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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之处，并不在于他如何看待观念因素和经济因素各自的相对重要性，而在于他分析社会行为系统的方法。无疑，在这个领域，是韦伯首先将价值观在决定人类社会行为时的作用问题提到了理论高度。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而现代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显然，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问题，其核心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也许，我们今天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比如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恕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最终作出了一个着名区分，即“传统型”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非同寻常，因为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而且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高度荒诞和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历史便会挣脱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而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科学技术等等物质力量以外，资产阶级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从韦伯对历史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但都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一直散见于世界各地的只是传统型资本主义，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因为，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在发财本能上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公认的“科学”依据证明英国人在发动工业革命时这种本能已经进化得无与伦比，韦伯概括道：“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指出了这里面的一条因果链。宗教改革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新教主张惟有《圣经》才是最高权威，不必通过有形的教会，每个信徒都有权利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那是一种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永恒权威，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成为入世的僧侣。惟其如此，才能有望获得上帝的恩宠而得救赎、免遭万劫不复的地狱之苦。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则进一步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上帝预定的少数人，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他们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严格地说，他们找到的并不是一条标准答案性质的出路，而是一条可以提供心理安慰的羊肠小道：每天都在每个方面、每一时刻虔诚地生活，随时遏制一切轻浮享乐的冲动，毕生都在日常生活中刻苦修行，不懈实践一切合乎上帝意愿的尘世活动，尤其是把条理化的劳动及财富创造过程当作一种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直至最终体会到一种安全感。这是一种“神圣”的境界，是由虔诚的灵魂感知的，不是靠铺排宏大场面、端着统一发放般的阴沉面孔、以暴力为后盾再加上虚妄飘忽的大言阔论就能营造出来的，重要的是，它虽然“神圣”，但决非遥不可及，这样的一生走下来，实际上就有可能获得救赎的确定性，从而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一员。这种焦虑-苦修反应形成了新教徒特有的生活方式，由此，条理化的劳动和创造财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罪恶的赢利问题，而是成了一种神圣的道德义务，一种改造尘世的必要手段，一种附属于宗教美德的经济美德。至此，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也就呼之欲出了。

实际上，新教徒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韦伯指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因此，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决不容许自己、更不容许他人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强度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但是，他们对社会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

等等类似观念，但都没有永恒的性质，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故而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直至大规模道德破产的危机。因此，从“止于至善”到“先天下”如何如何，直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尽管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高度理性地给出了种种根本途径，比如“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个人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总之，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不可能成为普世的终极价值观，更有甚者，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个人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权利的主张，这时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甚至贱民，甚至不是民，极端情况下甚至不是人而是猪狗草芥，结果，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中国文化也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同时也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了一套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沧桑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按照中国的传统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从来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更无法想象苦役被当作“天职”；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我们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因而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虽非“盛世”，但据说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的信仰共同体，更不可能产生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至今仍无实质性变化，表明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自发地将传统进行到底——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当然，中国传统上有个“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古老愿望，但它强调的是财富的功能而不是正当性，如果我们把“礼节”扩展定义为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那么立刻就能发现，新教徒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不仅赋予了他们的财富以正当性，而且使这种性质的财富有效参与实现了一个普世的终极价值——人的自由、独立和尊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才说，对利润的贪得无厌根本就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更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现代资本主义遏制了、至少也是理性地缓解了这种非理性欲望。

总之，“韦伯命题”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提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从脱离了动物世界以来，人的进化史就不再是生物进化史、而是思想进化史了。

三、政治-法律制度的简要比较以及韦伯理论的启示

作为开制度主义分析之先河的思想大师，韦伯的巨着《经济与社会》则系统地审视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游戏规则的理性化，而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一套最重要的理性化游戏规则。它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既往的法律制度，一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欧的法律体系发轫之时就重视契约，最初大概是为了规范经济行为，后来则覆盖了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其核心是划分权利的边界和义务的限度，尤其是通过法理契约确定世俗权威的政治权力界限，这个前现代时期的文明成果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中达到了颠峰状态，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准宪政”，韦伯认为英国是当之无愧的楷模，结果是任何世俗统治者都没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平民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得到了理性的司法保障，国王非法作为也有可能在世俗法庭上败诉，更何况还有宗教权威、宗教法庭道德监督与审判的巨大压力。理性的游戏规则自然会令人产生理性的预期和安全感，这在经济上的积极意义十分显着。新教徒能毫不妥协地抗拒政教两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自然也就有理有据，现代公民权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直至自由主义民主的宪政制度，都可以从这样的理性搏弈中找到历史渊源。

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同样相反。秦代以后形成的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保证了统治者拥有无限制的法定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被统治者承担了无限制的法定义务却不拥有相应的法定权利，这在私人财产权问题上尤为突出，统治者处置平民财产的高度专断性和随意性，使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本投资——都无法得到理性的制度规则的保障，即便历史上时有所见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因此而常常难以为继，或者使工商业活动常常面临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只有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依靠和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代价高昂的无序交易才有可能实现资本积累，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典型的“政治资本主义”，显然，这绝对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的制度条件。

韦伯理论无可置疑地说明，现代性不等于经济层面上的、更不是物质主义的“现代化”，因为它不单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文明形态，而没有价值追求的“现代化”则是舍本逐末，很可能还是缘木求鱼。自从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为了寻找数千年未有之大对策，我们这个共同体已经支付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却至今仍在浑水里摸石头。也许，历史上唯一可与新教徒勉强类比的一支力量，就是1949年以来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然而，除了价值理性的坚定程度令人尊重以外，他们与新教徒却只有根本性的差异：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信仰共同体，更不打算通过坚定的尘世苦修走向上帝获得自身的救赎，而是坚定地要自己充当上帝、让别人通过尘世的苦役被他们救赎；他们始终把整个社会都看作自己的财产，根本不需要也不容许存在私人财产权；所以，他们不会变成私人资本家，只能变成“国家资本家”，虽然是抽象的集体人格资本家，但却是唯一的资本家，其他人全都无处可逃，只能任由他们生杀予夺；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有计划的“无政府”经济，因为他们可以完全不计成本——从货币成本直到别人的生命成本，更可以完全不顾规则——从公平交易规则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则，更何况他们还热衷于为了自身的非理性利益而不顾一切地和一切人类文明为敌。终于，作为对现代性过程做出的被动反应，经济意义上的“富强”成了主流价值，随后模仿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卸载了一切道德理想，权力越来越没有心肝，经济也越来越没有廉耻，虽然“国家资本家”分解成了越来越多具象的、多元竞争的个体人格资本家，给不甘任由它生杀予夺的人们提供了夺路求存的机会，但传统的政治资本主义却变得更加老练，一个显着标志就是正义和良知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老练的嘲弄、唾弃和践踏。应该说，这是中国大大小小的“政治资本家”理应自我涤荡的原罪，权且谓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不言而喻，现实更需要制度安排与设计上的自我涤荡，因为只有以其正当性而提供预期安全感的制度，本身的安全乃至文明的进步才是可能的，所以今天更应该说的是，“匹夫兴亡，天下有责”，庶几，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有望精神新生、民族的胸腔里不光有冷血的钞票而且还有不是冷血的灵魂？

网载 2015-08-23 08: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