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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守望到重构

——朱大可、雷颐、余世存读书会

朱大可：高度的开放性和吸纳性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文化的话题。大家可能会感兴趣：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本书（《华夏上古神系》），它究竟有什么意义？有的记者会问我：“你怎么又转型了？”其实就像中国不停地在转型一样，我也在不停地转型。

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二十年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全世界神的名字是一样的。比如说，全世界的水神，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N打头，中国是女娲（Nǚwa），希伯来是诺亚（Noah），印度是那伽（Naga），苏美尔是纳姆（Nammu）；全世界的地神都是G打头，中国最着名的地神是拿着息壤的鲧（Gǔn），希腊很古老的地神叫盖亚（Gaea）；全世界的日神要么是S要么是H打头，希腊和罗马语中S和H可互相对转，而在拉丁语的太阳Sun的之前，有个更古老的西亚日神叫沙玛什（Shamash），中国的舜在古代实际上是日神，现在的发音念舜（Shun），但古代的发音是（Hljuns），这是周朝的发音，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多音节语，当然，事实上证明周朝的语言确实有西域的背景，因为汉语其实就是南岛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杂交的产物。

这些语言、这些神的名字为什么会相似呢？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人类史前的共同文明，这个文明已经破碎了、死掉了，但是在那些碎片上面长出了苏美尔、波斯、印度和中国，但是我们想象中神秘失踪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是那个着名的亚特兰蒂斯吗？但想到这里就不敢想了，所以就只能搁置起来，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生物学家提出“智人非洲起源论”的假说。这个假说为我解决神话起源提供了重要前提。不仅人类起源于非洲，而且语言学家也发现，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前就有了语言，语言产生的时间远远超过目前语言学家所认定的三万年前，牛津大学教授甚至认为十到二十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语言，这种语言我称之为“巴别语”。而在有语言之后，很快就有了宗教和神话，因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交流狩猎经验和表达感情，就是试图喊出神的名字。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全世界神名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在走出非洲之前，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和信仰，这是一个基本的推论。

借助这个逻辑以及神名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巴别神系。巴别塔的故事出自《圣经》，里面说人类打算建造一座叫做巴别的塔，要通往天上，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就变乱人的语言，使其相互之间不能沟通，导致造塔计划失败，人类自此四散而去。这本书中第二部分，我用了五万字的篇幅做了一大堆表格，其中包括最高神、水神、地神、日神这三元神，加上死神、植物神、农神、风神和爱神，甚至连祭司和巫师都加进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别神系。这个神系本质上就是一个全球体系。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全球化体系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过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就曾将公元前六百年前后的轴心时代，描述为全球化进程的开端。实际上在更早以前，还有以青铜为标记的全球体系。在当时的中国，还存在一条出现在亚洲范围内的玉石之路--中国向西域去寻找高品质的玉石材料，用以打造维系周朝祭司与神沟通的祭器和礼器，这是传说中穆王西征的特别重要的动力，它打通了上古的贸易之路，并为后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把这两条路叠加起来，就是“丝玉之路”。

在埃及底比斯距今三千年的木乃伊身上，奥地利考古学家发现了丝绸的残片，属于第二十一王朝，但由于它是孤证，很容易被考古学家忽视，如果它确实来自中国，那么就会把中国和西方的贸易时间大大推前，不仅如此，我认为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000年期间，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建立，出现在埃及的丝绸残片，只是它的一个回声而已。商代丝绸之路以成都平原为起点，向南通过云南、进入缅甸和印度，抵达波斯，再由波斯再转运到欧洲和北非，建构了一条非常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先后出土了一些贝币，也就是天然虎斑贝，它们来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热带海区。这条贝币链的终点就在三星堆一带，也就是以出产丝绸着称的古蜀国。

所以关于张骞打通丝绸之路的说法，值得重新探讨。这样一个全球体系，对今天究竟有什么意义？中国在这个体系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既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也是这个体系的推动者。大量来自西部的移民不断进入东部，在太平洋前面遇到障碍便定居和沉淀下来，此外，东亚是除非洲以外人类最好的生物保护区和避难所，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样性，足以成为西亚和中亚迁徙者的“新大陆”和“乌托邦”。他们进入之后，就跟本地较早到达的“土着居民”发生冲突与融合。最近社科院民族和人类学所的易华写的《夷夏先后说》中提出的观点，跟我很相似。在考古学上，尤其在器物、农业和语言考古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他提出华夏民族真正的土着主人是东夷，而戎夏恰恰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戎夏来自西边，入侵了东亚，侵占了东夷的土地，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个说法，矫正了历史教科书的谬误。神话传说中的炎黄大战，就是这种民族冲突的映射。其中炎帝代表东夷，而黄帝则代表戎夏。

中华文明是在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和本地土着之间不断抗争的进程中，彼此融合而成。通过这种融合，中国成了全球体系中的受惠者，同时也反向推动了这个全球体系的发展。应该说，华夏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中国文明和文化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结构，这种开放性从上古年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三千年的马家窑文化，其彩陶的器型和纹饰如此丰富和美丽，是全球彩陶文明的典范。甘肃省博物馆针对土耳其彩陶做了一些器型和纹饰比较，发现两者间有不少相似之处，这说明了什么呢？器物和文化的贸易以及移民的交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框架。

但我们的先人能走那么远吗？我跟陕西省考古队、西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承认我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是最后总要加一句，我们能走那么远吗？当时交通艰难，从东亚出发，有什么办法可以穿越葱岭到达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但对丝绸之路的探讨，让我们看到实际上存在着多条有效通路。比较器物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我认为，这种沟通恰恰是中华文明最终能够变成一个优质文明的重要因素。

第三，人类当年从非洲走出来时，随身带着那些神话从越南进入中国广西，然后扩散到整个中国大地，这是第一代神话，但在先秦时候完全断灭了。这是因为先秦时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焚毁上古典籍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诸侯要搞政治改革，扩张权力和版图，很烦像孔子这样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嚷嚷要回归周礼，所以他们干脆把这些上古的典章制度和宗教神话全部烧掉。商周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它们的典章制度一定是结合了宗教神话的。这场焚毁运动在《孟子》和《韩非子》里都有提及，但被人们所严重忽略。所以当诸子百家出来的时候，他们无法引用古代典章制度、宗教仪轨和神话传说，于是只能从外来移民口中，或者从一些破碎的文本中去寻找，由此形成“第二代神话”。

但因为各种神话的来源不一样，所以中国“第二代神话”的第一特征就是破碎，神和神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地点，只有一些口传的只言片语。汉代以后，虽然对这些神话做了一些修补，但是还不足以把这个神话回归到原点上去，所以就形成了华夏上古神话的第二特征--没有起源，也就是没有推源神话，没有创世纪神话，没有民族史诗，这点连少数民族都不如。这怎么可能呢？这么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推源神话和民族史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神话在第一次大面积焚毁当中被彻底销毁了，剩下的那些东西，都是外面捡来的碎片。

我做了一个研究，关于西王母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西王母的原型就是印度湿婆。在《山海经》里面有三段描述，说西王母代表死亡和刑罚。其实湿婆是一位双面神，蓬发，善啸，既代表生命，又代表死亡。《山海经》里描写的是关于毁灭和死亡的这一面。西王母头上戴了一个新月形的头饰（戴胜），这正是湿婆头上的眼睛。他（湿婆）的眼睛在愤怒时会睁开，放出怒火，把整个世界（包括神）全部烧掉。除此之外，书里还描写了西王母的穴居风格。大家会想，大神西王母怎么住在山洞里呢？跟我们想象中美丽的女神反差很大嘛。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因为湿婆在他的妻子被害死之后，在山上修炼了两万年，而修行的地方，就在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山的石洞里，位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

通过神话文献的比较，我们基本上搞清了这个神话的起源，它确实是属于拿来主义的，但在拿过来之后做了很重要的改造--把这位大神从男性变成了女性。中国人是很擅长寻找自己的女神的。当年观世音菩萨，原来也是男性法相，在敦煌壁画里面还是男神，有胡子，穿着白袍，但在汉传佛教里面逐渐被改造成了女神。中国文化是一个以黄帝为首的神圣君主体系，代表威严的父性，需要宗教另外再提供母神来保持精神平衡。所以把观世音变成女菩萨，还把西王母也变成了女神，到了明代又推出了一个更新的海洋母神，那就是妈祖。

我们再回过去讲一下先秦的文化来源。先秦文化有大量的外来因素，它是相当开放的体系。我们看到，先秦有那么多诸子百家和思想，来历完全不一样，彼此思想之间也很少有相似之处，为什么突然间冒出来这么多好东西？没有人解释这个问题，假如我们要问老子的老子是谁？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过去疑古学派有一些猜测，但是争议非常大。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我发现，老子的整个学说确实有外部原型的刺激。虽然他的学说非常独特，跟印度本源不同，但是其中还是含有印度元素。外部的原型起了一个刺激物的作用，它刺激先人根据这个获得灵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属于中国本土的老人哲学。

我现在来讲一下老子的来历。在史籍里有一段很奇怪的描述，说老子生下来头发就是白的。这完全不合常理，却没有人追问。实际上，当你仔细研究一下老子生活的时代，就会发现，当时印度爆发了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叫沙门运动。这恰恰就是在公元前六百年的一场针对婆罗门教的运动。婆罗门教有一个法典叫《摩奴法典》，它规定，像我们这种五十多岁的人，不能再占用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应该主动离家出走，到树林里，找一棵树遮阴避雨，在瑜伽术的修炼中自生自灭。在树下打坐的时候，可以追问像生老病死之类的问题，还可以苦思生命的本性以及超越的道路。

当然，沙门运动是对针对婆罗门教义的改革运动，释迦牟尼三十多岁就走进林子里修炼了，这显然是违反教规的。他在林子里找了一棵菩提树坐下来，专心闭关修行，差一点饿死，最后还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宗教经验，超越了人类痛苦和欲望的大限。老子跟他一模一样，只不过年纪比他更大而已。他来自中国，属于那种老留学生，身份有点像玄奘，头发已经全部都白了，还坐在李树下参禅（顺便说一下，印度是李树的原产地），把自身所面临的老人处境彻底想了一遍，发现可以把这些老弱病残的弱点，转化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那就是道家哲学。老子的伟大之处就在这个地方。我认为《道德经》的本质是一种奇妙的老人哲学，他反抗摩奴法典，为老人的老、弱、柔、小、寡的状态辩护，并且为那个时代的老者和弱者，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出路，这就是老子之“道”。因为他突然证悟了大道，于是有了一次精神上的“重生”，这个“生”不是肉身之“生”，而是灵魂之“生”，所以他才能“生而皓首”。这样就很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大经学家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要如此描述老子的“诞生”。我还做了一些文本比较，比如，在比较老子的《道》和《吠陀经》或者《奥义书》时我发现，《道德经》里的一些概念，包括“道”、“有”和“无”，以及对耳朵和谛听的重视等等，都有它们的印度出处。但他通过那些外部的思想刺激物，超越了原来的《奥义书》和《吠陀经》，创立出一门全新的哲学，这个哲学支配了中国两千年，并对西方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

老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他开拓了一条全新的精神道路，这跟我们刚才讲的亚洲共同体的概念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在轴心时代有一个亚洲精神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人和人的交流没有太多的障碍。胡适讲过中国的问题就出在“印度化”。他认为魏晋以后，中国印度化，从此以后中国这个社会就无可救药了，他把中国文化的困境全部归咎于佛教，但是实际上中国受印度影响远远早于魏晋，源于先秦甚至更早。

再说《楚辞》吧，你们去找已翻译过来的《阿维斯陀经》和《奥义书》跟《楚辞》对一下，就会发现，两者实在太像了，而且这个“像”都是有原因的。按照中山大学着名学者岑仲勉的观点，当时有大批波斯拜火教徒聚居在在陕甘和湖南两地，他们把波斯的典章制度和神话传到了中国，不仅启发了屈原这样伟大的楚国诗人，还导致秦始皇借鉴了许多波斯帝国的制度，从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驰道（高速公路）、人工水渠、宦官和皇家陵墓建制，这些早在秦始皇称帝前三百年，就已经由波斯帝国实现了。秦始皇从当时的拜火教移民那里获得了资讯和灵感，据此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帝国。2006年发现的秦始皇陵劳工墓，出土了一具年轻的印欧人的遗骸，可能就属于这类波斯移民。

更有意思的是，秦始皇还在销毁天下兵器之后铸了十二金人。为什么是十二个，而不是五个或八个？就因为波斯有十二月神。更有意思的是，《史记》有一个注释，说当时秦始皇找到了居住在临洮的长狄，也就是身材高大的波斯人，照他们的形象塑造了十二金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形象，而要去用狄人的形象呢？显然这是因为它塑造的就是波斯的十二月神，全世界只有波斯有十二月神体系，每个月由一位神来主宰，形成完整的拜火教神系。秦帝国有一个强悍的波斯蓝本。我想正是这种高度的开放和吸纳，才有可能形成先秦的灿烂文化。而这种开放性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