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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和王小波轰轰烈烈谈恋爱的“文艺女青年”，到在学术圈被誉为“中国波伏娃”的观念前卫的性学家，再到网络时代在性别话题上饱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李银河经历了公众眼中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换。年长一些的读者大概更熟悉的是作为王小波遗孀的李银河；性少数群体把李银河奉为英雄和“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但在社会主流性观念和道德观念面前，李银河更是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对学者出身的李银河来说就像一个荒岛，她所习得的“常识”一直在“挑衅”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而她就像个孤军奋战的斗士，被非议、被攻击，但仍然心平气和地守护着她的战地，期待社会观念的进步，期待被更多人所理解。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伍勤

注定被指手画脚的研究

“性学家”是李银河在学术界最主要的身份。她早年在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归国后师从费孝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此后便开始了她在中国研究“性别”、“婚姻”、“同性恋”之路。费孝通先生对她的学术生涯影响非常大，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就步上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学”道路。她在实地调查中分析了大量个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个体经验，展现出了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

这部1998 年出版的研究着作也开启了中国学界把同性恋群体作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之后近二十年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开辟出了大量空间。在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等性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对这个性少数群体的宽容度越来越高，同性恋在这个时代可以更骄傲地走进公众视野，至少是年轻人的视野。中国是一个过度性压抑的社会，“性”这件事在中国社会中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承担着不同程度的污名。李银河一直没有停止为我们被制度和习俗剥夺过多的“性权利”疾呼，她经常引用自己的精神偶像福柯的观点，“多元人际关系模式是未来的趋势”，并感叹，“我们社会中的人际模式是多么可怜呐！”

网络时代又把这位学者拉到了更为广泛的公共视域之中，李银河跳出学术圈，在博客里的通俗化写作使她的观念和言论更有效地散播了出去，但也更大范围更有力度地冲击了公众的价值观。习俗就像一个痼疾，它不止伤害着被无形剥夺性权利的人们，也一直伤害着这个性权利斗士。最令人难过的是，她难以得到那些她为之疾呼的人们的理解。多年来，李银河对此最沮丧也最激烈的一次在博文中的表达，也不过像一句抱怨，“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呼唤包容性,坚守浪漫爱

很多人质疑，在与王小波的爱情故事里有着浪漫天性、专一而又深情的李银河，怎么会支持“一夜情”、“多边恋”呢？李银河的解释是，这是私领域和公领域的区别。

在八十年代，李银河和王小波是特别前卫的文艺青年，他们一起疯狂地看电影、读小说，环游欧洲。结婚后，王小波已经有了侄子和侄女，李银河也有了侄子侄女，两人商量着，“咱俩都不能给各自家里添新品种了，别生了”，“对，不生了”。就这样，他们选择了“丁克”——在那个年代前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方式。可惜，这样自由浪漫的生活只延续了二十年，王小波辞世后，李银河的一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曾让无数读者声泪俱下。后来的十几年里，也经常能在李银河的博客中看到王小波的名字，不论生离死别，王小波早已是李银河漫长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而当李银河近年来一再在博客上主张“卖淫非罪化”，当她公然为因参与“集体换偶事件”而获“聚众淫乱罪”的某副教授维权时，人们又追忆起了她和王小波被世人传诵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让一些公众面对她对性自由的观念“痛心疾首”，甚至问出“李银河对得起王小波吗”这样的问题。李银河对这样的问题总是哭笑不得，她曾经回应说，“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混淆公领域和私领域，似乎是很多公众的逻辑。在公共领域内，李银河在种种性话题上“惊世骇俗”的发声，事实上只指向了两个字：权利。扞卫不同群体或个体做某件事的权利，推动一个更包容的、能接受多元关系与不同价值的社会，一直被李银河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不相干的人发声，为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声。

但这一切的倡导，并不代表着她本人在私人空间里也是那样做的。事实上，李银河在私领域中，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爱情坚守者。她一再在博客里赞颂“超凡脱俗的精神之爱”，她在博文中写“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开启“不严肃小说”的创作

李银河在退休后出版了三本学术着作以外的杂文集，《我的生命哲学》、《我的社会观察》和《我的心灵阅读》。这三本文集大量收录了她多年来在博客上的文章，《我的生命哲学》卖得尤其好，里面大多在讨论关于存在、衰老、死亡孤独这些沉重、却又随时裹挟着我们生命的问题。同时，三本书的名字也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李银河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她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思考生命，用来阅读，以及继续参与到公共话题中。除此以外，这位女士在年过六十的年纪，竟心血来潮地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2013年底的一天，李银河在博客上发下了一个“宣言”，“由于本人和众多同性恋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努力，同性恋在中国已经基本被正名了。我把下一个目标确定为在中国为虐恋正名。作为性研究者，我责无旁贷。”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她就开始陆续在博客上发她写的“虐恋主题”的短篇小说。由于主题都是“虐恋”，小说无法在内地出版，李银河原本在香港签了出版商，但后来出于种种压力，还是违约了。

最大的压力在于，她很多亲友劝阻她，如果小说出版了，在公共领域又会大量减少支持者。虽然李银河一再强调探讨“虐恋”的意义，可要彻底解放人们的性观念，破除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性”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中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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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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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性”领域很专业

新京报：在学术领域，你作为中国影响力极高的社会学家，几十年来对推动中国的性别权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认为自己背负公众启蒙的社会责任吗？

李银河：公众启蒙是我主要的写作动机。社会学家是社会的看门狗，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就是公共事件出来了就“汪汪”两声嘛！退休前的课题研究也好，写博客也好，都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肩负着匡正社会观念、开启民智的这种责任。

新京报：从博客时代开始，你的写作就越来越通俗化了，这是不是更方便话语的传播以及对公众的启蒙？

李银河：博客几乎是我在公共领域发声的唯一通道。它确实赋予了人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知识分子言论自由。通俗化写作——也就是在博客上发声——引起了更多的公众讨论。因为学术还是有门槛的，发行量太低，大多数人看不到。不过通俗化有利有弊。毕竟在学术圈，大家观点比较一致，容易认同。到了公共领域就会挑战公众的观念，招好多人骂。

新京报：那没想过就回到学术圈安心搞研究，逃开这种骂战的舆论场？

李银河：学者也不能闭门造车呀。我拥有话语权，就认为自己应该肩负这种责任，参与一些公共事件的讨论，为发不出声音的群体发出声音。

新京报：你发声的领域好像更多还是在“性别”领域。即便是一般社会事件，你也大多是在“性”或“两性关系”这一视角发声的。

李银河：对，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专业。按照德布雷的说法，公共知识分子分两种，一种是某领域的专家，另一种是泛泛参与公共话题的一般知识分子。而我大概偏向于第一种。但我偶尔也会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关于“性”、“同性恋”、“婚姻与家庭”的话题还是最主要的，我也希望在这些话题上有一些公共舆论的引导作用。

维护公共道德不是我的领域

新京报：你倡导的公共议题，比如“同性恋非罪化”问题，以及去除“聚众淫乱罪”等等，经常被公众认为是挑战公共道德。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有维护所谓的“公共道德”的责任吗？

李银河：在中国，也许刚刚说的那类“一般知识分子”是在维护公共道德的。但那并不是我的领域。在西方，道德这件事，是牧师来维护的。我作为一个学者，关注的是某现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不予评判“好坏”及“对错”。并且“道德”其实是一种风俗，也是根据时代和根据文化在变的，我做的是向一些明显错误的观念和习俗挑战。

新京报：你在公共领域的倡导，经常被反对的网友们置换成你在“私领域”的问题对你攻击，比如你倡导同性恋平权问题。

李银河：呵呵。有人说，“李银河就是因为搞同性恋把王小波气死的！”我对这种攻击已经习惯了，大家经常公领域、私领域不分。在西方有那么多异性恋者也参与同志游行，为同性恋群体发声。倡导公领域性自由和性解放的人，在私领域也可以坚守一对一的关系，这并不矛盾。

新京报：你虽然观念一向被认为很前卫，但是表达却十分温和，从不会“言辞犀利”地跟反对者激辩。这是学者风度吗？

李银河：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言辞不激烈的时候，当时的情绪也是不激烈的。但是我最近也很生气地发博文谴责了一群石家庄的“反色情大妈”。她们跑去广州的性文化节胡闹，还往学者身上泼粪。实在太过分了，我气不过就在博客上写了篇文章，我是不是特没风度？（笑）

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女权主义者

新京报：你一直在同性恋圈子被当成英雄，对同性恋平权的发声多于对女权的发声，你是女权主义者吗？怎么看待“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

李银河：我当然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不明白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在中国社会这么被妖魔化了。大家对女权主义的印象就是特极端、反对男性。其实中国绝大多数人，无论男女，都是女权主义者。只要相信男女应该平等，就是女权主义者，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不承认罢了。

新京报：如何看待女性公共写作？像洪晃、胡紫微这样的公众女性经常很辛辣地发表两性关系议题的观点，能否扭转这一领域中的男性话语霸权局面呢？

李银河：越来越多女性公共话语一定是一个好的局面。我很欣赏洪晃她们的态度，她们代表着公共领域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勇敢分子”，把惊世骇俗的性观念传播出去，她们非常具有战斗性，对固有的两性结构以及根深蒂固的父权文化习俗起到了挑战作用。有更多的她们，才能把“反色情大妈们”打下去！（笑）

新京报：对“性”话题的参与以及你前卫的观念引起争议也正常。可“女性身份”是否使这种攻击更“有的放矢”也更加刻薄？

李银河：女性身份让我在公共舆论中更脆弱。一个男性谈论性，公然喜欢性，大家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女性谈论性就会受到道德谴责，比如说她“淫荡”、“婊子”什么的。在我们社会中，女性似乎不太被允许喜欢性。这是我们社会的性别结构中对“两性的双重标准”造成的。放在我身上，也不止是女性身份，作为一个老年女性，让我更加脆弱。如果人们用“老头子”来攻击一个老年男学者，这显然是没有杀伤力的。但当他们对我人身攻击，骂我“老太婆”的时候，就显得挺恶毒的。尤其他们再把“老年女性身份”和淫秽的攻击词语放在一起说时，就更刺耳了，比如“老妖婆”。

写小说要爽，我缺乏天分

新京报：你退休后开始写小说，是严肃地想在小说领域试水吗？

李银河：不严肃。我一直很喜欢看小说，这几年才试着写，写来自娱自乐罢了。我其实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天赋有限，不能成为一名小说家。我把写的拿给出版界专业的人看，人家也说很像学术研究里的个案，不像小说。所以就写着玩吧。

新京报：作为女性，在小说中对“性”的刻画和描写，和男性作家比起来会很不同吗？

李银河：我觉得我的小说并不被“女性视角”框住，因为它主题是虐恋，有各种类型的性权力关系展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女性，在描写性的时候是用不出来有些男性作家用的那些词汇的，尤其是那些描写女性性器官的词。

新京报：“虐恋”题材的小说无法出版，那么你会尝试写其他题材的小说吗？

李银河：不会，我对其他的主题没激情。写小说太需要激情了，要写着爽。

来源：12月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8-09版，转载请标明出处。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5-08-23 08: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