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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成员] 会对威胁群体稳定的公开讨论保持缄默……而打破这种缄默，则会被视作对群体的攻击，是一种背叛。——艾弗里特· C. 休斯（Everett C.Hughes）《好人和坏事》（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 ）

假想一下，当有人打破缄默时我们会如何应对，就不难理解《皇帝的新衣》原版中告诉国王“不是我瞎了就是你什么也没穿”的人实际上被描述成一个基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毕竟，揭露一般意义上的秘密告密者们所遭受的深刻憎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匿名），同样也会发生在那些揭露公开秘密的打破沉默者们身上。

尽管他们扮演的这种认知先锋的身份确实“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并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但是打破沉默者总体上仍是被仇恨的对象。虽然我们可以完全享受故事中一个虚构的小孩，充满勇气地帮助他的国民同伴看到他们自负的统治者实际一丝不挂，然而现实生活中对试图打破我们恰好参与其中的沉默同谋时，人们的反应通常却大不相同。实际上，除了否认一个人们已经广为形成共识的问题（比如说滥用药物），或者用开玩笑的方式来打破沉默（比如在喜剧表演中）之外，打破沉默者经常会激起深深的憎厌。

留面子

我们憎恨打破沉默者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挑战了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何为图景何为背景的结构安排，从而扰乱了我们认知上的平静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企图强迫我们承认那些我们为了免于受伤害或不安而可以忽略的事情。一位读过哈里森关于乱伦的令人吃惊的回忆录的读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该记得，俄狄浦斯，他挖出了自己的眼珠以惩罚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哈里森选择睁开她的双眼。有些人宁愿选择盲目、虚幻的无辜，也不愿意付出了解罪孽的沉重代价。她迫使人们睁开双眼，了解真相，却因此得不到谅解”。人们在遇到挑战自己已经形成的自欺世界观的信息时，经常会感到不安。很多人宁肯相信这种幻觉，也不愿相信痛苦的现实，并因此珍惜人的“做鸵鸟的权利（自我欺骗）”。通过“无知是福”和诠释约翰·列侬的话——如果闭上眼，生活会变得更轻松，他们总结说，“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会伤害你”。

“否认”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人。你正在交谈的对象一直在打哈欠，你却视而不见，这确实可以算作自我保护；但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以不使对方尴尬，很明显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

不足为奇，正因为是一个还未被世故圆滑的忽视和讳莫如深的城府等社会规则所同化的小孩，才能使得他看到了大象，并且做到宣布皇帝的一丝不挂。毕竟，这样做表明了他对皇帝的感受和尊严毫不顾忌。这与对其他人表现出移情和体贴的尊重，形成鲜明对比。比方说CNN的伯纳德·肖（Bernard Shaw）,在2000年美国副总统辩论中，颇有心计地把关于同性恋的权利立法问题给了乔·李伯曼（Joe Lieberman），而不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因为后者的女儿就是一个同性恋。确实，在2004年总统竞选中的最后一次辩论中，约翰·凯利（John Kerry）提请大家对尽管谣言四起但很少公开提及的大象进行关注，（当然，这一行为多少有伪善之嫌。）从愤怒的公众因此对他的攻击中可以看到，仇视和憎恨总是指向那些有效破坏合谋沉默的人，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对他人感受和尊严的漠视。（通过赫然公开大象的存在，他们使其他同谋者也很难继续伪装对大象的忽视。毕竟，如果没有人吸引公众聚焦在某件事情上，伪装无知会容易得多。）

故作漫不经心和小心谨慎，可以给别人留面子和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佯装并不注意（以防他们意识到我们其实的确注意到了），例如：他们增重了多少，他们放了屁，或是他们总是念错我们的名字，我们在设法帮助他们保全脸面。总之，谈论某人的结巴、口臭，或是脱发只能伤害他（她）的感情和自尊。

“有些事儿还是不说更好”的说法，也强调了保持沉默在避免冲突中的作用。作为一种效果显着的社会润滑剂，它能减小摩擦，并使得社会交往更加“平滑”。如果百分百的直率，没有什么关系能够长存。关系越微妙，越需要确保某些事情永远不要摆上桌面。

别添乱子

沉默的同谋所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面子问题，也会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则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早期作品之所以让很多犹太裔评论家恼火，是因为看到他把“犹太裔美国人日常生活中许多脏衣服（dirty linen）[1]公之于众”。同理，当杰弗里·曼森（Jeffrey Masson）宣称弗洛伊德涉嫌隐瞒自己早期儿童性虐待观点时，激怒他的同行们的——那些心理分析学家——可能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将这一观点公之于众。同样，艾沙德·曼日（Irshad Manji）《伊斯兰的问题：一个女性穆斯林对信仰改革的呼唤》（The Trouble with Islam:A Muslim’s Call for Reform in Her Faith）的出版，以及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激进地公开抨击黑人青年文化，也分别引起了众多穆斯林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强烈不满。这些证据表明，在外人面前洗净某个群体的“脏衣服”对其他成员而言，是一个特别有冒犯性的行为。《时代》杂志高级编辑克里斯托弗·法利（Christopher Farley）坦率地指出：“有一些……特定的东西……黑人是绝不会在……白人面前谈论的……比尔·科斯比打破了黑人的脏衣服就应该留在黑人的洗衣机里这个不成文的规则……一大批我的朋友和亲戚……更害怕的是他面对公众，而不是意见本身。”（也许是为了强调打破沉默和举报二者间最基本然而经常被忽视的差异，科斯比后来回应时提醒法利，并不是他实际上“泄露了某个没人知道的秘密……秘密在哪里？实际上秘密自己就会现身说法。从学校的走廊到街道，到街角的商店，再到公共交通，脏衣服就在那儿”。）

打破沉默合谋不仅会伤害一个群体的公众形象，同时也能破坏它的组织结构。就像“别添乱子”这个建议性的习语所暗示的，这会干扰群体现有的政治地位，从而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一个王国，总需要一个国王，就算他一丝不挂。难怪通常是掌权越少的群体成员在这样的“动荡”中失去的越少，同时他们受到打破沉默者的威胁也是最小的。越是掌权的（因此在保持现有地位的努力中有着更大风险）群体成员，越憎恨添乱的“捣乱分子”。

毋庸讳言，特别去关注其他群体成员所努力避免的事情，是一个隐含颠覆的行为。比方说性，福柯指出，“注定要……保持沉默，所以如果有人说出来，那就显而易见是故意的越轨行为……（当我们谈论它时）我们注意到正在挑战既有权力，我们的声调表明我们知道这是在颠覆”。事实上，就像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所说的：“在一个全体保持合谋性沉默的房间中，一句真话听起来就像凭空放了一枪。”要打破这样的合谋，就需要撕毁某些不公开的社会合约，群体对待这些违反关注规则和谈话规则的人，就像他们对待其他藐视当局和无视他们规则的离经叛道者一般。

很多群体把打破沉默者视作对他们存在的威胁。以保护她们家庭的名义，一个女人虽然怀疑她的丈夫骚扰他们的女儿，却仍会装作若无其事。桑德拉·巴特勒（Sandra Butler），《沉默的合谋：乱伦的创伤》（Conspiracy of Silence:The Trauma of Incest）一书的作者,曾敏锐地观察到，“对性虐待保持沉默，实质上就是否认其存在，这才是他们所相信的家庭保持完整的唯一方式”。

确实，许多发生过乱伦事件的家庭似乎认为，提及此事比性侵犯本身更让人难以承受。“对谈论此事的禁忌甚至比侵犯行为的禁忌更为强大。”所以，许多组织面临有人试图揭穿内部腐败事件时也是同样的情形。索尼娅（Sonja）是电影《坏女孩》（The Nasty Girl）中天真的德国高中生，为了突出她的乡亲对纳粹政府的“抵抗”，对她想象出来的他们的英雄主义做了研究。她慢慢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有意把小镇历史上屈辱的一章轻描淡写，反而是她不经意地重提历史让人们感到更不安。事实上，我们经常把结束沉默的合谋一事，看得比沉默的合谋本身，更有威胁性。

[1]也作dirty laundry，直译为脏衣服，比喻不愿公之于众的令人难堪的方面，即家丑。——译者注

来源：《房间里的大象》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着  胡缠 译

楚尘文化 2015-08-23 08: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