要任何权力。”显然，论者不如石达开了解洪秀全之深。从前面所说可知，石如果能用什么方法表自，岂有不用之理？他在自述里就透露：“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论者为了替“农民革命领袖”辩护，将不可能的事也说成可能了。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历史论着，都给石达开扣了一项“分裂主义”的罪名，同时还加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这罪名，这帽子，都完全是从“洪氏本位”的立场出发的。
　　一个才智卓越，立下赫赫战功。为太平军打下广大地盘的人，先是受杨秀清的压制与欺凌，继而为制止内讧大屠杀，自己差点死于韦昌辉、秦日纲之手，逃得性命而全家被无端杀尽；挽救了内讧后的危局，却又受到洪氏兄弟极端疑忌和排斥，洪秀全要剥夺权力就剥夺，要监管就监管，有力反抗而不愿反抗，最后落得逃离南京，还不愿扯下“太平天国”的旗号，不愿揭穿洪秀全真面目，世界上有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吗？如果他守在南京等洪氏兄弟杀戮，有些论者，是否会责怪他：谁叫你表白不了呢？或者：谁叫你功劳太大、声望太高呢？或者。用为了消除隐患为由，来说明杀得对杀得好？
　　请容我再问几句：难道只有像岳飞那样，让赵构指使秦桧杀了，才算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难道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君错”是真理？难道死在无可救药的洪氏集团手里，让他们恣意胡作非为，于国于民于历史进步会有什么正面价值？不说于国干民于历史进步罢。即使于太平军，难道有什么积极意义？
　　至此，我看“分裂主义”的问题，也并不难谈清楚。石达开到了朝不保夕，万不得已出走之时，还是一不愿降清，二不愿否定“太平天国”，三不愿揭洪秀全的底。只要不是以“洪氏本位”来作为唯一的是非标准，而以太平军的根本利害为标准，如果要说分裂主义，那首先是洪秀全及其兄洪仁发、洪仁达，是他们迫使石达开不得已而与洪氏兄弟分手的。
　　有人说，石达开可以像李秀成那样，无论受什么委屈，都用行为表白自己，以获得洪秀全的信任。其实，洪自内讧之后，便任人唯亲。他何曾信任李？如果信任，李何必主动将母亲、妻子送到洪眼皮底下当人质？如果信任，怎会稍不如意即严辞训斥，公然指责李有奸心？如果信任。哪能在万分危急之际，也不采纳李的正确建议？洪无非是无人可代替李，不得不暂时利用，却又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纵容李部下胡作非为来削弱李的指挥权。李在屡遭歧视、限制、刁难之下，百般委曲求全，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要是洪氏兄弟能有人掌得了兵权，李便会被加上“变奸”的罪名而杀掉。虽然这一点没有成为事实，李最后也只能成为洪的殉葬，一个极其可悲的殉葬。石达开对于洪秀全性格的了解，对洪家天下命运的预测，又在忠君的道德规范制约下，使他终于采取离开南京而又继续打着“太平天国”旗号这条路。然而，这也是一条败亡之路。
　　作为一个家庭富有的青年，石达开愿意倾家荡产参加造反，直接原因是：他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因本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同时，也由于他强烈痛恨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关注中国的前途。可是，他未能看清，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落后的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尽快开始近代化的进程，追赶欧洲先进国家。关键是：培养和引进各方面有用的人才，学习先进的科技，兴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发展生产力。起步的迟早，关系到中国的浮沉。如果由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领导的革命或政变，尽快改变腐败无能政权，全面实行近代化，自然是最好的出路。要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可能，也可以有其它一些变革维新的道路，由发展生产力而带动其它方面的近代化，这是以前和以后的世界历史所证明的。而造反，那就要看为什么造反，什么人为首的造反，真正要实现的（不是鼓动造反而宣传的）目标是什么。他也没能清醒思考，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可能有几种情况：比腐败政权好得多，好一些，一样坏，坏一些，坏得多。也可能在造反之初属于前面两种之一，后来就发生交化，变得一样坏或者坏得多。实际情况怎样，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思想品格和文化渊源。最坏的情况，是由比原统治者更落后、更愚昧、更腐败的人为首，而造成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在当时的中国，危害尤其突出。石达开在没有真正认识洪秀全品格、志向、能力之时，便将身家性命都交给他，是石人生道路关系至大的一步。认识上的局限，加上年轻、人生经验较少，情绪因素易于扩张，使得他在洪秀全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拜上帝会即策划造反。这关键的一步，决定了他人生方向。不过，他后来还有修正的机会。
　　洪、杨内讧之后，如果石达开代洪自立，完全有可能。虽会遭到一些抵抗或抵制。只要措施得当，便不会受很大震荡。同时按轻重缓急，坚决而有序地废除洪的一些极端政策，逐步实行变革维新，顺应世界潮流，就会愈来愈得人心军心，建立一个远比清政府、洪氏小朝廷开明、进步的政权。至少可用“清君侧”的办法，断然处置洪仁发、洪仁达、蒙得恩等少数亲嬖小丑，使洪秀金只藏天王盒冠享受富贵荣华，同时坚决抛弃洪的极端政策，大力进行一些合理的军政经文诸方面建设，将会给控制地区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可能的范围内改革和扩大军队。随后，无论是在苏、浙、皖、赣等省站稳脚跟，积极建设，在一段时间内与清军形成对峙或者在实力充足时北伐，迅速推翻清朝；或者在双方相持的情况下，最后实现妥协；或者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或意外事故，失去均衡而被清朝打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近代化的步伐。这是石达开此时所面临的可能。一切取决于他肯不肯代洪自立或虚洪执政，这又是关系他命运的紧要的一步。然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石达开，却不愿做这种他认为不忠不义之事。于是，一个太平军中文武全才、谋略出众的人物，只能受制于任人唯亲、无可救药的洪秀全及其身边的群小。这是石达开的悲剧，也是历来许多囿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武将文官的悲剧。在传统伦理道德的箝制下，身居高位而又为帝王所疑忌时，往往成为刀俎上的鱼肉。石达开率军出走，客观上是被洪氏兄弟所迫，主观上是想求得多方面保全。
　　既要保全生命，不作无谓羔羊，又不愿采取断然行动，掌握太平军的实权。既要与洪秀全分手，又不去掉“太平天国”旗号。既看透洪秀全的为人，又要保护他的名声。既不公开与洪氏集团划清界限，又要表明自己是正义的选择。既要率军出走，又要让出军事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盘。每一个既要又要，都是几何级数地增加难度。面面求全，比骆驼穿针孔还难。
　　加速石达开走向败亡的是他自己。在生死关头，提出要“隐居山林”。此言一出，本来已经疲于长途征战，但对他仍抱有希望和恋恋不舍的官兵，得知主帅已信心动摇，在为自己安排最坏的后路，众人还有什么指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说这样的话，无疑是轰毁部属精神支柱的烈性炸药。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二十万大军在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七个将军带领下，离他而去。这样，即使没有后来指挥上的失误，也延续不了多久。太看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漩流中又厌倦斗争，导致了石达开提早死亡和全军覆灭。他在陷于绝境中，写信给四川巡抚骆秉章要求停战。并亲往清营企图谈判有关事宜。此前，他已让妻妾五人、幼儿二人自沉于河中，他准备像给骆秉章信中一再说的，以自已一命，求得残部免受大屠杀。然而，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被凌迟处死，残部统统被杀，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志士枉流的热血，是历史最好的眼药水。石达开跟从洪秀全造反，而在不得已时又不愿取而代之，一错再错，在大渡河得到一个不该有的结局，他没能穿透时代的迷雾。
　　石达开留下的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感叹号，更是一响令人寻味不尽的午夜钟声。
　　然而，大渡河的钟声，梦乡中的人们总是没能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