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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年代，更狂的人，留下颠狂的一页。（网络截图）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浩浩荡荡一大批人被赶下乡了，以文一化大一革一命站错立场的人为主体，有领导干部、有一般干部；有工人，也有街道居民。说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叫做“走五七道路”。只讲了去，没讲去多久，也没讲回来。大家议论说：“这是被共一产一党当垃圾抛弃了”，“去了就不能回来了”。心里都像灌了铅似的，我当然被列在名单上，而且还要带走丈夫和孩子们。

孩子们觉得去新的地方新鲜好玩，还挺开心呢，问爸爸：“什么时候走呀？”，却被爸爸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他们的爸爸不声不响，只是闷闷不乐。为了我带全家下乡的事，军一管组的老政一委曾找我丈夫谈过一次话，告诉他说：我没有问题，要善待我，不要闹家庭矛盾。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我丈夫只是闷闷不乐，没有埋怨我。

我们去到了边远的山区，去到了一个最最贫困的小山村。村里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是公社的一个生产队，上面接受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公社是基层政府，大队协助公社管理几个生产队。当时，生产队是集体生产，种的粮食主要是高产量的玉米、马铃薯，马铃薯也算粮食，这些高产量的作物收获后也只够吃半年。

为了坚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农民们做饭只能加很多的水喝很稀的粥，夏天菜多的时候光吃菜不吃粮食。各户有自留地，主要种菜。他们吃的用的都靠自己，买灯油和盐要靠自家养鸡下的蛋换回，买布穿衣靠的是养猪。他们最肯下功夫的是自留菜地和养鸡、养猪，生产队的劳动他们也每天都参加，但是他们说：“给队里干和给自家干就是不一样，以前自家单干那时候，都是起五更爬半夜的，现在半天晌午才能开工”。还有大队组织的联合工程比如在山坡上开梯田拦水防淹，我们这个队派工就费劲了。他们说：“原有的田都没利用好，还开山上的田？”“我们村地势高，怕旱不怕涝，不需要修梯田拦水。”后来，大步跨入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大家最肯下功夫的自留鸡、自留猪被取缔，不让养鸡养猪了，农民们叫苦不迭，可是没有人提意见，因为上面说了：“不服从就按反革命办。”
         
山区的农民对我们这些被从城市扔出来的垃圾也是热情的。我们的工资照发，买粮吃饭没有问题，我们不会担水、种菜、养鸡、养猪、拾柴，他们都热情的教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为自己的孩子曾学了注射和推拿，也很受农民欢迎。在那儿，看病、打针、吃药需要跑到十五里地之外呢。
       
我对于自己是来 “接受贫下中一农再教育”牢牢记着不敢疏忽，我知道“忆苦思甜”是必修课。我请他们忆苦让我受教育，他们都坦诚而且激动地讲给我们听，徐连昌家的说：“二两粮那年真悬，差点饿死，全家躺在炕上靠喝水熬日子，我们命大活过来了，谁谁谁就死了嘛，那一年死玄了人了。”。栾永久说：“二两粮那年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饿的没法，把玉米窝子（玉米棒外面的包皮）给吃了，没想到玉米窝子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我们活过来了”。我问：“二两粮是哪一年，是二十多年以前吧，是不是共一产一党来后就好了”，我想引导他们思甜呢，意外地，他们说不是呀，就是一九六零年的事啊。我吓了一跳，我只知道“没有一共一产一党就没有新一中一国--------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在共一产一党领导下，怎么会有挨饿和饿死人的事儿呢？

我想起来了，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北京，住在部队大院的时候，食物很紧张，肉、菜都买不到。我为了生孩子时候能有肉吃，买了两只小兔，每天出去拔草喂它们，梦想几个月后，能有一大堆兔子，能有肉吃。有人抱怨的时候，领导回应说过：我们在北京有饭吃已经是偏得了，是借了毛一主席的光，农民把粮食都送到北京来了，自己在挨饿哪！没想到这都是真的，而且实际情况这么严重。
         
其实这也是大一跃一进、人一民一公一社和过渡时期总一路线带来的必然结果。人民一公社生产集一体化已经使生产遭到破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指导下的反科学密植，又使产量进一步下降。总路线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力争上游”却变成了
“力争吹牛”。

集体化后，当官的能代表农民吹牛这一优越性是千真万确的，大队与大队间、公社与公社间，比起了放卫星，说自己的田亩产千斤，几千斤粮还不够，都成了亩产万斤、几万斤甚至还有说是亩产十万斤粮的。国家按照虚假的卫星产量向农民征收，征收的数额农民根本无法承担，农民每人只给留下二两粮外，全部收走，藏起来的也全被抢走了。二两粮维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农民怎能不挨饿？又怎么能不饿死人？后来知道，那次在全国饿一死的农民，竟有三、四千万之多！

我们在村里的时候， 共一产一党又在推行“科一学种田”，要求深耕密植，由省一革委会制定了详细的计划：要种什么作物，□宽多少，株距多少，严厉地要求农民必须照办。要求我们这些从城市来的“五七战士”和队长一同到公社开会听取部署接受任务。回村后老队长很发愁，说：“哪一块地种什么庄稼，全都得上面说了算，也不管茬口了？”他还说：“我们老农民世世代代都种田，现在倒成了不会种田的？”他想不通也得执行，共一产一党的专一制统一治是全方位的。

老队长和我丈夫商量了一下，决定进城买化肥，密植弄不好收不到粮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买化肥没有钱，五七战士们用自己的工资凑了些钱，最后队长派我进城去找关系买化肥，在国家统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物质都是国家掌控，没有市场上的买与卖，我找了关系也没买到。路过废品收购站我买下来了一堆骨头代替化肥运了回去，多少能解决点问题。
       
在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农业生产恢复了“包产到户”制度，原来被批臭了的“包产到户”又回来了，农民非常高兴。共一产一党的政策放松一些，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
           
我也进驻青年点。我们村青年点是更为弱势的群体，他们一共有十个人，三个男孩七个女孩，他们只读了小学。因为在毛一时代初中不是普及教育。他们在这个生产队，干一天只能挣一毛九分钱，挣不出吃粮的钱，形成在队里干活越多欠债也越多，回城住的时间长欠债就少。生产队还给他们吃过发霉的粮食。他们心里的委屈比天大，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干着干着，几个人就会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我进驻青年点后，和我丈夫一起帮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保证吃正常的粮食，争取菜地，争取住房维修。我自己每天也多准备一些干粮，让他们饿了的时候能在我这儿找到东西吃，也给他们准备些常用药品。有一个下大雪的晚上，我去看他们，和他们一起聊天，他们说本来要哭的，现在和我在一起就不哭了。

生产队年轻的干部们喜欢这个青年点，但是他们只喜欢女青年，他们做过计划，想把七个女孩分别娶到各自的家里，给他们吃发霉的粮食，是希望她们熬不住了就卖身投靠。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已经嫁了两个女孩。
       
我们这个青年点的男青年不受欢迎，有一次大队主任说要到我们青年点拔高草——抓走一个男青年，我表态不同意，没让他们抓。这些青年在农村真苦，我不明白他们在农村接受到了什么再教育？

未完待续

2015-08-23 0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