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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研究院院长：高全喜】

不应苛责北洋政府

一战是欧洲国家在主权形态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围绕着国家利益进行的外部争夺、资本扩张和殖民地调整的一系列战争。这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争，而中国不是作为这样的国家参与的一战。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作为初建的民族国家，它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认同性以及国家的执行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些之所以没有建立起来，不能全怪民国政府无能，而是要看当时的历史环境。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给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设了一个重大陷阱；宋教仁被刺意味着中国宪政初期的夭折；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等一系列事情。从辛亥元年就有的那股革命的激进力量，到建国后就应该停止去搞和平建设了，结果民初国家建设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国家能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对北洋政府太苛刻，你可以指责北洋政府无能，我同样可以指责革命党捣乱，各打五十大板。

一战之后所谓的国民党黄金十年，没有民国这十年的社会建设和资本家的建设，怎么能有那黄金十年？都说1927年之前的十年是军阀混战，实际上哪有混战过？通电打打仗而已，经济发展是很好的。虽然国家层面上一直没整合好，但社会自生自发的建设还是不错的。所以对于一战过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给予同情和理解，确实不是很优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今天应超越中日恩怨

日本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致命的因素。虽然历史上中国好时期，日本人都在使坏，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民国时期，日本确实挺坏的，但问题是还有更坏的。我们站在大国角度上，就能理解虽然日本带给我们很多灾难，但它作为一个小国，要生存就得做这个事。我们今天虽然要记住这段历史，但应该超越中日关系的恩怨，因为中国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国，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俄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日本。所以我们反省这段历史，不能过于强调日本的关系，而是要向日本学习，至少日本现代转型比我们好，宪政发展了，国家文明，国民精神也好，这不够我们学习吗？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气魄要大。

【近代史学者：马勇】

日本参战抢走山东

甲午战争爆发和一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结果关联性非常大。因为甲午战争的结果是中日达成《马关条约》，里面有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的规定。李鸿章签完字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迫于这三个国家的压力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中国多出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这件事情后的一年多，德国出兵占领了胶州湾，此后中德谈判达成租借协议。原来德国帮助中国要回辽东是为了租借山东。到一战爆发前，德国已在山东做了大量投资，利益非常大。但一战打起来之后，德国的这些利益被中断了。中国跟开战的双方都是友邦关系，哪个都不敢得罪，也迟迟不敢站队。结果日本先于中国参战，直接对德宣战。宣战后，日本没有跑到欧洲去打德国，而是在山东比划了一下，把胶州拿下来了，这样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

中国想参战迟迟通不过

一战爆发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山东问题，中国一直犹豫不决。德国提出，山东由中国托管，等战争结束之后再谈。但中国政府觉得，我接手了，别国会不会打我。那看中国不敢接，又提出能不能托管给美国，战后再还。就是在这个犹豫过程中，日本和英国达成了协议，对德宣战。中国也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通不过。中国的决策系统是外交、政府、议会、中间层，没有效率。袁世凯认为参战不能决策，是因为政府没力量。怎么有力量？君主立宪。袁世凯在1915年下半年确实想强制推行君宪，因为不推行，就没有办法介入到一战，国家利益就严重受损。结果一直等到袁世凯死后，一战快结束了，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以督办的身份强制性地通过了参战法案，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

巴黎和会要不回山东

一直没参战的时候，中国觉得还有要回山东的机会。等参战后，中国又对这个结果期待非常高，这与美国过总统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原则》有关。实际上他根本没谈山东问题，但中国人理解成威尔逊一定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并且陈独秀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煽动民族情绪。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因为参战晚了。本来这场战争四年就结束了，中国还以为有好长时间才结束，结果不仅在1915年签了个《临时条约》，还在战争快结束时，跟日本签订秘密协议借钱。所以在巴黎和会上，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今天我们知道，中国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在那儿解决的。

一战导致中国道路转轨

日本占领山东后，曾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这就是“二十一条”。大部分条约内容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但第五号文件里涉及到的满洲和蒙古权益。为此，袁世凯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达成了一个“民四中日条约”。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中国没有应对的力量？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就涉及到国体。为此，中国内部展开了大的争论，从参不参战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杨度给袁世凯的路径是君宪救国，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也是这样论证。陈独秀这拨人给出的道路是民主主义、绝对的共和，且不管国家效率。

孙中山则选择了成立中华革命党，搞忠于党魁、签字画押，回到原始会党那一套。这是一战引发的中国外交失败，从而导致了中国思想界陷入混乱。直到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给中国人一个强烈的信号。后来中国人发现，威尔逊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要把过去沙俄从中国拿走的东西都还给你，这时候中国人觉得俄国人好，十月革命好。同时，中国知识界也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严重质疑，于是中国政治道路一下子转型到社会主义上面去了。

【台湾历史学者：唐启华】

北洋政府对和会有准备

北洋政府是不是对巴黎和会没准备？答案不仅是有准备，而且是长期准备。日本出兵山东，向中国借道。当时中国的大总统袁世凯就问靳云鹏（时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山东都督），如果我们武装中立的话，日本人打进来我们能坚持多久？靳云鹏说7天。那7天以后呢？他说我听大总统您的。那就是不能打了，但如果不武装中立的话，国际法上又有大问题，于是袁世凯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宣布了行军区域，把山东东半部划为战区，让交战国双方行军可以通过。这些问题，袁世凯早就让保和会研究讨论过，研究的结果是不能中立一定要参战，通过战后和会才有办法挽回山东。可见，北洋政府对于巴黎和会的准备实际上是很长时间的，还为此成立了很多机构。

后来魏宸组之所以会成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之一，就是因为他在议和筹备处任秘书长，对筹备过程非常了解。顾维钧也是筹备会的一员，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绝对不是即兴发言，那是多年的准备、多年的积累所致。可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多停留在过去宣传中的刻板印象上。比如，北洋政府是一个卖国的、内战的、无能的政府；中国对一战没有贡献，对巴黎和会也没有准备；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实际上待遇还不如战败国等等。因为这样的刻板印象，所以在国内引发了五四运动，继而让亲日派下了台，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也没有签字。

参会原则是联美抗日

1918年11月28日，陆征祥给已经到了巴黎和会的先头部队打了一个电报发布北京政府训令，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三原则：第一，普遍原则，中国跟各国力争平等，后来北洋外交基本上就是这一条；第二，中国对和会外交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三，跟中国无关的欧洲事项与协约国保持一致。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希望条件，中国要求修改条约，这是后来的希望条件蓝本。第三个部分就是德奥条件。后来1919年1月8日又发布了训令，那时候大总统徐世昌亲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亲日。徐世昌组织了外交研究会对抗亲日派，因此在1月8日训令上加了一条，这就是铁路统一问题，想利用铁路统一，呼吁美国的门户开放，对抗日本在满蒙和山东的势力，把全国的铁路收为国际银行团一起修建。这也是为什么徐世昌要派梁启超代表团到欧洲去？是想要在和会期间推动铁路统一，通过跟英美的合作，以国际银行的资本压制日本。

巴黎和会中国未失败

过去都认为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因为山东要不回来。新发现的史料显示其中另有隐情。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日本坚持和约里一定要得到德国的权益，并保证将来交给中国。所以1919年6月28日，日本代表在和会里面口头声明，关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只保留一份经济权益，所有的政治权益全部归还中国，然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联合担保。

美国总统就认为这样的结果很好，但是这个事情日本坚持不能用白纸黑字写出来，只是中国代表团知道，其它几国知道，所以他们觉得中国拒签和约很奇怪，也不理解五四运动。可当时的情况不能讲，这是外交机密。尤其两年之后，华盛顿会议时日本同意把山东交还中国，就是依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做的保证。过去学界常常认为，山东问题上中国在巴黎外交和会上失败，在华盛顿会议上外交成功，这个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事实上是连贯的。所以巴黎和会到底是不是失败，我们可以讨论，不见得是失败。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