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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决策

　　      决策，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决策正确与否，是决定工作或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决策，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兴衰。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富有智慧的民族，早在上古时期就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决策机制，制定了较为合理的决策规则与方法。《尚书·洪范》这篇古老文献，记载了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治理国家的九条法则；其中第七条，就谈到古代帝王如何进行决策。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箕子这段谈话表明，君主处于犹豫不决的时候，该如何做出抉择。为了确定做还是不做，行还是不行，君主应当召集卿士、庶民、卜人、筮人与自己（共五类代表）一起商议，通过表决进行决策。这五类代表，代表着各个方面的意见。君主，代表君主个人的意志；卿士，代表官僚集团的意愿；庶民，代表平民百姓的意见；卜人、筮人，属于智囊人物，相当于现今知识精英，他们通过龟策，反映上天与神灵的意愿（包括自然境遇）。

　　 需要说明的是，龟策在现代人看来颇具迷信色彩，但在那个时代算是不太科学的科学。毕竟处于农耕文明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很不发达，人们对自然奥秘知之甚少，而农耕生产与人类生活又与自然条件密不可分。既然人与自然密切相关，我们的老老祖宗在敬畏自然的同时，力争了解并利用自然，探索出与此相关的预测方法。相传，“伏羲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烈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另据《易论》载：“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可见，夏商周三代都有过龟策或占卜预测。不管上述预测方法是否科学，从概率角度讲，至少有50%的准确性，故而不能一概否定。况且，卜筮预测的结果，只是决策的依据之一，权重也有限；卜筮时，遵循服从多数的原则，三人占卜，以二人结论相同为准。

　　     上述五类代表都可以发表意见，依据各种表决结果进行抉择。箕子认为，在六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是吉利的，或者说可行的。

　　     第一种，全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符合君意、官意、民意、天意与自然条件，名符其实“大同”；施行之后，就能“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可谓大吉大利，皆大欢喜。

　　     第二种，三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卿士逆，庶民逆”）。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做出决定，施行之后，也算吉利。

　　     第三种，也是三票赞同（即“卿士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汝则逆，庶民逆”）。尽管君主、庶民反对，另有三类代表赞同，也可以施行。

　　     第四种，还是三票赞同（即“庶民从，龟从，筮从”），两票反对（即“汝则逆，卿士逆”）。这种情况下，即使君主、官僚反对，只要顺应民意，仍然可行、吉利。

　　     第五种，两票赞同（即“汝则从，龟从”），三票反对（即“筮逆，卿士逆，庶民逆”。这种情况下，应慎重决断，“作内吉，作外凶。”

　　 第六种，两票赞同，三票反对，亦即“龟筮共违于人”。出现这种情况，“用静吉，用作凶。”也就是，不可轻举妄动。

　　 通过上面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出：上古君主在决策的时候，通常会综合考量各方面意见，最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而不是凭君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如果全票赞同，无疑可以下决心做，施行效果最佳；如果三票赞同两票反对，也可以决定做，施行效果尚可；如果两票赞同三票反对，就要慎重考虑，付诸实施，效果可能喜忧参半，有凶有吉。依此类推，如果一票赞同四票反对，肯定不能做，硬要施行，恐怕凶多吉少。

　　        事实上，箕子所说的决策原则与方法不愧为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法宝，值得学习与借鉴。在重大决策上，君主应把个人意志与卿士、庶民、智囊的意见结合起来。历史证明，帝王如若尊重并倾听多方面多数人的意见，就可以获取较为全面的信息，从而集思广益，便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反之，帝王如若自以为是，不尊重不倾听多方面多数人的意见，只听信片面意见，或凭个人意志决断，就必然导致决策失误，终将造成严重后果。

　　     周厉王为了增加赋税，不听大臣（卿士）的劝阻，一心实行“专利”，侵害庶民的利益，国人因此怨声载道。于是周厉王果断采取措施，指派巫师监视国人，发现哪个议论“专利”或咒骂厉王，就抓捕处死。从此以后，国人“道路以目”，再不敢开口说话。听不到反对声音，周厉王不由得沾沾自喜；宰辅召公规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周厉王置之不理，仍旧施行高压暴政。国人最终忍无可忍，共同起来造反。周厉王成为无人拥护孤家寡人，只好灰溜溜地逃跑，不得不下台，流亡到彘地。

　　     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外戚、宦官两股势力异常强大，君主宠信外戚、宦官，在重大决策上，听任这两股势力做主。尤其是灵帝，让宦官牵着鼻子走，大兴“党锢之祸”，对评议朝政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予以严厉打击，使得当时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汉王朝因此走向灭亡的不归路。中晚唐以后，唐王朝逐渐衰落，除了藩镇尾大不掉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贞治、开元时期所形成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联合协商的决策机制遭到破坏，君主信任或屈从掌握禁军（神策军）的宦官，往往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南宋时期，先后出现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他们要么依君主意愿行事，要么恃君主恩宠专权，而君主不能依据多方面意见进行决策，这样的王朝终究难逃灭亡的命运。

　　     时过境迁，跨越三千多年，如今再阅读箕子这段谈话，仍让我们对上古先贤肃然起敬。我们不禁感叹，如此古老的决策机制与原则，不仅充满着极高的政治智慧，也包含着很大的合理性。在当今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人们仍需要对诸多事项做出决策。根据与时俱进的脉博，《尚书·洪范》中所说的五类代表，其实可以类比置换为领导人、公务员、人民群众、智囊团和社会精英。如果按照箕子指示的原则与方法，综合这五类代表的意见进行决策，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失误。换句话说，老老祖宗的这一套，并不腐朽落后，还是值得借鉴的。

——原载2015年第3期《群言》杂志

网载 2015-05-19 15:5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