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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从经济发展和政治外交的角度还原了一战爆发前后的真实故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众多口岸通商，中外贸易大幅迈进，马勇认为，这段时间正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中国借用后发国家优势进行模仿型的现代化，在维持原来的政治架构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的增长。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国的资本投资全面开放，国际资本更深层地介入了中国经济。在这之前，中国国家经济基本上处于垄断状态，《马关条约》之后，在规范的、制度化的国际资本的带动之下，民办商业才真正成长起来。

近代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过程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之后资本东移的结果。通商口岸开放之后，外国尽管在中国大量投资，却始终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贸易的增长并没有突破满族人爱护土地的心理障碍。甲午战争之后，三国干涉还辽正是德国等想要租借中国土地的企图。德国虽然成功地租借了胶州湾，但在一战爆发后，其在山东的利益便迅速被日本接管。

在马勇看来，日本接管山东涉及的不止是革命叙事中的“国耻”，更反映出民主效率和国家能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和力量的政府，其决策系统涉及外交、政府、议会等各个层面，很难快速做出统一决策。1915年中国思想界因外交问题的悬而未决引发混乱。杨度提出“君宪定国论”，倡导君主立宪，认为当时的“半调子民主”不可能使国家走向富强。杨度的提议得到了袁世凯的赞赏，杨度本人更被袁世凯赞为“旷世异才”。正当杨度等人着手讨论如何在民主架构下实现政治运作的效率和活力时，陈独秀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出现了。陈独秀当年9月1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仍然坚持绝对共和原则，而置国家效力于不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认为一战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一战的爆发使得欧洲老牌强国的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欧洲国家的退缩大大强化了日本、美国对中国的支配力，尤其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得到空前强化。在姚中秋看来，“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觉醒”。与义和团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不同，此时系统的民族主义贯通整个社会，从精英到大众普遍沉浸于此情绪中，而日本正是其中的支配性因素。

其次，一战进程中的特殊条件以及战争结果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也具有决定性作用。战争后期许多中国人到欧洲参战，其中不少人直接介入法国的政治运动，如参与罢工等，成为“在法国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在其中也学会了与工人阶级结合的技巧。对于这些人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体验和记忆。他们回国后，迅速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在发言中首先表示马勇对一战实际发生的过程的还原为我们探讨一战与中国思想激变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背景。革命史观和悲情叙事常常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还原中夹杂着扭曲或虚假的成分，只有中立的叙述才能使我们对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

对于北洋政府在一战前后的作为，高全喜认为应当给予同情理解。一战是欧洲国家在各自主权国家形态相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围绕国家利益的争夺和重新调整产生的战争，是一场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争。而中国介入一战时，还只是初建的羽翼尚不丰满的民族国家，制度框架、执行能力和国家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而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北洋政府的无能。北洋政府自身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之后的宋教仁案，二次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更使得国家建设风雨飘摇，国家能力相当脆弱。

腾讯思享会 2015-08-23 08:3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