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明的痼疾——读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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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先生的专着，发表于1999年元月。此后十多年，每遇“戾气”字眼，或类似情景，首先想到的就是赵园有关“戾气”的研究。专着的开编（“明清之际士大夫话题研究”），第一章（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第一节，以“戾气”为题，说明“戾气”在全部“话题研究”中的分量。（在2006年年底出版的《制度·言论·心态》中，“话题研究”有了“续编”。作者说，虽然对该话题还有很多的“不自信”，但基本工作可告一段落。）
对戾气的讨论，是明清易代之际，明“遗民”对易代“经验反省”的一部分，刻骨铭心，因而深邃有力。王夫之和钱谦益是批评者的代表人物，批评主要体现在王的隐喻之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和钱的《牧斋有学记》里。赵园在注意到王夫之反复批评士的戾气各种表现情状后，总结道：“以‘戾气’概括明代尤其明末的时代气氛，有它异常的准确性。”
有明二百七十多年历史，政治暴虐，直接表现为杀人——非一般可想象地杀人，十足地虐杀，用赵园的话说，是“一个常识性话题”。构成她本节论述主干的，恰是“暴政—对抗”小节——对“暴政所造成的精神后果的分析”。分析引人瞩目之处，不在于对“戾气”各种形式的描述，而是鲜明指出戾气弥漫的政治根源——明代“民情士风”，是“整个明代政治的结果”。
“明太祖的杀戮士人，对于有明二百余年间‘人主’与士的关系，是含义严重的象征”。作者的指控与其分析结果，有着严密逻辑关系。但凡对明史稍有所知之人，无不对始自太祖朱元璋大规模虐杀士人（首先是进入仕途的读书人），而感到惊骇、不可理喻。太祖、成祖一路杀来，不是一个个杀，而是成千上万地杀，不是一次性地杀，而是杀人如家常便饭——将明代政治称作杀人政治，不为过也。
问题是，这种由朝廷组织的对士人的虐杀，是怎么来的呢？任何一个朝代，其维系统治的重要力量，正是儒士。有明一代，他们怎么成了当权者乐此不疲、随意诛杀的对象？王夫之有解释，赵园称为“怪论”：正是士的隐忍偷生，鼓励了暴政。黄宗羲的分析或许更接近真相：明代皇帝视士如所“蓄之”的“奴婢”，想杀便杀，想砍就砍。问题又来了：何以明代士人面对暴政宁取隐忍，皇家待之如奴婢，宁可偷生被屠，而对其不加反抗？赵园引王夫之分析道：主上刻核而臣下苛察，浮躁激切，少雍容，少坦易，少宏远规模恢宏气度，君臣相激，士民相激，鼓励对抗，鼓励轻生，鼓励奇节，鼓励激烈之言伉直之论，轻视常度恒性，以致“天地之和气销烁”，更由习气之熏染，“天下相杀于无已”。——上下相激相争，是有明一代特有的现象么？王夫之以宋代为例——据说宋代“人主”宽仁，“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实情是与不是，暂且放下。
且看作者归纳王夫之总结的有关明代“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气”的原因。“‘戾气’，不止由人主的暴虐，也由‘争’之不已的士民所造成。”除此，作者引王夫之强调“争”这一行为的破坏性，以及士风民俗浸染上的“凶险且不易救治的精神疾患”——“普遍的残忍与刻核”，对士阶层精神品质的损害，使得王朝政治的苛酷性格，犹如传染病一样，在斫伤士人的同时，也葬送了王朝自身。在作者看来，王夫之更犀利的洞见，是对弱者“隐蔽的暴力倾向”的察知，以及士民“嗜杀”品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正应了顾炎武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之论，是“较之亡国更为绝望的情景”。如此，明代戾气盛行的历史结构，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作者引鲁迅，这历史并未结束。鲁迅在《忽然想到》中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人们有理由追问，上下相激相争，朝野充塞戾气，仅仅是明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么？鲁迅回答了这个问题。作者对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也给出答案。但我以为，作者还未挖出原因背后的原因，鲁迅也未给出答案的答案。
我们不仅要从王朝的政治性格中找原因，从朝廷与士民的关系中找原因，更要从人性进化与统治意识形态教化的关系中找原因，甚至要从中国自然地域特点及其对外交往的模式中找原因。总之，笔者模模糊糊的感觉是，历史以来国人上下“戾气”、“嗜杀”性格，是这个文明“独特性”的一部分——特别予以注意的是，境外文明亦嗜杀成性，但里外世界的明显区别，是外部那个世界，以杀“外敌”为主，即使内部杀戮，也是当对方成为绝对意义上的敌人时（尤其异教徒），才大开杀戒；而本邦文明的杀人特点，是刀锋朝内，异常残酷。
当一种对内力量无以约束，领头杀人，不讲理由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这一现象的四处泛滥，过程的不断延续。或曰，吊诡的是，这一文明并未因此而自我毁灭。我以为，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吊诡之论或许成立，此后如何，还真不那么容易说清。要避免最坏结局，重温有明戾气、嗜杀的发生学研究，特别必要，由此顺藤摸瓜，上下摸底，或能找出解药。

（作者单位：万圣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