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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的告别与追寻

——甫跃辉小说论

虽然说甫跃辉反对把自己的小说按照“地理”范畴分为“写乡村的小说”、“写城市的小说”和“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三类（《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但“地理”“背景”上的不同，对于理解作家的作品仍是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重要前提。他的小说中常出现“滚石河”“老鹰山”（《红马》、《滚石河》）、“孤竹村”（《刻舟记》）、“天和镇”（《街市》）、“白水寨”（《初岁》）等之类的地名，但这些地名并不构成甫跃辉小说的“地标”：甫跃辉并不是一个有意要写出自己的“根据地”（《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的作家。地域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大都并不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们常常只是作为乡土或城镇的面具。地域在甫跃辉的小说中，只是功能性的符号，常常可以互换，而并不影响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对小说的理解。而事实上，甫跃辉的很大一部分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并没有标明具体的地域名，这在《红鲤》、《玻璃山》和《冬将至》等那些写得极“虚”而富有象征意蕴的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在这些小说中，地域的象征意蕴要远远大于它的所指。

一方面是凸显小说的发生背景（如乡村背景、城市背景等），一方面却又有意淡化空间的独特内涵，这种既实又虚的“矛盾”做法表明，文学地理空间的差异在甫跃辉那里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倒可能是理解并进入甫跃辉小说所表现的隐秘世界的钥匙所在。

一

乡土背景的小说在甫跃辉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仅就其出版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少年游》（2011）的11篇小说中，乡土小说就有6篇之多。虽然说，甫跃辉从“彩云之南”的边陲来到中国最为发达和最具全球化的大都市上海，但奇怪的是，他的乡土小说却很少沾染全球化的气息。相对于那些动态而紧张的都市生活景观，甫跃辉的乡土世界大都呈现出静态而时间缓慢流动的静美的一面。诸如《哑湖》、《红马》、《鱼王》、《鹰王》、《玻璃山》、《红鲤》、《守候》等这些小说中，时间大都模糊不清，即使偶有呈现，如《刻舟记》，其作用于主人公的成长却常常是可有可无的。时间的意义，只在于提供了故事展开的脉络线索或背景，而时间的逆转或流转，也并不能对主人公的命运或心境有太多的改动，相反，倒似乎是见证了命运在主人公身上的轮回和迁延（《红马》、《雀跃》、《街市》）。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中篇《哑湖》，小说结尾主人公（亮子）祖父的离奇死亡只是重复了他父亲当年的命运，十数年的时间流转，似乎什么都改变了，又似乎什么都只在自我重复。这篇小说颇有几分类似沈从文的《边城》，都是祖孙二人的故事，都是近于无声的悲剧--小说最后祖父死去，留下孤儿；所不同的，是《哑湖》那更纯粹而伤感的宁静。边城虽地处地理空间之“边”陲，却不能阻止现代气息的侵扰，而哑湖则完完全全近于沉默（“哑”）的处子，时间的流转与人事的变迁最多只是在叠加她无声的树影和光影。这样一种时间的律动，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自沈从文以来汪曾祺一脉的乡土叙述传统，其一方面与乡土生活的部分经验相适应，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有意于全球化时代营造一宁静的未被浸染和侵犯的空间。

在这些小说中，《刻舟记》（长篇，2013）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乡土时间经验的思考。这是一部有关记忆的故事，是青年主人公对自己童年成长经验的回忆和叙述，但叙述者一边叙述一边又不禁怀疑起来：

经过漫长的时间冲刷之后，记忆常常出现差错。如果不是有实物作证，我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的错误。所以，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常常抱着怀疑的态度：也许那些事根本没发生过，我完成的，只不过是一次美好的虚构。（《刻舟记》，第17页，文汇出版社，2013年）

“回忆”是甫跃辉进入乡土经验的主要方式，这使得他笔下的乡土世界无不笼罩于一种淡远朦胧的既实又虚状态中。在这里，时间的律动一方面提供了主人公回忆的动力，同时也产生无法逾越的屏障。往事确乎存在，但因时间流转沧海桑田，早已不复存在于原地，留下的只有不可靠的记忆。时间既是力量也是阻力。写作似乎就成为这种徒劳的仪式，知其不可而为之。写作即是这种对逝去/丢失的“刻写”、“标记”和“播撒”（“刻舟记”即此），过去已去，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留下痕迹。《刻舟记》整篇小说弥漫了一种哀伤。这样来看，甫跃辉其实是把乡土写作还原为一场能指的滑动与无尽的怀旧的缠绕。

而也正是这种处于时间的遮蔽中，甫跃辉的乡土世界才能保存完好的未被侵入和打破宁静的状态，因而也更多沾染了神秘的气息。保卫队队长半夜骑马下山被梳子变成的漂亮女妖迷惑而后识破并设计杀死之，数十年后又被女妖带走的故事（《红马》）。在父亲的坟头附近常常遇到并与之建立起友谊的小男孩，竟是意外死去不久的新鬼（《玻璃山》）。但神秘并非甫跃辉表现的内容本身，甫跃辉往往借助神秘探讨他对自然人生与人性的认识。当鱼王不再仅仅只是传说，而从傻子眼中的神秘符号渐渐现身为硕大无比的鱼肉时，村民们也从此前的敬畏心理立马现形他们贪婪的本质（《鱼王》）。而对于那些常常若隐若现的神秘的红鲤其实成了人们心意难平的对照（《红鲤》），人鬼相通也即渴望理解的孤独而内秀的表征（《玻璃山》）。

如果说乡土世界在甫跃辉的小说中更多是一种回忆中的远景的话，那么都市景观则因为其在甫跃辉的生活中的迫近性而显得确实、驳杂而迷乱得多。《苏州夜》通过镜像式的文体形式表明了城市暧昧而诱惑的复杂特征。小说一方面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一次偶然出入色情场所嫖妓的复杂情绪变化，另一方面又在第三人称之外设置了一个冷静的叙述者“我”的存在。“我”刚从老家来到城市，踌躇满志，自认为纯洁而高尚，但在城市暧昧的霓虹灯的背景下仍会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把那种面对城市万花筒式的迷幻景观的复杂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与那种过去式的乡土写作不同的是，他的都市写作往往具有一种当下性和躁动不安的表征。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城市生活经验呢？这在他那以顾零洲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中有集中而象征的呈现。这是一种生活在多重复杂关系网中但却彼此隔膜而漠不关心的个人经验世界。顾零洲无意中丢失了存有500多个号码的手机，他本以为这其中很多人在得知他的手机停机联系不到人后会有各种反应（痛恨、担忧、不安、怀疑、责备、挑剔、指责、警告，等等），可三天过后开通手机发现，包括自己的女朋友在内竟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丢失者》）。这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既近也远的空间。本以为紧靠窗户下的动物园大象馆触目（手）可及，到头来却发现，站在大象馆往上看，终不能确定自己窗口的确切位置。窗户在这里，显然具有连通和看清外面世界的象征意义。虽然说女友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自窗户涌入的动物气息令女友不安--让主人公他沮散，但他自以为是的固执和坚持己见却原来是一厢情愿（《动物园》）。人与人之间的“窗口”又偿不是如此？这也是物质和精神分裂的世界。主人公与女友之间，因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分手，又因精神的牵绊藕断丝连（《晚宴》）。面对这样一个稍有不慎便会迷失自己的世界，甫跃辉在一篇带有童话性质的文本《光点》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这是一个有关青春、梦幻、迷失和怀乡的童话文本，《光点》通过虚构一个同叙述者“我”对话的“小王子”的形象以表明，只有内心有了光点，人才不会在城市的沙漠中迷失。

一方面是农村来的主人公努力融入上海并成为新上海人的过程（《晚宴》、《朝着雪上去》、《动物园》），一方面又是对城市文明的尖锐批判（《光点》、《丢失者》）。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纠缠往往成为一个心结如鲠在喉难以拔除。“巨象”和“下牙内侧的小刺”（《解决》）都是这样的象征，特别是后者，如不能拔除，主人公便不能面对现实很好生活下去。《解决》讲述的是来自农村的上海某高校教师李麦同前女友（上海姑娘）分手过程中纠缠而自我救赎的故事。女友的分手要求令主人公难以接受，痛苦、不甘、忿恨而又无奈，各种复杂的感情纠缠在一起，就像那“下牙内侧的小刺”样让人难受，甚至杀心顿起。小说最后，主人公不惜用尖嘴钳把连同小刺一起的两个牙齿一起拔掉，即象征地表明了一种绝决和重生。

二

城乡背景和两极景观之外，甫跃辉的小说中，“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占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些小说有《少年游》、《牙疼》、《老街》、《街市》、《旧城》、《走失在秋天的夜晚》、《白雪红灯笼》等等。其中《少年游》、《老街》和《走失在秋天的夜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少年游》呈现的是柳浪镇少年幻想离家出走而未成的故事。“出走”首先是一个仪式，是“反抗”的姿态，叙述者/主人公少年“我”通过一次未完成的出走，完成了“我”的成长宣言：父亲把“我”视为“朋友”，“我”由此而获得“大人的资格”。但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并非真正成人，所以主人公“我”就只能始终在镇街上游荡。游荡于小镇中的少年生活构成了小说的主部，而事实上，“我”并不想真正出走，“我”的出走在不停的幻想中延宕，在他人的离去（出走）中满足：

我忽然很兴奋，说不出的兴奋，我搓着手，想，我二十岁了，我才二十岁，我应该到地球上走走，我应该到远方认识一个人，我应该真实地走入一场斑斓炫目的青春和流浪。可这时候悠悠（小说的女主人公--引注）拐出了小镇，看不见了，踮起脚尖也看不见了，我的兴奋穿过了一条窄窄的隧道，不可遏止地刺痛了一下。

我不可遏止地想起了十二岁那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少年游》）

小说最后并没有告诉我们主人公是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由着自己的意愿飘荡”，这也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出走”与成长有关，象征着成长的完成。小说讲述的仍旧是成长的故事，这一成长贯穿于有关出走的想象和实践中。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甫跃辉小说特别是那些以城乡结合部为背景的小说中若隐若现的一贯主题。《牙痛》中“小艾姐”的出走（外出打工）即如“牙痛”一样，“痛”过之后也就意味着渐渐长大成人。《旧城》中少年女主人公奋力想要挣脱母亲的努力，最终通过“出走”--考学出去--得以实现。

而事实上，“出走”其实也正是中国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隐喻。甫跃辉的乡土小说虽然很少全球化的气息，但是他的乡镇题材小说却笼罩在这一象征进程中。短篇《走失在秋天的夜晚》中的青年李绳，虽然从小石场街来到省城打工，努力想融入城市的生活，却终究割不断与家乡的联系。李绳既想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在省城里以虚构的城市身份开始了一段注定无果的恋爱），又忍不住想着旧时恋慕着的对象。“走失”在这里，既是“出走”，也是迷失。记忆恰似这魔咒，一旦没有了未来的指向，过去便注定成为自造的迷宫，既迷幻也迷失了其中的主人公。从这点来，这部小说以象征的意味表明，“出走”的同时，必然伴随过去的记忆与纠缠，而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这样的“出走”/成长便可能是一次轮回和自我重复。这样一种象征，在小说《巨象》中有极为寓言式的表达。巨象，在这里既是个梦魇，也是过去的象征。小说主人公李生多次梦见森林中的巨象向自己压迫而来，但又无能为力。主人公在同上海姑娘恋爱的失意中偶遇来沪读书的乡村女大学生小彦，城市生活的挫败经验虽然使李生在小彦身上获得了安慰，但只是让他在喘息之后更加投入到融入其中的努力之中。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也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分离，过去与未来的分离，李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巨象”正是这不能自拔的隐喻和象征。小说发展到最后，主人公也仍没有从这种循环中得到解脱。

在这些小说中，青年主人公的农村/乡土出身并非可有可无，而事实上这对于理解小说非常关键。如果联系对比作者那些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乡土世界（如《哑湖》、《鱼王》等），更可以看出这一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对外来者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在甫跃辉的小说中，不是乡土文明被现代文明侵入，而是城市被来自边远的年轻人入侵。是来自边地的年轻人闯入上海，想在上海扎根的苦苦挣扎。而越是这种艰难，作者也就越是做着怀乡的梦--也是梦魇。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也说明，甫跃辉的小说中，乡土越是纯净、充满回忆，他的都市主人公们也越是意难平。这样一种矛盾和迷乱，在他的中篇《杀人者》中有极为象征而集中的表达。这部小说虽然不脱同类题材小说的窠臼，但其在一起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杀人事件中所呈现出的城市与乡村、富有与贫穷、善良与邪恶、尊严与自卑、反思与自私等多重矛盾的纠缠与爆发，仍让人唏嘘不已。

三

在“80后”作家中，甫跃辉是为数不多地执着于中短篇创作的作家之一。在一部作品集的后记中，甫跃辉坦言他更倾向也更熟稔于中短篇的创作：“我固执地认为，长篇之所以成为长篇，不仅要‘长’，还要对世界有刺猬那样‘终极的解决方案’。这‘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作家用以考量世界的标尺，是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短篇则不同，因其‘短’，它没那么大的负担，它无需对整个世界发言，看清一时一地的风景足矣。它尽可以单枪匹马，轻装上阵、行踪不定、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身处的世界，我还远没有形成固定的、站得住脚的且完全属于自己的考量标准。这个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我只能一点一点地了解它。”（《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基于这样一种自我表白，我们当然可以说甫跃辉这是一种游击战术式的写作方式，但若联系他的写作实践来看，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因为显然，就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而论，甫跃辉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很少“80后”作家普遍表现出的那种稚嫩、飞扬而华美的一面，而更多是一种成熟与内敛，这是从文字到内容和主题以及情感风格等各方面表现出的倾向，从中不难看出文学传统（包括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深厚滋养。在这当中，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尤其明显。应该说，甫跃辉是一个文学创作路子较广的作家，他多有吸收而不偏废，风格多样而不独擅，从这点来看，甫跃辉确实是一个文学上的游击战术者。我们很难从流派或倾向上准确定位甫跃辉的小说风格，他的小说既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如《雀跃》、《街市》、《初岁》、《守候》；也有浪漫主义的虚幻，如《光点》；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如《红马》、《红鲤》、《玻璃山》；也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如《秘境花园》、《冬将至》，等等。而如果说文类的不同反映的其实是作者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的不同的话，这样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很难说有总体性和局部性的分别。虽然说甫跃辉喜欢并擅长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但并不代表甫跃辉没有“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

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作者，恰如一个个不同的视角，以此得以窥见世界的众多面向。甫跃辉并非没有尝试过长篇小说的创作（《刻舟记》即是他的第一部长篇），他以他的中短篇的创作实践表明，他只是努力从多个方面进入到对世界的理解、思考和阐释。风格的易变和流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表明了作者的矛盾和犹豫不决。这种矛盾，或许只能理解为在作者还没有形成对世界的稳定的理解前，他宁愿创作中短篇。中短篇与作者矛盾复杂的情感结构更相吻合。而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从甫跃辉的中短篇小说中看出作者“总体性”的追求和“对世界全盘性的思考”。《秘境花园》（在另一篇小说中，更名为《弯曲的影子》--注：其实是改写后的中篇）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甫跃辉的小说中最为神秘而难解的一部。小说中有极为清晰的写实，但正是在这写实中孕育难以理解的神秘。毕业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主人公重逢大学时的女同学梁晴，本以为借此终于可以了却沉积于中的“心结”，但其实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和梁晴越是想弄清十年前同学从岸自杀的真相，最终却两皆陷落其中--梁晴因此而自杀，“我”也意识到“自己无法规避的命运”。而这一切，都与那神秘的“弯曲的绳影”有关。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实际上已成为人类不可挣脱的命运的象征。人们越是想找寻事实的真相（比如说自杀），到最后却发现，我们找到的只是这神秘的“弯曲的绳影”，至于这“绳影”的寄主--那真相--我们任谁也无法得知。这是何等的绝望，无怪乎主人公纷纷赴死！

这或正可以用来解读甫跃辉的小说创作。真相若不可知，写作便只能是一种追寻，和对追寻的枉然，就像他在《刻舟记》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一样，任是我们怎样的努力，过去即如流水中丢失的宝剑一般，只留下记忆，和对记忆的无限的接近。一方面是努力对世界的不同角度的进入，一方面又是对世界背后真相的追寻中的宿命般的无奈，甫跃辉的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悖论和决绝。

本作品由甫跃辉授权《文学青年》发表，转来请注明出处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