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文章来源：澳门大学《南国学术》2014年第2期  作者:章开沅 、陈才俊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仍然会继续存在并大行其道，而且有可能被少数政治家利用，重蹈历史的覆辙。为了防止排他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滋长，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世界公民”意识。在未来，国籍将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关于“人类文明建构”的对话

[摘 要]人类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提高了全球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上给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导致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亟须健康发展，而关键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人类的健全发展，在于充分认识到个体的价值与尊严，而这种价值与尊严又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的。由于整个人类是由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或者群体组成，这就需要展开切实有效的、平等自觉的全球文明对话。只有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公民共同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求大同，存小异”，就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逐步达成共识，人类文明的重构才会成为可能。

一、人文精神缺失与文明危机

陈才俊：章先生，您好!作为当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与教育家，您在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关注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您将自己的更多精力投入到思考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与精神文明的重构问题上。尤其是在20世纪末，您在不同国度、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中坚持不懈地呼吁全世界有识之士，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国界、不分信仰、不分主义，携起手来，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营养，共同重建新的人类文明。

章开沅：我这么做与国际大环境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同的文明与价值体系彼此冲突，相互博弈，并引发巨大的动荡;全球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价值观的公民表现出大异其趣的心态，其中更多的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忧虑。1990年8月，我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职，应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讲学与研究，在美国工作了三年。从这个时期开始，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一些有关人类命运与世界文明发展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展开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反思。

反思20世纪，我们会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提高了全球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在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层面，人类社会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步，甚至走了回头路，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两次世界大战，连绵不绝的局部武装冲突，尤其是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的人类生命财产损失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恐怖时代。这一百年，人类对自然环境与精神文明的破坏，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史无前例。

20世纪末，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单纯的物欲追求导致的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食品危害、信仰迷失、道德沦丧，甚至吸毒、自杀等人类自残行为也急剧增加，暴力犯罪更是日益猖獗。人类正在毁灭自己，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者的危言耸听。我不是悲观主义者，只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唉声叹气，无所作为，而我则是愿意有所作为的。我当时就不厌其烦地广泛呼吁，人类已经到了必须挽救精神文明、挽救人类自己的危机时刻。

陈才俊：世纪之交，往往给人以憧憬、期盼、遐思乃至臆想。而这个时候，只有那些有识之士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发出不同的声音。以中国而言，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1869—1936)便对他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情状与文明征象提出过警示。当时，进化论在中国风靡一时;知识界趋之若鹜，附之者众。1906年9月5日，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对中国的“进化论”热予以审视。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可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①] 章太炎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后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作用的一种告诫。

章开沅：章太炎是我非常崇敬的思想家。20世纪初，他就对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精神建设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并对舶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持有独到的批判见解。他的《俱分进化论》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视为一种绝对的信仰。他认为：第一，进化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第二，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第三，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乐苦亦将不断同步增长。“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当然，章太炎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受到日本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的。

陈才俊：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Toynbee，1889—1975)与不惑之年的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1928— )进行“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他指出：“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精神上的进步。”[②] 显然，汤因比当时已经对现代科技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表达了深沉的忧虑。

章开沅：汤因比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史学大师。他对人类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观察维度。但他曾自我剖析，承认其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O. Spengler，1880—1936)的影响，相信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所以，作为西欧人的汤因比，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能藉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重科技而轻人文、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且其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可能是汤因比当时所始料未及的。

陈才俊：据此有人认为，章太炎、汤因比等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太悲观了。悲观主义者往往认为负向价值的不良影响是巨大的，而正向价值的积极效应却是非常有限的，故产生消极的人生观。悲观主义显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积极建设。

章开沅：恰恰相反。章太炎、汤因比等一批先贤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直是站在潮流的前面，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发挥思想先导作用。他们并非盲目地排拒现代文明，而是清醒地看到现代文明日益暴露的弊病，并且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感到忧虑。这是一种深沉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悲天悯人的消极应对。如果说他们是悲观，那就是一种深沉的悲观;而深沉的悲观比肤浅的乐观，在思想境界上至少要高一个层次。

陈才俊：汤因比有关现代科技发展会衍生现代文明弊端的预言，显然得到了验证。半个世纪过去了，现代文明的弊病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扩散越来越广，势头愈演愈烈。我认为，现代科技是由人发明的，目的也是为人类服务，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所以，现代文明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过度的物质欲望而引致的。

章开沅：《管子•牧民》中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就存在决定意识而言，礼义足固然需要仓廪实作为基础，但仓廪实并非必然导致礼义足。因为“实”与“不实”是相对而言的，所以，人的物质需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如果缺少良好的制度与机制，特别是缺少良好的思想教育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就有可能出现饱暖思淫欲乃至物欲横流的严重社会病态。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加以规范，没有健全的机制加以调节，没有正确的道德风尚加以导向，则建立在贫富悬殊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势必愈演愈烈，而所谓社会稳定也就缺乏起码的保障。

今天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已然成为绝对的主导形态。但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为主要驱动力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拜金主义和损人不利己行为的泛滥。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杠杆：一个是社会需求的增加，另一个是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一般说来，社会需求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加上各种各样的诱惑与刺激，形形色色所谓高消费的奢靡导向，很容易造成物欲横流的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贪污腐化等社会病态。但对于许多见利忘义的投机者来说，这却是发财的大好时机;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发财的后果究竟是为社会造福还是造祸。于是，这些人变成金钱的奴隶，而更多的人不仅饱受金钱匮乏之苦，还要经受这些金钱奴隶的巧取豪夺之痛。为满足社会需求增长而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其福祉并未真正为社会所共享。我这样说绝非提倡平均主义，而只是对于贫富悬隔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平提出警告。揭露社会病态并非都是理想主义者的道德说教。

陈才俊：所以，在21世纪初，您就撰文大声疾呼：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仿佛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者缺一不可，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决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会。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发生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供给问题、教育不公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均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与改善，导致不少地方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章开沅：根本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亟须健康发展，而关键仍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人类的健全发展。所谓健全的人，首要则在认识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而这种价值与尊严又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的。汤因比非常强调生命的尊严，把生命的尊严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价值，或者“普遍的价值基准”，不容许任意侵犯。作为个体的人，只有在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有怜悯的、有感情的社会群体中，才能体会到自己真正的价值与尊严。我认为，人类只有真正认识到人的价值与尊严，才能自我完善，才能更好地重塑人文精神。

陈才俊：自2005年岁末开始，您与池田大作进行了“世纪的馈赠”的长时段对话，一起“思考和探索那些当前人类的重要课题，或者那些必须深究的若干终极课题”，并共同展望22世纪。《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③] 一书在日本、中国出版后，引起思想界的广泛热议。

章开沅：面对当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是必须有所行动，有所表达。我们应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当今人类文明的缺失，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重构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也许有人认为历史学家只晓得回头看，习惯于怀旧保守。其实，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力求把自己定位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我们当然会回头看，但同时也会向前看，特别是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未来。即使回头看，我们也不仅仅是从现代看过去，而往往是从未来看现在，从世界看中国。这是一种时空的超越，也是深层次理性思考所必需的。

陈才俊：当今中国，人文素养缺乏与人文精神沦丧已成为社会诸领域不可忽视的现象;就连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同样是人文知识匮乏、人文修养浅薄、人文关怀缺失、人格道德偏差。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章开沅：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如果丧失人文精神，就会失去未来。人文精神从宏观来讲，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关怀，它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从微观而言，则是一个人的本质体现，因为人不仅是一种事实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存在。所以，我们不仅要了解人“是什么”，还需要知道人“为什么”。科学的意义在于“发现事实”，而人文的意义则在于“追求价值”，彼此相辅相成，两者缺一不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与人文往往是对立的，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显然是有害的传统，因为科学是人创造的，目的也是服务于人的生活。同样，人文也不能脱离科学，否则会走向神秘主义。人文精神的认知基础是人文知识，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经典人文学科知识。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精髓，是求善而止于至善的境界，并推动着人文知识、人文思维与人文方法等的发展。为了复苏人文精神和纠正人类文明偏差，就应当融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于一体，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努力发掘一切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扭转社会人文精神的衰颓。

二、社会转型与文化革新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建构，既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催化，社会转型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量变”过程，而社会转型则是社会变迁当中的“质变”，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您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领域研究的倡导者与开拓者之一，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关系?

章开沅：就中国而言，跨世纪就意味着社会转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从传统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全面转型的发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则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更为深刻的转型。尽管前后两种社会转型的性质、基础、环境、机遇与终极目标不同，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应该如何积极而又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又应该如何积极而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仍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若干有益的东西。同时，社会转型必然促使文化革新，固有的文化必须革新调适才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但是，文化并非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环境变化。在历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潮与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会转型的先导与催化剂。何况，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环境，已不再是庸俗社会学者所设定的仅仅是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它也包括人文环境。如果进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会结构更深的层面。

陈才俊：由此看来，文化转型乃是社会转型的内核。忽略文化转型，便不是完整的社会转型，当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会转型。因此，我们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同时，更要重视文化革新;重视文化转型正是为了突出精神层面的重要，也是为了呼唤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加重视人文精神。在文化转型中，无疑涉及“吸纳”与“排拒”问题。您曾提出“离异”与“回归”的理念，藉以阐述文化转型中交替出现的两种趋向。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特别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离异与回归两种趋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中世纪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模仿、学习与趋近西方近代文明;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西方文明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就近代东方国家而言，离异主要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脱离，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东方国家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产生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趋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的丧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与同化。后者的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要适度，即“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陈才俊：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文化自信，多拒排外来文明，所以，“离异”与“回归”两种文化趋向在近代中国并不明晰，更谈不上对中国社会转型有多大影响。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这两种文化趋向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影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不存在文化回归的现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现的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离异更是微乎其微，以致很难引起众多的注意。60年代以后，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与洋务事业的兴办，出现了与传统文化比较明显的离异。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是已经引起旧势力比较强烈的反应，关于同文馆与修建铁路的争论，就是离异引发回归、回归阻止离异的具体表现。但是，真正具有相当规模的回归现象，则出现在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全面展开以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杏贞，1861—1908年居太后位)的政变以及由此引发的1900年“庚子事变”，是对戊戌变法的全面反动。民国建立后，全国出现许多新事物、新气象，民族生气又有所振作。但是，在顽固守旧势力看来，这却是旷古未有的奇变与灾难。他们煽起一股又一股思想上的复古风潮，并带出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复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胜利成果也就逐渐丧失殆尽。

陈才俊：谈到社会转型与文化革新，必然关涉到现代化与全球化问题。以现今中国而言，文化发展日新月异，繁花似锦，然而各种问题也林林总总，与日俱增，典型表现是：新旧并存，雅俗交错，光怪陆离，瞬息万变。其结果是使人难以理解，难以把握。

章开沅：这是处于全球化大潮中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中国文化现在实际上是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混杂并存。这不仅是指时间序列，而且体现于文化版图(从地区而言)。具体表现为，主流是现代化，但苦于发展不足，前现代依然大量存在;又由于现代化本身的缺陷与外来的各种影响，后现代的问题与反应已经迅速彰显。当前的文化创新与文化产业研究，不能不面对这些严酷的现实，不能不认真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前现代并不意味着落后，相反还包含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其精华，仍然为文化创新所必需。现代文化当然是主体，但现代化本身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作为主要驱动力，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诱使文化走向庸俗乃至病态堕落，这是全球性通病。中国虽然标榜走自己的路，但仍然无可避免地为现代化付出沉重代价。什么是我们需要的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仍然是一个亟须深入探讨并实践的难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因素是揭示现代化存在的缺陷并进行反思和清理，但破坏性也愈益萌生，其具体表现就是“解构”的滥用，把颠覆固存文化视为最大乐趣，甚至作为沽名钓誉的登龙之术。如何正视后现代面临的严重问题，并把纠正现代化弊病的诉求引导到正确的、健康的建设性方向，乃是文化界与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的责任。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与传统并非截然两分，创新与守旧本应相生共存，否则创新便会成为一种浅薄的时髦，甚至流于单纯的形式创新乃至空洞的话语创新。

陈才俊：现今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中，文化革新面临着对固有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双重抉择。众所周知，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文化交流也更多是以强势影响乃至潜化弱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文化创新也面临新的挑战。

章开沅：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予以反思。如果把现实的各种失误和挫折全部归咎于传统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颇，等于是自己没有出息反而责怪祖宗。传统永远在发展变化，它作为自在之物，无所谓优劣，后人应该以强者(优越者)的姿态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肩负传统包袱，而是超越传统并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来选择传统中的积极可取部分，摒弃消极有害部分。按离异与回归的模式来说，离异须抗拒其惰力，回归则须认同其活力。

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也有接受者主体自身的精神思维态势问题。应该用强者(优越者)的开放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即使在两相较量中遭到失败，也要善于利用“失败者的优势”，在精神上转化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强者，放手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在两者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整合、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所谓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内容之广泛与内部差异之悬殊，与中华文化相比较，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国文明或美国式的文明。美国虽然得天独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的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美洲新大陆的支脉，也是各国移民带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综合。所谓西方模式，其统一性是相对的，它统一于许多国家的千差万别之中。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可能把这一模式简单化、绝对化，以致闭塞自己的视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文化创新是人类文明重构的基础。我认为，文化创新既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又要有现代化的理性，更要有未来化的眼光。

三、全球一体与文明对话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重构显然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所以离不开全球化。今天，全球联系不断增强，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活动以全球为空间，人类的生活也以全球为领域。然而，整个地球又是由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民族或者国家构成，所以，全球化必然引发全球文明对话。

章开沅：是的，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区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总趋势。孙中山曾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逆之间，何去何从?明智之士，一眼可知。其实，孙中山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④] 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高瞻远瞩的天才预见，已经为当今亚洲乃至世界一切国家之间的重大纷争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正确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过时至今日，“恢复从前失去的民族主义”，对多数国家与地区来说已经不再是头等大事，反而是民族主义的过度“发扬光大”，加深了世界各国的冲突与纷争;少数发达国家更是假借世界主义之名推行霸权主义之实，任意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毁损。我们要小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抬头。

陈才俊：汤因比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一种把恶劣的人类集团力量作为崇拜对象的宗教，是产生悲剧的温床。显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悖逆全球化、悖逆文明对话的。

章开沅：虽然全球化是世界未来发展无可阻挡的总趋势，但是，现今构建人类社群的最重要载体仍然是各种形式的民族国家。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主观上并不认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当所谓的国家利益出现纷争时，则又往往容易湮没执政者甚至民众的理智，所以纷争与反抗尚难有一日停息。

诚然，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正当、合法的国家利益理应受到必要的尊重与维护;但是毋庸置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也客观存在，更何况许多国家的利益之争乃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剪不断，理还乱”，很难在一两代人之间化解。然而，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超越国界的严重人类公害，却等不及一两代人的拖延。所有国家的政府及人民必须迅速联合起来，共同磋商，解决分歧。用费孝通的话讲，只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有实现“天下大同”的可能。

陈才俊：全球化是极限的时代。在有限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中，无限大的现在意味着无限小的未来，一部分人无限大的获取意味着另一部分人无限小的留存。正因为如此，以往的种族、民族、国家、阶级、集团矛盾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具综合性的文明冲突。今天，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动乱与战争依然存在，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人性施恶这三者纠结所产生的恶果已经遍及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您的话说，人类正在毁坏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也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

章开沅：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我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我们要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一并清除以自己和国家为中心、本国利益凌驾于地区和全世界利益之上的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

我常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们不应该过度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而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文明在恶化的同时也正在进化，而进化正是出于对恶化的清醒认识。就现今世界的严酷现实而言，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最大公害，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能置身其外。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进与化解之法。我把这些人类共同利害关系比喻为“最大公约数”，它们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也是人类的最大凝聚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认真考虑如何正确处理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才能有助于人类公害的去除与人类公利的谋求。

陈才俊：第二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冷战”日趋激化。池田大作的老师、日本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曾提出“地球民族主义”，即超越民族、国家和宗教等界限，全人类同为地球同胞的理念。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地球民族主义”的理念却仍然难以成为全球公民的共识。

章开沅：不仅“地球民族主义”理念至今仍未成为人类共识，而且展望未来，“国家”、“领土”、“主权”等意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仍将存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仍然会继续存在并大行其道。而这些民族情绪、国家情绪也有可能被少数政治家利用，重蹈历史的覆辙。为了防止排他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滋长，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世界公民”意识。在未来，国籍将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不论哪个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持有“世界公民”的意识，不断加深对“世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认知。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也许中国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然而世界公民社会已在形成之中。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全球公害激发人性复苏，在共同防治公害的奋斗中产生新的自我融合，促成世界公民新的公德诞生，那才是全球之幸、人类之幸。不管个人主观上是否自觉，我们都事实上已经置身于这个新兴社会之中。只有这个包容最广的社会，才能最终决定21世纪乃至22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我们这代人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陈才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 P. Huntington，1927—2008)曾预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主宰全球格局及其走向的核心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东西方学者的质疑与批评。故此，他在1997年末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又补充强调：“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⑤] 应该说，文明对话才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出路。

章开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放大到极致，而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进行交流。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枯萎和衰败，交流与对话才会带来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如今，全球化的总趋势与大洪流愈益凸显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离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就不能达到相互理解，就难以消除彼此矛盾，甚至可能导致重大冲突。加强文明对话，将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陈才俊：人类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文明之间显然存在差异性。有差异就会产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发生冲突。同时，不同文明之间也有相通性、同一性。所以，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各自的文化自觉显得特别重要。东西方只有加强文明自觉，放弃文明征服，达成文明共识，才能共建人类未来文明。

章开沅：以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不断有效更新，长期持续发展，正在于他们具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强势地位，难免产生自我膨胀，并形成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少西方人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但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也有许多人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理性反思，理性审视自己文化的缺陷与危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这种反思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他们不仅重视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且进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反观自身，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不断在东方文化中发现智慧，获得启迪，并试图融合东方文化精神于西方文化基础，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

陈才俊：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自觉认识与恰当定位同样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只有认真发掘中华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自己的优秀文化贡献给全人类;只有认真反省自身文化的缺陷，才能更好地汲取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阐释，才能真正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文化自觉来达至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

章开沅：我们需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地域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族文化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长期兼收并蓄，已吸收蕴涵了许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沧桑，活力犹存，其漫长的发展诸阶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对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融会，形成儒学本身的深化与流变。及至近代以来，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既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也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流派的输进。这些不同类型的外来思想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摄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了。

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比较研究西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才有可能寻获某些切合实际的路径，通过文化自觉达至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

四、宗教信仰与文明形态

陈才俊：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载体确定为“文明”，将“文明”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在他看来，每种文明形态均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元素构成，其中政治和经济容易发生变化，唯有文化则相对稳定并成为文明的核心。汤因比认为，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总括，文化的核心是某种价值体系，而价值体系的根基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不仅决定文明社会的精神活动本身，而且制约整个文明社会或文化体系的其他活动。他视宗教信仰为文明社会的本质体现与文明过程的活力源泉。

章开沅：在汤因比看来，任何文明的运动过程与发展趋势都取决于该文明精神水平的进步和衰退，这种进步和衰退就是人类不断试图克服自我中心意识的结果，而这种结果的社会表现形式就是宗教。任何文明的运动过程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提升与衰退过程，而精神提升与衰退的载体则是宗教。所以，宗教是“文明的核心”，宗教的性质决定着文明的性质，宗教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

陈才俊：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终极诉求，宗教就是人的终极诉求的一种表达。人的终极诉求往往指向完善存在，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不现实;而不同的终极诉求会引导不同的生存目标，对人的现实生活发挥直接作用。各文明在终极诉求上有不同的宗教表达形式，既有现实性的也有超越性的，所以，以宗教理念谨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以宗教信仰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显得十分重要。

章开沅：东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宗教乃是其核心源泉所在。因为宗教理念的差异，中国人偏于世俗世界的实际，西方人更崇信神圣世界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从社会理想到个人目标都很现实，注重实际效果;“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更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而西方传统文化则是以基督宗教为源泉，同样也源远流长;“秩序、契约、博爱”，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博爱观，已深深地渗透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意识之中。西方文化的发展演进与基督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基督宗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主要来源于基督宗教的核心理念。时至今日，基督宗教已经积淀为西方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

在西方文化里，上帝的存在是基督宗教道德的基石，是西方人良知、诚信和博爱精神的基础;得救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与上帝同享幸福。而中国文化却不认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觉得有比让人生活得更好还重要的事情，不认可有超乎人性的判断真理的标准，更不相信有超乎一切的绝对真理存在。

所以，中西文化尽管在终极追求上大体一致，而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却仍有差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至今仍然梗阻着一条不小的“鸿沟”，两者之间要实现真诚的、平等的、理解的对话，恐怕还有待时日。

陈才俊：当今社会，宗教正以各种新的形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挥特殊的影响力。宗教历来都是建构和解构人类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中国与西方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导致宗教观念的差异，并形成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尤其是现在，有些人担忧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将其价值观渗透到中国，使中国人受到潜移默化并最终认同西方价值观。

章开沅：东西方之间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也有一些人类共同的终极追求。我记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L. Stuart,1876—1962)和他的到过“解放区”的学生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司徒雷登曾向学生问及“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有位学生回答：“共产党好像与我们基督徒差不多。”司徒雷登大吃一惊：一个无神论，一个有神论，怎么会差不多呢?学生解释道：“我们是‘serve God’(服役上帝)，他们是‘serve thepeople’(服务人民)。但两者所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的。”这位学生的解释固然不正确，但我认为，在终极关怀方面，在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方面，两者还是有很多一致性的。我讲的是“真正的”终极关怀，因为这个时代的“假冒伪劣”太多了。但无论哪个时代，确实有许多人希望人类走向美好未来，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品质。所以我主张，只要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支持，鼓励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另外，我不认为基督宗教到现在还是一个西方的洋教，因为即便不从唐朝的景教算起，从明末开始，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有四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基督宗教现在已经或者将来一定会成为宏大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点，就是以当今中国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很多内容。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一个真正的宗教徒，绝不同于一个借宗教牟取私利的假教徒。尽管基督徒中有“吃教者”(Rice Christian)，但这并不奇怪，共产党人中也有“吃党者” (RiceCommunist)。这些人不仅是“吃”(rice)，而且还巧取豪夺、非法占有金钱、豪宅、名贵奢侈品等等。更有极个别无耻之徒，先“偷偷”地到教会受洗(既然有信仰，为何不能公开)，然后再“光荣”地加入共产党，其目的当然是为自己的钻营牟利而各方“通吃”。这种人没有灵魂，可以说将人类的无耻与恶念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我们社会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好人。真正的宗教徒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在终极关怀方面应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陈才俊：您曾经上过教会的中学——芜湖萃文中学;上过教会的大学——南京金陵大学;1951年到由教会大学华中大学发展而成的华中师范大学工作，而且当过校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您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引导和推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似乎对基督宗教“情有独钟”。

章开沅：我这个人很相信缘分，跟基督宗教就有点缘。我家里有信佛教的，也有信道教的，就是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但我与基督宗教却颇有缘分。我的人生经历，不仅跟国内的教会教育机构颇多关联，而且与海外的教会机构也“交情很深”。1990年，我去美国工作三年，其中有两年是在基督宗教神学院度过的：一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一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我不是神学院的老师，但他们欢迎我去做研究，而且让我住在他们宿舍里。1994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又住了半年。这样，我前后在三个神学院住过。后来，在我的促进下，华中师范大学还与香港的建道神学院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所以，我这个人很有趣，总是与基督宗教碰在一起。用佛家的说法，这就是缘分;按基督宗教的解释，这就是上帝的旨意。通过多年与基督宗教的亲身接触，使我对基督宗教多少有一些了解，知道一点什么是基督宗教、什么是基督宗教文化、什么是基督宗教信仰。但我缺少宗教经验，我从未“静思”(meditation)跟上帝对过话。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多元的世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宗教信仰所独占，正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宗教也有很丰富的精神蕴藏，也有它存在的客观基础。

陈才俊：有一种说法，今天的中国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的缺失，所以不断有人践踏人类文明的公平秩序，挑战人类道德的基本底线。此足见宗教信仰对人文精神建设之重要。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

章开沅：人类有信仰，世界才有希望。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者，我与基督徒有心灵相通之处，也有某种意义上的负罪感。20世纪的人类对后世不好交代。前五十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导致许多人丧失生命。后五十年，世界大战没有了，但局部战争不断，而且仍然用高科技屠戮生灵。进入21世纪，这种恶劣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信仰缺失，道德沦丧，享乐至上，物欲横流，社会弊端丛生，人文精神凋零，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人说我这种危机感仅是就中国而言的，其实非也。这是全球性的问题，遍及整个世界。

五、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

陈才俊：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时候，便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追求一些人类普适的价值。古往今来，大量东西方先哲圣贤一直在探寻、构筑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比如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并成为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到了近代，孙中山再次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

章开沅：孙中山设计的走向世界大同之路，虽然过分强调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稍显偏颇;但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人的自我完善，特别是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思想至今仍可以沿用。需要修正的是，应该把中国的固有道德，扩大到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构建的基础。但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必须立足于当前的世情与国情，而最主要的则是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心与责任。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改造环境并且在改造中完善自己的历史。如果说，是人类的第一次觉醒，在发现世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终于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工业文明;那么，当前这个绚丽多彩而又充满问题的现代社会，又必然会出现人类的第二次觉醒，重新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

陈才俊：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最深刻教训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为了对基本人权的全面认可和积极保护，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在巴黎发表《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共有30条，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涉及人的生存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在文字表达上并未直接使用“普世价值”一词，但在解释上，人们认为这些“人权”具有普世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以人权至上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章开沅：普世价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是现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所普遍赞同的，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但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普世价值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明似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向。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语境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一种预设：世界文明发展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调整文明发展方向的指示性标志便是普世价值。所以，在世界各文明交往中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这是一种教化式的对话模式。

普世价值观推崇人权至上，对于弱势文明短板缺陷的自我暴露与自我反省，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普世价值观倡导文明转型，要求弱势文明国家按照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便利用强大的舆论、经济乃至军事力量迫其改变。这种强迫往往引发弱势文明国家的内乱，危害世界和平，对于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共同发展起到颇为消极的作用。所以，一些人想在全世界推广建立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但不同文明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其前景并不乐观。

陈才俊：客观主义认为，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必须认识、接受和实践这种价值观。相对主义则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每个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价值观念;坚持价值观念的相对性和多样化，本身就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近年来，有华人学者指出，任何文明都带有普世主义倾向;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气氛中与对方进行直接接触、交流和对话，才能继续生存下去。这种文明对话被称为“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

章开沅：中国自古就有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种“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对话模式，显然具有相当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颇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特性。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和成长，必然有其根本内在动力;不同的内在动力则培养出不同特质的核心价值。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若遭到破坏，必然会伤及其原始内在动力，乃至导致该文明的消失。因此，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对话，才能共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更新。

陈才俊：2012年11月，中国正式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应该说，这是1949年以来比较鲜明地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位。

章开沅：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表现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的缺失。没有核心价值观，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让国家社会迷失。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国家的强盛，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当然，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代表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则取决于它是否立足于人类普世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陈才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全球视域、中国视域、当代视域，应该具有时代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既立足于全球视域，又在内容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价值观的基础和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肯定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

章开沅：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要相信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热一直在此消彼长，出现两种现象：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全盘否定。这都不是健康的态度。健康的态度应该是用一种强势的、超越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现代化服务。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自信。二是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视为只有一个源头，而应是多元的，既有中原文化，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我对“炎黄”问题有不同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谈炎帝、黄帝，不能只尊重中原文化的老祖宗，因为这是一种纯汉族的立场。谈来谈去只谈“炎黄”，兄弟民族就有被孤立之感。而且黄帝本是传说，没有地下考古发掘文献作为依据。历史不能夸大，尤其是不能把“炎黄”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三是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变迁性。传统文化是流变的。例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文化与定于一尊的秦汉文化就不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清之际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则又有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凝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一讲传统文化就是“四书五经”。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今天再讲传统文化，应该把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都包括在内。我认为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陈才俊： 2013年8月下旬，一批分别代表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宗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人聚集英国牛津大学，经过激烈辩论与密集磋商，最终达成被称为“牛津共识”的《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并于9月4日在互联网上正式发表。这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也引发不同群体人士的质疑。那么，您觉得中国将要建立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究竟有何特征?

章开沅：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而应该是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为此，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乃是当务之急。今日之中国，应该以更坚定的自信与更宏伟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中国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应该更开放地让世界走进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掌握话语权，并切实参与其中。

陈才俊：请您对人类文明的重构做一点预测。

章开沅：不好说成是预测。池田大作曾经问我：“对21世纪以及22世纪的世界有何畅想?”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对于未来，我既不悲观，更非绝望。在我近九十年的人生当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军事战争;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寻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畏艰难险阻，对世界贫困地区进行救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热心的环保志愿者，并为此终身奉献;同时，我还看到以公益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日趋成熟，并逐渐跨越国界，深惠于民。这些就是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文明重构的最终希望。

网载 2015-08-23 08: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