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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汤用彤

口述/汤一介  撰文/陈远

家风不可中断

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最喜欢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这首曲子说的是南明亡国的情况。在国难危重的时期，他几乎每天都用湖北的乡音读这支曲子以寄托自己的忧患意识。他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当时我只有十三岁，不仅学会了读这支曲子，还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有了一种关怀。

在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大约是在1942年，父亲找来庾信的《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其中一段对我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问（外交工作），因为才华出众，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庾信把怀念故土的意识写进了《哀江南赋》，希望自己的家风不要在他那一代断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还给我讲到我的祖父。父亲对我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我祖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父亲还给我看祖父六十岁的时候，祖父的学生在万生园（现在的动物园）给他过寿，祖父的学生给祖父画了一幅万生园的图，祖父在这幅图上写了一个序。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前一句话是说做事情不要怕困难，合乎道义的事情不要怕负责任，过很简单的生活，就可以随遇而安，减少苦恼。后一句话是说不要总是追求功名和安乐。父亲对我说你记住这两句就可以了，以此来告诫我如何做人。

一生写给我的三封信

1943年，当时我们全家都在昆明，我只身到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父亲一生给我写过三封信，都是我在南开的一年半期间写的。当时在南开读书非常艰苦，吃饭的时候是八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吃，而我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吃，于是就给家里写信抱怨生活太苦。父亲很快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战士都在流血牺牲，你受的这一点苦跟前方的战士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安心学习，不应该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对于你的锻炼会有好处。但是在私下里，他让母亲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了一些盐给我带到了学校，在没有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伴饭吃。

我曾经有个妹妹，比我小一岁。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她得了肾脏炎。我到了重庆之后她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他们没有告诉我。后来我从堂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信责怪家里不告诉我（这个消息）。父亲又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告诉我是希望我能够安心读书，我的妹妹去世他也很难过。他说：不告诉你是因为爱护你，因为告诉你，也于事无补，徒增你的悲伤。

我在联大附中读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开读高中，因为没有读初三，高一时在功课上感到很紧张，有点跟不上。我就给父亲写信诉说我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父亲就写信给我，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远`。你现在在学习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不要松懈。你的知识越多，对于许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

围城前后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先生走的时候，给父亲和郑天挺先生留了一封信，大意说：南京已经来了几个电报催我走，我来不及和你们二位告别，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们二位照顾一下。胡适先生到了南京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派了飞机来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一批教授。父亲没有走，而且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国民党的腐败；二来，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共产党来了之后不会对你们如何如何；其三就是因为胡适先生的信了，因为胡适在信中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这让他觉得他应该留下来照顾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于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觉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谁来管？1949年1月29号，北京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的主任叶剑英给父亲送了一个任命书，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而在此之前，父亲则是北大教授们公选的（主席）。我觉得父亲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可能有两条让他在思想震动很大。

一个是在新中国建立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仅仅对父亲一个人有影响，而是对于一批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包括我）都曾经亲身感受到一百年来中国受屈辱的状况。北大人可能感受更深一些。现在，祖国终于摆脱了屈辱的状态，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分兴奋的。

另外一点，共产党在刚刚进城的时候，十分艰苦，也十分朴素。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给像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每个月供给相当于一千五百斤小米这个价值的钱，比当时他们自己的干部的待遇要高很多。这让他们很感动，觉得共产党能吃苦，跟国民党不一样。

这两点，让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变过来，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来管理国家。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他们这一批人没有想到的。

担任北大副校长

父亲校委会主席的职位一直担任到1951年的夏天。那年夏天马寅初到了北京做校长，父亲则是副校长。当时北大的校址要从沙滩红楼迁到燕园，父亲则主要负责基建和校舍的建设。但是他并不懂基建，学校就派了张龙翔给他作助手。张龙翔当时是化学系的教授，我想他也不懂，但是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工作。

1954年，父亲得了一场大病，这场病我想跟批判胡适有关。1954年关于胡适的批判刚刚开始，最初是在人民日报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父亲当时也参加了。这个会是批判胡适的开端。因为父亲和胡适的关系很深，这让他十分紧张，不知道这场批判会不会波及到他。父亲回来之后，我们感到他说话有点不利索，当天晚上，父亲就得了脑溢血。第二天，我们把他送到了协和医院，大约有两三个月，父亲都处于昏迷状态，后来逐渐好转之后，父亲回到了家里，基本上都在养病。学校的事情他也不再过问了，只是在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搞一点自己的研究，都是一些比较短的小文章。这场大病让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检讨也写了不少。现在我再看父亲当时的检讨稿，觉得他们当时在思想上到底有没有搞通还真是问题。父亲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了那么多的检讨，我现在推想他大概有两种心情：一种是他确实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另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学问十分自信。如果你曾经留意的话，可以发现父亲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重版的几部着作，都是照原样出版的。当然因为当时的形势，重版时他总要在前言或者后记中检讨一下自己的学问。然而这些前言或者后记，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写的，比方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是任继愈写的，《魏晋玄学论稿》前面的小引是我执笔写的。当然这些我们都要给他过目，他也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1963年，父亲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五一的时候，我们陪他一起到天安门去看烟花。在天安门，我们遇到了总理。总理说：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吧。毛一见到父亲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建国初期，毛泽东宴请北京各大高校的负责人时曾经和父亲见过面，并且应父亲之邀为北京大学题写了校徽），说：你（生病后）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看过了，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写什么长文章了。（大意）主席根父亲说了一两句话，跟我们一一握手，转身就进去了。

晚年的遗憾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着作。你这个看法我很认同，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地来看，1949年之后不仅是父亲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学者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着作：冯友兰先生的学术地位是由解放前的《贞元六书》奠定的，解放之后的着作包括《哲学史新编》都没有超越他以前的东西；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也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之后的东西甚至都走错了路，他在《逻辑学》中说逻辑有阶级性到现在恐怕要成为学界的笑话，虽然这怪不得金先生。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父亲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着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作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但是这项工作父亲最终也没有完成。后来我用他二三十年代的两种原稿综合了一下出版，如果在他生前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他觉得还有很多材料没有补充进去。

早在昆明的时候，父亲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为在去昆明的途中大量的资料都丢失了，修改也就无法进行，同时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了魏晋选学的研究，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试图梳理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线索以及两种文化在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并且试图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纳入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来。你如果看过他这些着作的话，可以看出他这种在本位文化上的努力。

在他的晚年，父亲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想做重头的研究已经没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书札记来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

凤凰读书 2015-08-23 08:4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