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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一行人觐见乾隆皇帝。画像中英使马戛尔尼和他的侍童都是单膝下跪，而不是行三跪九叩之礼。

回绝英来使所有要求乾隆发谕旨严加防范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大清君臣满以为这是“远夷慕化”，前来归顺效忠，不料这些“野蛮人”在国书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称“兄弟和朋友”而不称“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乾隆皇帝一口拒绝，让他们尽快回国。

这一年，乾隆已经82岁高龄。这个自诩文治武功超迈古今的“十全老人”，要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也不尽然，特别是当看到英船之高大，航行之迅捷，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时，他大为吃惊。打发使团离京后，乾隆连发谕旨，反复叮嘱手下官员要严防英国人报复：“今悉英吉利居西洋各国之首”，“较为强悍”，虽贡使眼见“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然而“不可不留心筹计，预为之防”。

那么，面对这一潜在的“威胁”，乾隆提出哪些“预为之防”的对策呢？一是略施恩惠，虽然赶走人家，却又用亲笔书写“福”字等小恩小惠麻痹其心；二是展示武力，展示森严的“法度”，借此恫吓与威慑；三是严防死守，严禁中国人为夷人服务，违者处死。按说这三招也算得上是考虑周详了——第一招“哄”字诀，意在令洋人“不愿报复”；第二招“吓”字诀，使其“不敢报复”；第三招釜底抽薪，叫洋人“不能得逞”。这三招并用，恩威俱下。 英国人识破乾隆三招暴露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可这三招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

先看第一招“略施恩惠”。马戛尔尼航行到大运河途中时，乾隆派人送给他一匣奶饼以示“怀柔”。但根据雷打不动的中国礼仪，英使必须跪接、谢恩，至少须亲自到场领受。当时马戛尔尼正卧病在床，根据陪同官员松筠在奏章中的记载，“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于是马戛尔尼不得不“扶病至奴才舟中”，并且“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感激涕零。可事实上，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北京朝廷……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 ”以一匣奶饼逼人扶病前来，还要人家奴颜婢膝感恩戴德，这种招数，哄哄大清臣民也就罢了，岂能哄得了久经平等自由理念熏陶的英国人？

再看第二招“武力恫吓”。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 “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至于第三招“封锁消息、杜绝往来”，更属掩耳盗铃。马戛尔尼本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为此，他带来了杰出的学者和作品，如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带来了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最新的热气球、复滑车和天体运行仪，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然而，清廷却不屑一顾。福康安将军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等反应冷淡”，贪婪的太监抢走大水晶吊灯时还把派克透镜打碎了。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 ”他们愤而宣称：“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个“蛮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廷永远不会明白，倘若既没有综合实力作现实后盾，又没有体制活力作未来倚恃，所谓“安抚”绝招，不过是无本之木罢了。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除了战争，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它睁眼看世界——换句话说，4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王朝雪崩，已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作者 林永芳  摘自《百家讲坛》）

乾隆皇帝真的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吗？

作者 吴从周

《乾隆帝》

作者：[美] 欧立德 (Mark C. Elliott)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4月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的队伍抵达北京，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

这次会见，被认为是近代东西方一次至关重要的接触，尽管结果令人沮丧。在英国使者面前，乾隆皇帝展现了一个东方独裁者的傲慢、保守和愚昧，他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他甚至在接见使者时问道：“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

这一段公案，几乎成了晚近中国衰朽封闭的象征。然而，历史是否真的像它表面呈现的样子呢？

欧立德的《乾隆帝》重新叙述了这个故事。这是一本面向美国和欧洲读者的书，目的是向他们介绍乾隆皇帝，一位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作者在序言中说，绝大多数欧美读者对乾隆本人的事迹一无所知，甚至连其名号都不知晓。这种状况让欧立德感到惋惜，但其实并不奇怪，中国人同样不太搞得清伊丽莎白一世和路易十六，提起这两个名称，可能更容易让中国人想起一种甜瓜和一种昂贵的酒。

这种陌生感，似乎并未远离1793年。但实际上，乾隆对于西方地理并非一无所知。

1760 年，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就曾进献《坤舆全图》，这张世界地图中，两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地理调查和地理发现的各项重要成果都包含其中。蒋友仁还曾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勘测绘制新疆地区的地图。一个对地图如此感兴趣的皇帝，怎么会搞不清英国在什么地方？

而从康熙皇帝的时代起，法国政府就一直在向中国派遣“科学传教团”，他们与清国的皇室建立了良好的交往。如果不是在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乾隆的使团也将抵达巴黎，拜见路易十六。

欧立德提出疑问：“乾隆是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语法错误的人，怎么可能会假装不知道英国和俄国的相对位置呢？”

他猜测，乾隆皇帝之所以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是故意要给马戛尔尼使团留下一个印象，即“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

如果我们去察看更多关于这次觐见的史料，就会对乾隆皇帝“保守愚昧”的刻板印象产生怀疑。当英国使者向他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皇帝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第二天，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乾隆皇帝所处的时代，几乎跨越了整个18世纪。这个世纪的西方，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世界史上，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革命时代”。

以往，人们往往认为这个时代只发生在西方，而东方发生的，只有在康乾盛世中得固步自封。

东方是否成为纯粹的旁观者呢？事实上，东亚的深刻变革，也在乾隆的时代发生，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

乾隆的军队征服了新疆，尽管后来依然叛乱频仍，而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在此建立起像中原地区那样的统治方式。但乾隆朝的远征依然影响深远。

它不仅大大扩展了清朝的疆域，而且影响了世界历史。中国和俄国的竞争不再仅限于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延伸到了中亚；准噶尔的消亡，则意味着欧亚大陆最后一个有威胁的游牧民族联盟已经消失，“上帝之鞭”和成吉思汗的时代彻底成为过去。

欧立德评价说：“乾隆的这次征服其实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另一方面，虽然乾隆并不那么喜欢外国人，但他对东西方的贸易显然并不排斥。当不恰当的贸易禁令，使得南方的丝绸市场受到影响，影响蚕农和纺纱工人的生计时，乾隆批评道：“徒立出洋之禁，则江浙所产粗丝转不得利，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中西方的贸易在乾隆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2300万镑红茶，这些茶叶带来的茶叶税，为英国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每年有3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在商业的主导下，一个新世界正在展开，而中国无疑是参与其中的。

乾隆朝作为旧时代最后一个盛世，有很多弊病值得批评，但它未必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固步自封，而且也无法不参与到世界性的变动中来。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乾隆皇帝，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也不得不如欧立德所言：“天之骄子，世界之人”。

网载 2015-05-15 14:3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