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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一篇2012年的旧文了。

　　全球的目光，至少是全球华人的目光，如今都聚焦在明天（1月14日）举行的台湾大选上，但我这篇文章，却想聚焦于今天（1月13日），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纪念日，但这两个日子却有着某种关联。

　　24年前的今天，台湾前领导人蒋经国逝世。就在他逝世的13天前，台湾宣布解除报禁；就在他去世的半年前，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这些决定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也使明天举行的多党竞争的总统、立委选举成为可能。

　　记得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时，我还在中国大陆媒体工作。当时与一位大陆媒体人谈及此事，他说，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创立的，蒋经国也一直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培育，民主意识如果没有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至少也潜伏在他的DNA中，蒋经国解严开禁之举，便是他一心想在告别人世之前实现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遗训的体现。

　　此言似乎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蒋经国都不像是一个为民主化进程“开闸”的人，更别说主动设计、建设台湾的民主制度了：

　　首先，蒋经国属于“太子党”，是老独裁者蒋介石刻意栽培的蒋家第二代“接班人”。在蒋经国接班时，全球各国，除了君主制国家之外，无论是右翼独裁政权，还是左翼专政体制，只要名义上号称“共和国”，子承父业的国家还不多见，那时的苏联阵营诸国，虽属极权，但既然号称“无产阶级专政”，权力转为家族世袭便难以想象，至于朝鲜金日成公权私授，搞金氏家天下，则是后来的事。而当时的右翼独裁政权，如南越、南韩等，只要不是君主制，权力世袭也颇为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经国似乎是台湾版的金正日。据说他掌权后，还有意培养一个台湾版的金正恩——他的二儿子蒋孝武，只是因为后来外界怀疑蒋孝武卷入了暗杀美籍台湾作家江南的行为，蒋经国才被迫放弃了培养蒋家第三代“接班人”的努力。

　　其次，蒋经国曾主管过台湾情治部门，台湾很多侵犯人权、压制自由、迫害异见人士的行动都与他有关联。从这一点来看，他又仿佛是台湾版的贝利亚。

　　再次，蒋经国没有在西方民主国家留过学，反而曾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长期留学和工作，前前后后呆了12年，并且具有中共党员与苏共预备党员的双重身份。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说过，蒋经国回到中国时，“思想里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虽然回国后血缘亲情战胜了马列信仰，蒋经国与父亲一起坚决反共，逃台后又共同建设所谓的“自由基地”，但他头脑中仍然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思想。1955年，美国学者怀丁（AllenMhiting）访问蒋经国时，蒋经国曾对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共匪攻击得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惟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又是台湾版的苏哈托。

　　但就是这个看似集金正日、贝利亚、苏哈托于一身的蒋家第二代独裁者，却在临终前不久打开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闸门”。

　　谈到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我比较赞同一些台湾学者的观点：首先，台湾“解严是人民反抗、国际压力与统治者对环境变化的评估（不是仁慈地赐予，而是不得不为）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悠然《蒋经国解严的原因》）；其次，即使是被动所为，蒋经国的改革措施也“明显有其限度，无法与自由化的改革画上等号”（薛化元《蒋经国与台湾政治发展的历史再评价》）。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蒋经国被迫、有限的政治改革的重大意义，而且，恰恰因为蒋经国在台湾、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他才能力排众议，解除戒严，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蒋经国临终之前“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台湾的民主才能冲破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力得以推进。即使是曾经多年从事党外民主运动的台湾政论家孙庆余也认为，“蒋经国在世最后两年的开放措施，以国民党的体质来说，堪称是‘惊天动地’。蒋经国若不开放，继他之后掌权的国民党保守派更不可能也不愿开放。而既已开放，除非出现动乱或台独运动失控大事，导致国民党保守派有辞可借，国民党开明派及广大的台湾中产社会也不会容许再关闭了。”

　　大半生均为典型的威权人物的蒋经国，却因其弥留之际的“开闸”之举而流芳青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小蒋的历史地位因此举而一步便从“独裁者”跃升为“伟人”；在多数台湾民众看来，他的声望甚至远远超越了台湾民主时代的某些着名政治家。例如，在十多年来台湾媒体针对台湾历任总统的贡献所作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蒋经国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一度高达七成，不仅远超其父蒋介石，也远超民选总统李登辉、陈水扁。

　　那么，蒋经国为何能够获得学界和民众的如此偏爱？

　　蒋经国民望遥遥领先，自然与其执政时期一贯的亲民作风有关，也与老蒋死后蒋经国在部分程度上弱化了其父的白色恐怖政策有关，例如，美国学者温克勒（EdwinA.Winckler）就认为，小蒋的统治风格其实是一种“软式威权”，有别于老蒋的“硬式威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台湾，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都承认和肯定蒋经国晚年解严之举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曾说，“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即使扩及到全球范围，台湾的民主转型也属于较为平顺之列。虽然蒋经国是在民众抗争的压力下被迫作出了有限的政治改革，但在各国民主转型史中，却不乏独裁者面对压力拒不交权、甚至屠杀民众的例子，如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等，即使是西方民主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其民主转型也都充满了血腥、仇杀、动荡、反复、甚至战争，而台湾能够基本和平地过渡到民主，蒋经国的让步自然居功甚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蒋经国从独裁者到民主“开闸者”的转变，并非仅仅是临终最后一脚，而是至少有一年的研究、筹划和准备：早在1986年3月，蒋经国就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在当年10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石破天惊地对外宣布：台湾准备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行文至此，读者可能会感到失望：在台湾又一次大选之前，你不去预测谁会当选，你不去比较三位候选人的政纲，你不去分析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却要重新评估一位24年前去世的历史人物的功过，现实意义何在？

　　但我认为，今天老调重弹，对台湾、对中国大陆、对全球，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台湾的现实意义是：民主的“闸门”早晚要开，早开比晚开强。无论民主后的台湾出现了多少乱象，今天的台湾也比蒋介石时代的白色恐怖、万马齐喑强，而且走过跌跌撞撞的民主学步期后，民主机制自有一种纠偏、趋中的自我修复功能，无论通过选举上台的李登辉在两岸关系上如何走极端、陈水扁在族群关系上如何玩煽情、陈氏家族又如何利用公器搞贪腐，但最终还是选民手中的选票、定期的选举和民主制度下的法治，纠正了这些极端的内外政策，惩罚了相应的执政者及其政党，并把贪腐滥权的陈水扁送进了监狱，即使在两岸关系上，如今的蔡英文与马英九的分歧，也要远远小于当年陈水扁与连战的分歧，因为走极端的两岸政策得不到求稳心切的多数选民的支持。

　　对中国大陆的现实意义是：搞民主改革，并不一定会让改革者失去权力。曾经的独裁者蒋经国，“华丽转身”为台湾民主的“开闸者”，也为多年来一直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共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同种同文同文化的榜样——与其被革命的洪水冲决大堤、冲毁闸门，不如趁水势尚不汹涌之时打开闸门，然后因势利导，即使被动顺势因应民意，也被逆流抗衡民意强得多，而且，蒋经国的解严之举并没有给他领导的国民党带来“灭顶之灾”，反而因其主导民主改革，国民党继续在后来的选举中获得民意授权，执政多年，即使2000年大选中因党内分裂而被民进党夺走政权，但痛定思痛，仍然在2008年重新赢得大选。

　　对世界的现实意义是：既然民主是民心所向、历史趋势，就需要早作安排。去年是全球抗议之年、阿拉伯“变天”之年，今年则是多国政府换届之年，阿拉伯世界或者其它地区也许还会出现新的洗牌，当此风云变幻、民情汹涌、动荡不安之时，对比本？阿里的仓皇出逃、穆巴拉克的被逼下台、卡扎菲的血腥镇压、阿萨德的负隅顽抗、普京的换位游戏，24年前蒋经国在弥留之际强撑病体、开闸放水之举，更显得大智大勇，可贵可敬，不仅为国民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为台湾避免了一场决堤革命、为华人社会创立了一个和平民主过渡的先例，也为全世界的独裁者留出了一个体面退让的后路。

　　蒋经国冥辰20周年时，《先锋国家历史》杂志曾有一篇纪念蒋经国的文章《输给时间，赢得历史》，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习惯了靠特务机关将台湾整治得井井有序的蒋经国，也许是第一次见识自己亲自从魔瓶释放出的民主。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

　　19天后，蒋经国病逝。”

　　历史应该记住蒋经国弥留之际的这个落寞茫然表情：此时此刻，蒋经国的心情，大概就像整整四年后（1991年圣诞节）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辞职书上签字时的心情：失落乎？欣慰乎？无人知晓，只有落寞的英雄自己知道，独自咀嚼……

　　但就在此时此刻，这两个亲自打开民主魔瓶的旧体制送葬者的人格实现了升华。

FT中文网 魏城 2015-05-15 14:37:26