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在预算之内准时完成，也许下次吧

一个项目，不论其涉及装修房子、介绍一种新产品还是在工作期限内完成任务，如果你曾参与其中，你就会熟悉这个例子。人们认为估计一份工作所需的时间和所花费的成本是很困难的。他们的错误通常在于低估时间和费用。心理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规划谬误”。在这里，内部观点又一次占了上风，因为大多数人会想象他们将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大约1/4的人会结合源于自身或他人经验的基础概率数据进行思考，并制定出规划时间表。

罗杰•比勒是劳里埃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的一项实验说明了这一点。比勒和他的同事向大学生提了个问题：分别以50%、75%和99%三种概率完成一个课题需要多长时间。例如，一个受试者可能会说，下周一完成这个课题的概率为50%，周三完成的概率为75%，周五的概率为99%。

当最后期限到来时，估计自己有50%概率完成课题的学生实际上只有13%交上了他们的作业。当学生认为有75%的概率可以完成这个课题时，却只有19%的人完成。所有的学生几乎都很肯定课题会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但只有45%的人实现了这个目标。比勒和他的同事们指出：“即使要求他们做一个高度保守的预测，即他们认为几乎肯定可以实现的预测，学生们对自己估计时间的信心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成绩。”

这项工作有个有趣的变化，在猜测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完成计划方面，人们表现得很差，这一点可是出了名的，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善于猜测别人。事实上，“规划谬误”体现了一个更广泛的原则。当人们被迫考虑类似的情况，并看到成功的频率时，他们倾向于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如果你想知道某些东西会为你带来怎样的结果，那就在同样的条件下看看它会为其他人带来什么结果。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对以下问题进行了反思，即人们为什么不更多地依靠外部观点，“考虑到这个简单技巧所具有的感染力，我们应该期待人们竭力使用它。但是他们不这样做”。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和他们周围的人不同，而且比他们更优秀。

既然你知道内外观点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方式，你便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在商界，它会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显示出来：开发一种新产品所需的时间，某个合并协议的成功概率，以及某项股票的投资组合优于股市大盘的可能性。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你同样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比如家长认为自己7岁大的子女注定会获得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在以下问题的争论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如视频游戏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改造一个厨房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成本。

甚至那些应该知道更多的人也会忘记考虑外部观点。几年前，丹尼尔•卡尼曼组建了一支团队，旨在写一个关于教高中生如何判断与决策的教程。卡尼曼的团队由不同的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经验丰富和初出茅庐的教师，以及教育学院院长。大约一年以后，他们为这本教科书写了几个章节，并开发了一些样本课程。

在周五下午的一次会议上，教育工作者就如何获取团队信息和如何思考未来进行了讨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最好办法是让每个人独立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把这些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致的意见。卡尼曼决定让每个成员估计一下该团队将教科书草案呈交给教育部的时间，而且要求预估时间切实可行。

卡尼曼发现，他们的估计值大多集中在两年左右，包括院长在内的每个人的估计值都在18～30个月之间。随后，卡尼曼突然意识到，院长曾参与过类似的项目。当院长被问及有关问题时，他说自己知道很多类似的团队，包括那些曾经致力于撰写生物学和数学教程的团队。于是，卡尼曼问了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是花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院长脸红了，然后回答说，40%的团队已经开始了类似的计划，但从未完成过，而且，没有一个团队是在七年以内完成的。卡尼曼认为，院长既然认为这个团队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完成，那么他一定认为自己的团队更优秀，于是，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团队与其他团队相比好在哪里”。停顿了片刻之后，院长回答说：“低于平均水平，但也差不了多少。”

以貌取人

在《医生如何思考》一书中，杰罗姆•古柏曼博士描述道，一个身体健康的护林员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胸口隐隐作痛。值班医生仔细听护林员描述了一下症状，对照一份关于心脏病的清单核实了一下，然后安排他做一些标准化验。结果出来之后，一切正常。化验结果，再加上这个人健康的气色，促使医生向病人保证，他的心脏“几乎不可能”是病灶。

第二天，护林员又来了，这一次是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但是，前一天见他的那位医生几乎发狂。经过反思，医生意识到他陷入了一种由代表性启发式引起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的第二种决策错误，指的是我们通常以自己思维中的代表性类别为基础直奔结论，而忽略了可能的替代性选项。“人不可貌相”是一句老生常谈的格言，说的就是这种偏见，这句话鼓励我们对选项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我们的思维试图锁闭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错误在于排除了心脏病，因为从表面上来看，病人是个典型的身体健康的人。“你必须对非典型情况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不要这么快就给自己和病人吃定心丸，说一切都好。”医生后来若有所思地说。

可得性启发式构成了一个相关挑战，它指的是根据某一事件在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判断其频率或可能性。如果我们最近见过某样东西，或者曾经对它有过鲜明的印象，我们就会倾向于过度重视它的可能性。古柏曼讲述道，之前有个女患者来到医院，低烧不退，呼吸急促。她所在的社区最近经历了一场病毒性肺炎，这就为医生创造了思想上的可得性。他诊断她患有亚临床疾病，暗示她有肺炎，但症状还只停留在表面。可是，她的症状是由阿司匹林毒性引起的，而不是肺炎。她服用了过量的阿司匹林，以求治好感冒，而她的低烧和呼吸急促正是典型症状。然而，医生却忽略了这些，因为病毒性肺炎的症状十分明显。就像代表性一样，可得性也会鼓励我们忽略可替代选项。

仔细想想代表性和可得性启发式可能怎样对你的决策施加影响。你是否曾经仅凭外表判断过某人？你是否曾经在听说一次飞机失事之后更害怕飞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是个正常人。但是，你可能因此误解，或者完全漏掉“可达成性结果”。

《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美] 迈克尔·莫布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08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